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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马列主义认识论，新闻中的事实就不是从现实生活的总和中抽出来的，而往往可能是随便抓来的个别事例，把片面的东西夸大为全面的东西，把次要的强调为主要的，把偶然的、个别的说成是必然的、普遍的，甚至把错误的写成正确的。这样写出来的新闻必然是概念加例子，一般化、概念化。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朱穆之同志对这种根据意图找材料的方法有一个深刻分析：
记者实际上只要熟悉党的政策条文，并且根据这些条文搜集到一些能说明这些条文正确的材料和实例，就可以完成任务了。他无需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他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重大的问题，需要独立思考……
很可惜，有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来要求报道的，也就是这样来作报道的。这就产生了大家所熟知的情形：许多同志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发什么新闻，而是用主观愿望去套实际情况，按照自己愿望发新闻，因此，要什么有什么，要好有好，要坏有坏，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
这是主观主义的报道方法。这种方法，说得不好听些，和作“广告”没有什么很大不同。其结果就是所谓“概念加例子”，就是所谓“赶浪头”、“随风倒”，就是一般化、片面性【39】。
朱穆之同志讲这些话已过去了50多年，但在中国新闻界，这一顽症至今还未能解决。
正是这种图解政策的做法，妨碍了我们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使得我们的报道往往一般化、概念化。宣传党的政策是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带着一定的意图下去采访也是需要的。但政策条文、报道意图不应该成为凝固不变的框框。一切具体的观点、结论，只能产生在全面了解实际情况以后。记者应在现实生活中考察党的政策贯彻以后所产生的实际结果。深入了解成绩和效果、问题和困难、失误和倾向、群众的反映和生动活泼的创造性，这样来检验自己报道思想是否正确，从而选定报道的题目。
2．改变公报式、命令式的做法
新闻工作中有时有这样的情况，一谈到报纸要加强指导性，报上就增加会议新闻、领导同志的指示、工作经验介绍以及许多技术性、业务性的报道。把指导性新闻写得像会议公报，像对读者发出指令。而读者对此却不感兴趣。
这是对指导性片面理解而得出的一个片面的结论。所谓片面理解就是把报纸混同于党政机关向读者去发号施令；以指导者自居，想对业务工作进行具体指导。这就离开了报纸的特点去理解指导性。
会议新闻、领导指示并非不可见报，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会议新闻和领导指示登报？报纸既然是面对众多读者的，那么一般来说，就要选登与众多的读者有直接关系的会议新闻和领导指示，这样，读者才会有兴趣，才愿意读它。
具体业务工作也并非不能上报，事实上，许多新闻报道离不开业务工作。问题在于：这种具体业务工作所包含的意义是否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这需要跳出具体的工作圈子，把个别的业务、经济现象上升为普遍性的业务、经济问题，从社会看企业，从思想看事件，才有广泛的社会兴趣。这样的指导性群众怎么会不欢迎？
增加指导性，不能靠数量上取胜，更不能靠发号施令，靠说教，关键在于新闻能否真正抓住读者所关心的问题，能否启迪读者的思想，能否令读者信服。
3．防止片面性、简单化
从历史和当前的实际工作来看，如果说失实是新闻中的突出问题，那么片面性、简单化是宣传上的突出毛病。在全国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改进宣传工作。许多代表、委员尖锐地批评有些新闻媒介在宣传上长期存在片面性的毛病。这种片面性宣传损害了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性、严肃性，搞乱了群众思想，妨碍了改革的进程。片面性、简单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宣传党和政府的某一项政策、规定时，往往只有质的概念，而缺乏量、度的把握，说了不少过头话。真理往前多走一步，便成了谬误。比如，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全国大多数农村已解决温饱问题，有些地区、有些农户开始先富起来。选择一些典型，宣传农村大好形势，可以鼓舞全国人民。但在一段时间里，全国有许多新闻单位连篇累牍地报道万元户、万元户村的新闻，这给城镇居民造成错觉，似乎农村万元户遍地皆是，农民都已发了大财，似乎中央只关心农民，不关心城镇工人，产生一种“失落感”。又如，中共中央为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提示要重奖那些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有些新闻单位在宣传这一规定时，不断加码，重奖的数目从一万元、二万元到十万、几十万，奖得越多越先进，结果使这一规定又走了样。任何一个事物，质和量、度是密不可分的。质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的条件，质决定于数量的界限。一旦量变超过了质所规定的限度，事物的质会改变。因此，我们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既要有质的规定性，又必须把握量的规定性。
（2）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善于从整体上把握党的方针政策，而是孤立地、静止地宣传党的某一项具体政策、规定，造成宣传上的左右摇摆。例如，在宣传农村要兴办乡村企业、增强农民的商品观念时，强调了“无工不活、无商不富”，而忽视了“无农不稳”这个基本点，造成许多地区只管工商、放弃农业。在企业管理上，当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时，就把企业的一切成绩归功于思想政治工作，宣传人的觉悟决定一切，忽略了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的必要性；而在宣传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的重要性时，又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上。在宣传提高经济效益时，强调了企事业单位要盈利（这是正确的），但当宣传精神文明时，却又去宣传有些工厂的工人利用上班时间，拿了工厂的许多材料免费为居民服务，这种慷公家之慨的举动也受到赞扬，似乎一讲到金钱就玷污了精神文明。1998年国务院提出要确保当年8％的经济增长时，许多新闻媒介大力宣传高速度，在某种程度上使有些地方和有的企业忽视了产品的质量、成本、经济效益，忽视了我国国力的实际状况，助长了各地在建设速度上的盲目攀比。
