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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家或数家媒体实行跨区域合作，对已有的一两家媒体注资改造、重新包装。例如，湖南经济台曾出资2000万币元人民币，对南昌市电视台第四频道进行改造。湖南电视台和武汉电视台合作把武汉电视台一个频道改为女性专业频道，等等。
（3）大型国企注资媒体，实行跨行业经营。这些大型国企名义上多为投资媒体的经营部门，但实际上往往是实行内部股份制，国企有权参与媒体的管理，包括对主要负责人的提名或批准。当然，这些媒体基本上是专业性报纸或新闻杂志。例如，2005年5月，四川的五粮液公司出资近4000万和新华社共组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并对《瞭望东方》新闻周刊进行改组。
6．两分大众传媒——从单一结构走向多元结构
在中共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文件中，将我国的文化单位包括大众传媒划分为两大块：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企业单位。
这对中国文化界而言，是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体制转型。一大批原属事业性质的文化单位将转制为企业，不再吃皇粮，而必须在市场竞争中寻求生存、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近5年来，互联网以及新媒体异军突起，迅猛发展。中国公众依托新技术，获得前所未有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正在形成前所未有的传媒新业态。随之，中国传媒业的新闻体制、机制、操作模式、业务运作，都将或迟或早、或快或慢发生变动。新闻改革获得新的动力，中国的传媒业将实行新的跨越。
第二节 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
当前中国新闻改革有四个鲜明的基本特点。
一、从自发走向自觉——中央掌握改革主导权
从1978年底到1999年的20余年间，中国新闻改革在整体上是自下而上进行的。
在20余年的时间内，从邓小平到历任中央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传媒业，发表过许多重要指示和讲话，为新时期的新闻工作指明了方向，对一个时期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然而，就新闻改革而言，中央以及中央主管部门并没有制定过具体规划、提出专门的部署。
然而，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从微观上看是一种自觉行为，但从整体上看却是自发的。自发的改革越到后来越显示出其先天不足。改革往往零碎、缺乏系统性；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整体性；往往是单兵突进，缺乏全面性。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需要在制度创新上下工夫，这要求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这决非自发的改革所能承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新世纪开元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主管部门就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全面的部署，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党全国转发，显示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新闻改革的重视。
这一系列文件就中国新闻改革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政策说明，涉及中国传媒业结构调整、运作模式转型、宏观管理体制，并在全国范围内对传媒业的转型改制进行试点。
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央以及中央主管部门已经站到了新闻改革的前台，掌控新闻改革的主导权。新闻改革从此由自发走向自觉，即从过去以自下而上的改革为主变成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主。
中央掌控新闻改革的主导权将对今后的新闻改革带来巨大的影响。中国的新闻改革已不再是零敲碎打的改革、单兵突出的改革、修修补补的改革，而是整体的、宏观的、全局性的改革。中国传媒业的体制、宏观结构、运作模式等等，在中央的主导下正在并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从观念更新走向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成为新闻改革的主动力
20世纪80年代信息概念的引进，引发对传媒功能的重新认识。90年代重新确认传媒业的性质，媒体具有双重性成为学界、业界的共识。传媒从此理直气壮地走向市场。时至今日，观念更新的能量已基本释放，也就是说，光靠观念更新已无法解决当前新闻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必须依靠制度创新来推动改革。历史证明，一切改革都从观念更新开始，最后都将遭遇制度壁垒。如果制度能够顺势创新，那么改革将会继续向前，否则，改革就会毁于一旦。制度安排，才是改革的落脚点。
目前，中国的新闻改革正遭遇着制度壁垒。中国传媒业目前存在的“结构失衡、竞争失序、运作失规、管理失范”都与现存新闻体制相关，制度不创新，这些问题都难以解决；新闻报道“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实施，改进时政报道，治理党委机关报，资本运作，“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战略目标的实施等，中国传媒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涉及新闻体制，只有制度创新，才能为中国传媒业进一步发展创造广阔的平台。
中国的新闻改革已开启了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三、从边缘突破走向中心突破——新闻报道成为新闻改革的主攻目标
中国的新闻改革是从边缘突破开始。这个边缘主要指传媒业微观层面上的经营管理，恢复广告经营（1979年开始）、自办发行（1985年开始）、扩版扩台（1988年开始）、开展多种经营、制播分离、人事用工制度、工资资金制度等等，与热热闹闹、快速发展的媒体产业化进程相比，传媒业中核心的部分——新闻报道的改革显得迟迟疑疑，冷冷清清。以至于学者、受众批评媒体“千报一面”、“千台一声”的声音不绝于耳。
新闻报道是整个传媒业的核心业务和支柱，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无论是美国的CNN、《纽约时报》，还是英国的BBC、《泰晤士报》，能够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无不因为它们有出色的新闻报道。目前，中国的新闻改革正逐渐从边缘走向核心——着力于新闻报道的改革。
