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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械拇竺挪皇悄局频模翘拧Ｌ旁趺纯赡芤唤盘呖考钦卟簧钊胧导剩秩狈σ械钠胀ㄖ叮嵝疟鹑说慕樯埽殖稣庖恍┬袄础Ｓ幸黄ǖ揽碧焦ぷ鞯南⑺担骋蛔晏蕉幼炅�1。2万多米，“这一钻进深度，相当于把我国最高的喜马拉雅山高峰从山顶钻透到山脚以下三千多米”，这是缺乏科学常识的错误比较。珠穆朗玛峰高8848。13米，指的是海拔高度，不是山顶到山脚的高度，从山顶钻到山脚并没有这么高。还有“高炉出钢”、“年降水量二百一十天”，把软体动物鱿鱼、墨鱼、章鱼说成“鱼类”等等说法，被人们传为谈笑资料。还有人由于孤陋寡闻，把有些东西动不动就称为“世界第一”、“世界之最”。更有甚者，一位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在现场直播中，居然不知道每年的十二月份是30天还是31天，说要回去查一查，真是出尽洋相。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知识还能帮助记者、编辑把新闻、评论写得丰富、生动、深化了主题，更富有说服力。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新闻稿中，交代了南阳的历史背景。这一交代使人明了南阳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而深化了我军占领南阳的意义。
新闻工作的性质要求记者才思敏捷，写得快。这和作者的知识修养有很大关系。古人说：落笔原非倚马才。没有平时的知识积累就不可能有倚马可待的本领。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工作时，无论社论、新闻，常常一挥而就，又快又好。这不但因为恩格斯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对现实的深刻了解，还因为恩格斯有渊博的文史、自然科学知识。马克思赞扬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14】。而马克思本人也同样如此。拉法格曾说：“马克思的头脑是用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和自然科学的事实和哲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而且他又非常善于利用长期脑力劳动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和观察”，所以，他能迅速解决各种难题，“不管碰到什么题目，非常丰富的有关事实和见解立刻就涌上他的脑海”【15】。
从目前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介急需一批学者型的或称专家型的记者、编辑。这批记者、编辑应有广博的知识，又在某一专业，如金融、经济、法律、农业、体育等领域，有一定的造诣，成为里手行家。尤其在报纸的深度报道、电视台的新闻透视等栏目中需要这样的学者型记者、编辑。我们有些新闻报道，写得外行看不懂，内行不要看，就因为记者本人似懂非懂，结果抓不到要害，写不出通俗易懂的文章。新闻界有句流行话：记者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就因为有些深度报道写得太幼稚，尽说些外行话。
五、有熟练的新闻业务才能
一名新闻工作者要有熟练的新闻业务才能，这是无须多说的。这里需要指出的仅仅是：一名编辑、记者，不仅应该精通一行，而且要样样都能拿得起来，包括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包括各种新闻体裁，消息、通讯、新闻特写、新闻评论、调查报告等等。因为只有熟悉新闻业务的全盘工作，才会从整体上去处理自己的局部工作；只有熟练地掌握各种新闻体裁，才能恰到好处运用各种材料。现在各新闻单位都有一些这样一专多能的记者、编辑，发挥了业务骨干的作用，但数量实在太少。不少记者、编辑的业务路子很窄，当记者的不会当编辑；写新闻的不知道写评论；能写消息的不会写通讯、写特写。一个萝卜只能按在一个坑里，临时有紧急任务，编辑部常常派不出人去。新闻工作的实践需要培养出一大批一专多能的记者、编辑来。
当传媒进入数字化时代，更需要有一专多能的记者编辑，而且一专多能有了新的内涵。数字化媒体是多媒体的融合。所以，一名记者不但要有采、写、编、评的能力，而且文字编写、视频、音频、照片拍摄都能拿得起，还要能出镜，在现场播报新闻。这是一种全能型的记者。
数字化媒体还特别需要专家型记者。在全球化时代，在高风险社会里，突发性事件层出不穷，各种现象光怪陆离，让人眼花缭乱。这特别需要对此做出解读，有深刻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说，在数字化媒体时代，信息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真知灼见。
以上五个方面，是我国新闻事业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新闻工作是艰苦而又光荣的、有一定风险而又崇高的工作。只有具备了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我们才能完成党和人民交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才能成为党的宣传员、人民的情报员、历史的记录员。
注释
【1】 《中国新闻年鉴》，1997年版。
【2】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第171—173页，（下）第623—624页。
【3】 〔美〕J·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4】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 256．
【5】 《美国媒体：歪曲事实》，原载泰国《亚洲时报》2003年3月7日，《参考消息》2003年3月17日转载。
【6】 转引自《新闻职业道德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7】 阎吾：《亲临火线，直接取得第一手材料》，载《新闻业务》1958年第3期。
【8】 《谈谈报纸工作》，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
【9】 《一个记者的反走私经历》，载《中华第三产业报》1995年11月20日。
【10】 转引自顾行：《谈谈记者的基本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9页。
【12】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3】 转引自胡愈之：《人民生活是写作的唯一源泉》，载《人民日报》1956年5月6日。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4页。
【15】 〔美〕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第十七章
中国的新闻改革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的新闻改革已经历了30多年。30多年来的新闻改革波澜起伏，有顺也有逆，有进也有退，但总的趋势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在蓬蓬勃勃地发展着。尽管人们对新闻改革的评价不一，对新闻界现状还难尽人意，但和30多年前相比，中国的新闻媒介的变化是深刻的。这是中国新闻界和广大受众的基本共识。