（3）脱离具体的条件，脱离历史的环境，简单地肯定一切、否定一切。当宣传承包责任制时，提出“一包就灵”，把过去的一切管理方法一笔否定；而当宣传租赁制的优越性时，又全盘否定承包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针，提出以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搞活中小国有企业。不少新闻媒介又唱起：“一股就灵”的赞歌。从“一包就灵”到“一租就灵”再到“一股就灵”，这样简单化的宣传怎么能让人信服？
片面性、简单化，表现在推广一些先进典型的过程中，不顾时间、地点、条件，搞一刀切、一律齐。“文化大革命”中，大力宣传“农业学大寨”，要求“学大寨不走样”，从劳动组织、评工记分、农田基本建设都跟大寨一模一样，这样的指导，给全国农业生产造成灾害性后果。在报上，我们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地方能做到，其他地方为什么做不到？”其实，这必须作具体分析，有些确实是主观上不努力，有些就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允许，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蛮干。对于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地都应该贯彻，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但在具体的做法上，各地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去办。例如，农村政策放宽后，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宣传上要注意什么呢？邓小平同志这样及时地告诫我们说：
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40】。
（4）在先进典型的宣传中，往往强调革命精神而忽视科学态度。“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中华崛起而顽强拼搏的精神，在经济建设中是非常必要的。但革命精神、拼搏精神必须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丢弃科学态度，只讲拼搏，那只能是蛮干。然而，我们有些新闻报道，恰恰把蛮干当作拼搏，不讲起码的科学精神，甚至去赞扬无知。比如，有家省报刊登长篇通讯，介绍一位女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我们身边的赵春娥》，说有一次，“她头被砸出一条长口子，鲜血直流，缝了好几针，第二天照样上班”。“几年前，她患胃病……一天只吃一馒头，还是带领大家加班干活”。有家中央报纸发表《一块熊熊燃烧的优质煤》通讯，介绍一位青年掘进工的先进事迹。文中写到，有次他的脚脖子被十字镐扎了半寸多深的洞，医生给他治疗后，反复告诫他伤脚不能动，不能沾水，谨防感染。但他第二天照样上班。工友劝他别拿身体开玩笑，他竟回答：“我个儿虽小，连骨带肉也有上百斤吧，这么个小窟窿，连二两都没有，有什么了不起？”三天后，果然伤口感染。有的报纸宣传“为四化建设‘超负荷运行’的人”。这种种宣传，违背最起码的生理知识，不但不能使读者感动，反而有点可怕了。
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当然不能面面俱到，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宣传重点。那么，宣传重点和宣传的片面性有什么区别？“重点”是根据事物内部矛盾的不平衡原理而提出来的，要求我们分清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抓住一个时期的主要倾向、关键问题，这就叫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而“片面性都以只有极端才是真理这一点为根据而自命为真理；结果任何一个原则都只表现为脱离某一他物的抽象，而不表现为整体本身”【41】。
我们在宣传上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简单化毛病，反映有些新闻工作者理论基础较差，政策水平不高，缺乏对实际生活的真知，更不善于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也反映有些新闻工作者长期以来习惯于政治运动那一套宣传报道方式，闻风而动，大轰大嗡，一拥而上，一风而吹。为防止宣传上的片面性、简单化，我们要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全面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切实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
第三节 新闻事业的群众性
谈到新闻业的群众性，许多同志想到新闻、评论的表现形式和语言。的确，表现形式应该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语言应该通俗易懂，这些是群众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全面。新闻业的群众性应该包括三层含义。
（1）在内容上，新闻业应该尽量满足群众的需要。
（2）在工作路线上，新闻工作应该走群众路线，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3）在形式上，新闻、评论的表现形式应该尽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由于表现形式基本上属于新闻业务范围，本节只讲第一、第二个问题。
一、新闻业依赖群众的需要而存在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大众新闻传播工具，例如一张报纸，不管是哪个阶级办的，是近代还是现代，是中国还是外国，也不管各自有怎样的宗旨和主观动机，它总是办给社会大众看的，而不是为了“自产自看”。没有读者的报纸，没有人收听的广播，没有人收看的电视，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新闻业和群众，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那么群众为什么要读报、听广播、看电视？我们在前面说过，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客观世界的变动以及对这种变动作出正确的解释，以此来作判断，采取行动；除此以外，还想获得新的知识、增加见闻、娱乐身心。这就是读者（观众、听众）的需要。在新闻业和受众的关系中，到底是要求新闻业去满足受众的需要，还是要求受众去适应新闻事业？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和消费时曾经写道：
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
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