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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怎么睡着觉了，脑子无时无刻不在高度运转，光这个聘请律师的事就耗去了我大半的精力。我给很多大学同学打了电话，跟每个人口干舌燥地把这件让我伤透了心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也纷纷替我找了各自所里做刑事诉讼最有经验的律师咨询，这些人的意见也都是见仁见智：有人建议我们三家团结起来，分工合作，不要指望任何别人，包括媒体和公检法机关，自己去调查取证；有人建议我们一定不要跟另外两家合作，因为大家情况不同，只有我们是涉及故意杀人，他们最后很有可能会被赔偿收买而同意轻判，也因为案件发展到后来，就算是一家人都会出现不同的诉求，何况是一群被利益联结起来的陌生人；有人建议我们停止现在不友好的举动，布下暗棋，最后再突然发动抛出杀手锏，打对方个措手不及；有人则建议我们一定要在舆论上尽量造势，让公检法机关被迫暴露于阳光之下，无法对我们造成大的不利。
在舆论上尽量造势的建议在网友的呼声中是最高的，有人还指出，我们假如能让这个案子轰动全国，就必然会有希望扬名立万的律师主动来找上我们，甚至不收费也愿意代理。其实这本身已是个逻辑悖论，如果真是那么有后台有手腕的律师，又何必还用这么草根的方式来扬名立万？而倘若他需要借助一些灰色手段，也定然会低调行事。
何况就是舆论上造势这一点，亦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如今各种震撼人心的社会消息层出不穷，我们这桩案子根本谈不上多么少见，就算能轰动到如同“我爸是李刚”，李刚的儿子最后又判了几年？
事实情况是，当地论坛上炒得沸反盈天，当地媒体却是反应平平。日报社和晚报社分别来过人采访，草草一轮过场连我们这些行外人都看得出敷衍，最后见报的也只是一篇豆腐大小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电视台的反应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有人开始为肇事者代言了，在网上发布虚假消息一会儿说这家接受了多少赔偿金额，一会儿又说那家谈成了怎样的赔偿方案，离间我们三家也就罢了，更让不少网友愤然骂我们是用亲人的命去换钱。待我们愤然澄清并反击之后，他们才忙不迭道歉，死乞白赖来采访，之后却当着我们的面就打给公安局长，一副十分熟络的语气，而几日后播出的专题报道更让我们的心凉了半截，因为它的中心思想在于讴歌当地司法系统有多么公证不阿，律师也一个个都是受害者的利益代表，现在网上很多传言不实，都是百姓无知，吃饱了没事干想得太多。
尽管平常网友都会抨击媒体都是权力部门的喉舌，许多报道内容不尽不实，可真的有报道出来，相信的人也还是不少，就连许多同情我们的人都说：受害者家属对肇事者一方和司法机关有过激言论也情有可原，毕竟家里刚失去了亲人嘛。——也就是说，就连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都认为我们之前的言论是非理性的夸大事实了。
在新闻变成旧闻之前，唯一令我们振奋了一下的是一家省报驻当地的记者认认真真地来采访了一次，而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量级的消息——
他不但采访到了事故发生现场的一些商贩和保安，证实了王恒当时的确酒气很重，而且还查出了他之前喝酒的地点。他前往那家饭店调查，有一名服务员告诉他，当天是他来给王恒这桌人结帐的，听见有人跟王恒说：“你喝这么多酒，还想开车去办事呀？别开都没开到就被抓了！”
已经有了七分醉意的王恒答道：“就是要开呀，不开还怎么办事？当年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哪个杀人前不喝酒壮胆？”
这是一条重大证据呀！
可是，那名记者的那篇报道并未见报，我们后来给他打电话，他也百般推托，可见身不由己。我们再去找他提到的那些证人，不难想象，在场所有人都是一问三不知。
我托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的同学替我联系了一家外省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和摄影师千里迢迢地飞来，专业而严肃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燃起了一丝希望。采访结束之后，他们又跟我们谈了很久，推心置腹的话在感情上让我们大感温暖的同时，也在理智上给我们浇了最后一瓢凉水。
