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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推动你不知疲倦地去工作，把个人的一切融化在党的新闻事业中。那种忘我奋斗的献身精神可以推动你无私无畏地去工作，在任何挫折、任何遭遇面前挺起腰杆，不怕失败，不怕打击，不怕孤立，像革命先烈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不会像姚文元那种文痞，专以邀功请赏为能事。它可以使你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事业的关系，不计个人名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新闻工作是崇高的、光荣的、幸福的，这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可以获取什么好处，而是因为新闻工作是整个事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为党和人民擦亮眼睛，它给人民以方向、力量和希望，它为党宣传，为人民呼喊。幸福之花是为宣传真理、捍卫真理的勇士而开的。如果有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从新闻工作中捞取个人名利，一旦幻想破灭就怨天尤人、悲观失望，那只能说明这些同志还不了解新闻工作的特性。
二、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十分熟悉党的方针政策
从多年的实际情况看，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对于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比较重视，因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我国新闻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党的方针政策是我们搞好宣传报道的一个依据。不熟悉党的方针政策，新闻工作者寸步难行。但有的同志往往比较忽视理论修养，在新闻队伍中流行这样的口头语：政策是实的（实用），理论是空的（无用）；政策是硬的（必须的），理论是软的（可紧可松）。或者认为，理论修养对搞言论的同志必不可少，对搞新闻报道的可有可无。这种认识，使得不少同志放松了理论学习，严重地影响新闻工作的质量。
“共产党记者最可宝贵的知识，是理论知识。”这是刘少奇同志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的一句名言。
我国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的新闻工作要指导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给人们以前进的方向，必须以科学的革命理论的光辉思想赢得人心。人民群众通过新闻事业不但要了解新闻，还要受到思想上的启发，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能豁然开朗。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善于从理论上来分析，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办不到。报纸上有些新闻、评论，人云亦云，套话空话连篇；就事论事，只会罗列一些事实，而不能作深入的分析；只会用“应该”、“必须”来发号施令，而不善于通过分析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这反映出我们理论水平比较低。谢觉哉同志曾这样说：文章的好坏，首先要看内容是否好。人云亦云，没有独到的思想见解，没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决不能说是好文章。当然，这是不容易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有些问题上站得比别人高一些，看得比别人远一些。这靠什么？不靠聪明，而要靠我们真正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锻炼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10】。
新闻工作天天面对着新的情况、新的问题，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问题，并不是靠几个现成公式就能立刻分清是非好坏来的。恩格斯说过：“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11】这就使新闻工作容易犯错误。但容易犯错误，并不等于可以原谅自己，可以心安理得。我们认识到新闻工作容易犯错误，就要去研究如何避免犯错误，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办法之一，或者最重要的办法之一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在1991年3、4月间，上海《解放日报》接连刊出署名皇甫平的三篇时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想》（3月2日）、《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些》（3月22日）、《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4月22日）。这三篇文章就当时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问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就当时争论不休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问题，作者明确地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在干部的任用上，作者提出要重用一批敢说敢为的优秀青年，并尖锐地提出：“只有那些‘口行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才毫无疑问决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里来。”这三篇文章，立刻轰动海内外，外电纷纷报道，人们争相传阅，因为它们切中时弊。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态势，就像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12】这三篇文章就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邓小平理论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典型范例。
我们都知道，我们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但要在实践中考察它执行的情况，而且还要从理论上去正确理解它、把握它，然后才能恰如其分地宣传它。我们在前面指出的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过程中出现了片面性、简单化的毛病，群众也指出新闻媒介在宣传时忽“左”忽“右”，忽儿提倡，忽儿批评，“东一榔头西一棒，急刹车，脑震荡”。产生这种毛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在宣传过程中犯了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错误。
有的同志认为，我在写新闻的过程中，仅仅是客观地叙述事实或用事实说话，通篇只见事实不见理论，也不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需要什么理论修养呢？确实，有许多新闻并不需要有理论色彩。然而，对记者来说，理论的重要不在于你笔下有多少理论色彩的文字，而在于在选择事实、分析事实、叙述事实的过程中，反映出记者的思想水平。