第一节 30年四次跨越
30年的新闻改革，中国的新闻媒介有过四次大的跨越。现在，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
一、第一次跨越：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
从1979年到1982年，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否定“阶级斗争工具”论，重新恢复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本来面目，是这4年的主课题。
从1979年到1982年，是中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时期。拨乱当然是拨“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之乱。那么，新闻事业的“正”是什么、“本”在哪里？那就是新闻规律。“要使报纸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是有自己的内在规律。”【1】马克思的这段话是当时新闻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录，既为新闻界高扬新闻规律寻找理论依据，又为新闻界正本清源的一系列举措作理论辩护。由于当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新闻界不可能从实践的突破中概括出新的理论，也不可能从借鉴世界各国的模式中得到新的启迪，所以，不得不回过头去寻找历史上的闪光点，以图重铸昔日的辉煌。这样，在尊重新闻规律的旗帜下，新闻界所做的基本上是“复旧”——实践界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形成的党报传统为蓝本，学术界重提1956年新闻改革的老话题。这段时期取得的基本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摒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说，重新肯定新闻事业是以刊登时事为主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机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第二，摒弃“假大空”，提倡“短快新”，尤其重新确立新闻真实性的权威。在这段时期里，对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占有各种新闻学刊物的最大篇幅。
第三，随着党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经济报道逐步成为新闻媒体的主体。
第四，纠正了历史错案，肯定了“读者需要论”、“社会需要论”是合理性的命题，并由此为立足点，重新确认新闻价值是选择新闻必不可少的标准。
但无论是基本达成共识的还是引发争论的话题都不是新的，全是50年代的老话题。然而，如果把新闻界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仅仅看作是“复旧”的需要，那实在低估了其意义。新闻界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有其深思远虑，那就是考虑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消除新闻媒介再次沦为像林彪、“四人帮”那种反党集团胡作非为工具的可能性。鉴于林彪、“四人帮”集团都是践踏新闻最基本的要求来实施他们的阴谋，新闻界试图把新闻规律作为维护其自身纯洁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且也想以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之光来阻止不讲新闻规律的长官意志任意干预新闻界的行为。而对学术界来说，探索新闻规律则试图为新闻学科建立核心概念，构建新闻学框架，为“新闻有学”打下理论基础。
新闻规律究竟是什么？不少学者竭力要概括出具体的条目来。一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新闻规律究竟有多少条，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建立一个观念，新闻也像其他自然学科、社会和人文科学一样，也是一门科学，有其特殊的规定性，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胡作非为。这才是在此期间一个全新的观念，是中国人对新闻媒介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它为今后的新闻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次跨越：引进信息概念
这是从1983年开始的。信息概念引入新闻界，导致新闻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从而引发新闻媒介的巨大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还是个全新的概念。信息概念一进入新闻界，立刻和传统观念发生了猛烈的碰撞。我国新闻界历来把新闻媒介当作宣传工具，新闻机构就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甚至断言：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每篇文章都必须体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新闻媒介的第一功能甚至全部功能就是宣传。一切与宣传意图无关的、与宣传意图相悖的新闻都不能公开传播，即使是知识性、娱乐性新闻，也必须“寓教于乐”、“寓教于知”，目的还在宣传教育。而信息概念一旦引入新闻界，立刻使所有新闻媒介面对每天必须应付的难题：有许多信息没有或无法体现宣传意图，有些甚至有悖于宣传意图，但却是社会需要、受众欢迎的，新闻媒介应不应该公开传播？这是实践的困惑。
信息概念的引进，在学术上表现为新闻与宣传两者关系的全国性大争论。这里所说的新闻是指纯新闻即新近变动的信息。讨论者先后提出三种对立的观念：一是新闻就是宣传，或者说新闻是手段，宣传是目的；二是新闻与宣传是各不相同的现象，相互独立，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立；三是承认新闻和宣传是独立的社会现象，但它们往往是相互交叉的、相互渗透的。如果说在理论上，上述三种观点的争论是激烈的，那么在实践上，所有新闻媒介面对更尖锐、更为紧迫的问题：中国的新闻媒介是否应该承担传播信息的功能？新闻媒介究竟以传播信息为第一功能还是以宣传为第一功能？这关系到中国新闻事业的功能定位以及各报纸、电台、电视台的编辑方针。
上述讨论，有些已形成基本共识，有些至今还在争论。但无论怎样，信息概念已被新闻界普遍接受，新闻媒介不但要从事宣传，还必须提供信息、介绍知识、提供娱乐等多种功能的观念，已扎根在新闻从业人员的脑海深处。请看中国的新闻媒介，哪一家不以“信息灵敏”、“信息量大”为号召来吸引受众？而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