新闻报道尽管难尽人意，但也并非没有进步，从新闻报道自身来说，也是由边缘向核心推进。按时序排列，中国传媒的新闻报道改革的进程是：20世纪80年代，改进经济新闻，尤其是产供销的商品信息在各媒体上活跃一时；改进会议报道——跳出会议抓新闻；90年代初，娱乐报道成为许多媒体走向市场的当家品种；90年代中期，国际新闻异军突起，尤其是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一批周报对国际新闻的深度报道格外受到青睐；与此同时，随着大批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活跃，财政金融报道备受关注，以《中国经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三大周报为代表的财政金融媒体对推动财政金融报道改进发挥重大作用；到90年代后期，都市报的迅速发展，民生新闻成为都市报、许多地方电视台的当家新闻。进入新世纪，危机报道和公共政策报道的突破给媒体带来新的生机，“非典”报道、孙志刚之死报道成为这两类新闻报道的经典之作。危机报道虽然阻力重重，但毕竟已成为常态新闻报道，这不但是新闻业的成就，更彰显出新一届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
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时政报道的突破将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
四、从增量改革走向盘活存量——中国党报打造主流媒体
中国新闻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增量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30年，中国传媒业的基本格局是一报一台一统天下，到70年代末有了电视台变成一报两台。一报就是党委机关报，两台指广播电视的新闻综合频率、频道。它们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主要承担宣传职责。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对信息有效需求急切增长，一报两台的办台理念、办报模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一报两台的改革又显得步履艰难。于是一报两台开始裂变——创办子报、子台来适应新形势要求。新报新台新套路，旧报旧台老思路，这就是增量改革。80年代，大量的经济类报纸、经济台都是一报两台裂变出来的。90年代，中国传媒业在确认双重属性以后，大步走向市场，一报两台快速裂变，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大众化浪潮。90年代初期的周末报热，90年代中期的晚报热，90年代后期的都市报热，广播电视不断增设影视、时尚、体育、财经等新的频率、频道，都是一报两台不断裂变的结果。
一报两台不断裂变，传媒业的实力、影响力不断壮大，而与此同时，一报两台尤其党报却不断萎缩。盈利能力逐年下降，社会影响力逐年下降。党报历来处于中国传媒业的核心地位，现在核心正在走向边缘化。
从世界各国看，主流媒体是社会、政治的一种稳定器，是主流价值观的主要支撑，是主旋律的主要弘扬者。而主流媒体一般都以硬新闻为主，以时政报道和评论取胜，以社会精英阶层为主要受众。而从目前情况看，中央、省（市）两级党委机关报最具条件成为真正的主流媒体。
我们要盘活存量——下力气改革党报，让党报重回其应有的核心地位，打造成为中国的主流媒体。
第三节 中国新闻媒介的走势
21世纪前10年，中国新闻媒介将发展成为明显的五大发展趋势：制度架构，将从人治走向法治；媒体格局，将从相对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从国内有限竞争走向世界的全面竞争；媒体运作，将从传者为中心走向受者为中心；受众兴趣，将从雅俗共赏走向雅俗分赏；新闻理念，将从新闻学走向大众传播学。中国新闻改革将依据这五大趋势发展。
一、制度架构——从人治走向法治
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法制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法制现代化意味着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从传统法制到现代法制的过渡。其内涵是：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否定人格化的权威，要求法律规则的明确性、连续性和法律体系的完备相统一，讲求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力的有机平衡。
在大众传播领域，就是从国家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以及公民享受权利等层面对大众传播进行管理，将大众传播纳入法制秩序，在义务和权利两个方面进行平衡。大众传播的法制化管理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的重要里程碑。
1．建立新闻法：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
20世纪末，中国大众传播法制化尚处在一个不够完善的过程之中，仅仅建立了一些有关大众传播的规则条款，但都不能涵盖立法的整个精神层面。比如，1990年实施《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确立了“批准登记制”、“部门主管制”、“禁载条款和追惩制”、“审读制”等原则；1995年，开始实施《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年，国务院发布《出版管理条例》，规范了我国出版活动和新闻传播活动的行政管理；1998年4月1日，浙江省广电厅出台《浙江省广播电视证券信息传播管理暂行办法》；1998年9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对涉及新闻媒介和出版机构名誉权案件的审理规范，等等。这些条例和规则虽然具有一定的效力，但这种建立在行业、地区范围内的条规并不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有关新闻传播的秩序模式。它们存在着交叉性、地方性、时限性等特点，不能涵盖法律对整个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的演绎。
立法真空，需要在21世纪进行填补。有关这一问题的呼应可以追溯到新闻改革之初。早在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和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次会议期间，就提出了新闻法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曾强调：“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等法律，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同时依法制止滥用权利和自由的行为。”20世纪90年代，对新闻立法的呼唤更加强烈，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更为法制化进程和立法进程的加快奠定了基础。1998年3月8日，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案呼吁尽快制定《新闻法》；199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前往广电总局视察工作时说，广播影视工作要加强立法。
新闻立法将成为21世纪新闻传播的重要课题。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划，到2010年，要建立以《出版法》、《新闻法》和《著作权法》为主体及其配套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2】。这对中国法制化从人治转向法治将是一种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