三、乐于深入实际，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
新闻事业必须真实地迅速地反映现实的变动，因此，新闻工作者应始终和实际、和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一位新闻工作者有没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渴望。
在新闻工作中，和实际保持联系有两种联系法。一种是“蜻蜓点水”。这些同志往往关起门来想点子，凭着经验吹路子，跑到下面找例子。这种联系只是表面上的接触，并不叫“深入”。这些同志往往迷信自己的“灵感”、“聪明”、“点子多”，他们缺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渴望。这是新闻、评论中平庸之作的致命伤。另一种是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就是长年累月地深入下去，去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去了解现实的变动，反映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创造和人民群众的要求、意见、呼声。这才是新闻工作者的好作风。
一切真知灼见，一切对实际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作品都是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中得来的。这是已被新闻史和当前新闻实践中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范长江以《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通讯集而闻名。1935年7月开始，他为了实地考察，历经川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区，爬过大雪山，穿过瘟疫区，晚上睡牛棚，露宿野外，有时和腐尸为伴，历尽险恶，四次险些丧生。“西安事变”刚刚发生，外面谣言四起，他为探求事件真相，只身闯进西安，后又秘密去延安。他就以这次自己亲身的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揭开了中国西北部神秘的内幕，唤起人民挽救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揭穿了国民党对西安事变、对共产党所散布的种种谣言，使许多奇谈怪论不攻自破。这两本通讯集里有具体的叙述、形象的描写、深刻的分析、精辟的见解，都给当时读者很大的震动。范长江的这些成就都是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得来的。“教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自己应该有一缸水”，其实当记者何尝不如此？“百里挑一，以一当十”，这是有经验记者的口头禅，意思是说：要从一百个事实中挑出一个事实来，才能使这个事实起到十个事实的作用。要收集大量丰富的材料，那就只能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还改造了自己的世界观，增强了对群众的感情，产生了真诚地为群众服务的愿望，说群众想说的话，与读者共悲欢哀乐、甜酸苦辣，打成一片，真正成为群众的耳目喉舌。邹韬奋以他在《生活》周刊上的小言论出名，这个小言论最大的特色就是抓住了群众当时最关心的问题，而且以最通俗的群众语言像朋友谈心那样来写作。韬奋小言论的成功就在于他热爱群众，始终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大量的来信，他每封必复，开始亲自写，后来实在忙不过来，才请人代笔，但发信前一一过目，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从群众的大量来信来访中，了解群众的情绪、要求，用自己的笔为群众呼喊，群众来信成为他的小言论的“维他命”。就像他自己所说：“每篇不到一千字的‘小言论’，在下笔之前，要费很多时间考虑什么是当前大多数最关心最焦虑的问题。”【13】
就因为这一点，在他的笔下，倾注了群众的思想感情，跳动着群众的脉搏，受到群众的欢迎。
一切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一切想真正作为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新闻工作者都应该热爱群众，有一种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渴望。
四、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和一定的专业知识
看过《燕山夜话》的人都赞叹该书作者学识渊博，文笔优美。这和作者邓拓博古通今分不开。论历史，他是有名的明清史学家；论文学，他是著名诗人、散文家；论新闻，他写过几百万字的社论，是位政论家。邓拓掌握丰富的知识，写作杂文自然游刃有余。
要求新闻工作者都成为一个方面的专家，当然要求过高，但有比较广阔的知识面，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却是从事新闻工作所必需的。
知识帮助记者深入采访，与被采访对象有共同语言。没有丰富的知识，采访难以深入。对被采访对象的调查表明：70％以上的同志喜欢和记者采取讨论方式来交谈，而不喜欢“你问我答”方式。在这样的讨论方式中，记者必须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否则就讨论不下去。即使在“你问我答”的方式中，记者的问题提不到点子上，或老问一些很浅的问题，答者也会索然无味。有位记者去访问地质学家，听不懂地质名词，连连请人家解释，一个、二个、三个……解释多了，地质学家不耐烦了，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通俗地质读物给记者，请他读完后再来采访。
知识帮助记者辨别真伪、是非，找到问题的关键，而不会轻信上当。美国《纽约时报》曾有一位总编叫卡尔·范·安德（1904—1925年任总编）以他对数学、化学、物理学的造诣开创了美国的科技报道。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世人称之为“只有他和上帝”才领悟的天书。但安德却以丰富的学识意识到这一理论的潜在意义，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许多文章介绍相对论，几年后就使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美国老少皆知。有一次，安德收到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篇讲稿，当他仔细核对时，发现讲稿中一则公式错了。他打电话去询问，对方说：“没错，爱因斯坦就这么讲的。”安德说：“那么，一定是爱因斯坦讲错了。”最后去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吃一惊：“安德是对的，我在黑板上抄写时把公式抄错了。”这则奇闻，一时成为美国报界的美谈。这样的编辑当然是很罕见的。但掌握必要的文史地理知识、自然知识，不要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却是对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最基本要求。然而常识性的错误，在我们有些报纸上却是屡见不鲜。例如，中央一家报纸报道军民合力扑灭一家银行火灾的消息，不到一千字，却多处出现常识性错误。消息中说，“银行库存150万现金撒满一地，分文未失。”按规定，金库现金是保密的，只有银行行长才知道并不得外泄，记者怎么知道的？“哗啦一声，一只柜子摔下来砸开了，钞票、账本撒了一地。军民在烈火中抢救撒在地上的钞票。”这又是外行话。银行钞票都放在保险箱里，不可能摔下来就砸开。银行失火，关键是首先抢救账本，钞票不过是纸币，只要不流散出去，烧了也无所谓，可以重印。“副教导员李银海踢开着火的大门，冲进金库……”谁都知道，银行的大门不是木制的，而是铁门。铁门怎么可能一脚踢开？记者不深入实际，又缺乏银行的普通知识，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