那名记者对我说：“这个案子你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你应该听过那个案子吧？一个老太太十八岁的女儿被当地的刑警大队长奸杀，然后尸检报告说是心脏病发作死亡，老太太用大冰柜保存女儿的尸体，穷尽了所有司法程序之后又走上了漫漫上访路，足足过了十年才终于让真实案情大白于天下，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我们法理课上讨论过的，迟来的正义本身已是非正义，何况还迟来了这么久！
他继续跟我说：“你要知道，这件事政府其实是有责任的。国庆长假才刚刚结束，加强交通安全管理的通知还没解除，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酒驾，所以政府肯定想让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这次采访录像会保存好，但你们也要做好无法播出的心理准备，因为节目做出来之后必须上报审核，我们市的宣传部很可能会跟你们市的宣传部联系，然后你们的宣传部很可能就会要求不要播出这个节目，我们的宣传部要是下了命令，我们也只好拿下。”
他说的是大实话，因为他回去之后，这件事的确就再也没有了任何下文。
原本在网络上公开求助就是为了寻求舆论的支持和监督，可一旦发现此路不通，我就暂停了这种尝试。
不是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毕竟这种做法在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自身的隐私安全受到威胁的同时，也让对方有更多空子可钻、有更多机会将你的每一句言论转换为把柄。我自己也就罢了，实在不行总可以远走高飞，可我在这座城市还有那么一大家子人，就算对方只随便动动指头让谁不好过，都是我可能承受不起的代价。
事情发生后的那个周末，沈墨来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来，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他是我前男友。
作者有话要说：
、4
沈墨是我高中时的男朋友，可是只在一起了一年多，上大学后没几天就分了手，所以已经分手四年了，此后我们保持着分手男女最惯常的陌路人姿态，就算同学聚会也说不上什么话，所以我万万没想到他会专门请了一天假，凑上周末，从那座南疆城市飞回来看我，而且态度那么温暖，一时让我觉得他是我最亲近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是我最亲近的人当中唯一一个比我更坚强的，让我在他面前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
不过说起来，的确最应该知道这件事的就是沈墨了，因为……说起来真不知道是可笑还是凄凉，其他同学甚至都没几个知道我有弟弟的，所以虽然这个案子在当地闹得人尽皆知，就算是身在外地的同学也大多会通过家人或网络知道几名死者的名字和身份，但能认出来其中有我弟弟的也就只有沈墨了。
这件事我之所以没怎么通知我的中学同学，客观上来讲，他们不如我的大学同学帮得上忙，但不跟他们说也并不是因为我势利，而是我实在不愿意把这件每次一提起来都要劳心亦劳力的事情再说更多一遍。我从小就不喜欢跟任何人诉任何苦处，哪怕只跟一个人多说了几句我都会觉得自己像祥林嫂，就是跟大学同学说这件事我都是咬着牙反复劝自己这是为了弟弟为了爸妈，然后硬着头皮顶过他们必然回应过来的我向来都最害怕的同情。
沈墨听我说着这个案件的种种为难之处，唏嘘之余也是无计可施，末了才苦笑着说了一句：“你现在有没有后悔当初没选慕梓？”
我怔了一下，几乎不知该说什么才好。这句话其实让我非常尴尬，但我知道他这个人，他是太老实不会说话，出发点只是想开个玩笑缓和一下气氛罢了。
于是我也回了他一个玩笑：“是啊，悔不当初啊！”
这句话说出来，我却一时失神。
或许那并不只是一个玩笑了……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会宁愿付出一切去换取自己想要的结果，至少认为自己宁愿付出一切去换取自己想要的结果。
如果慕梓是我的男朋友，或曾经是我的男朋友而现在还有点情份，我都能开口向他讨这个人情。他一定是可以帮上忙的，他爸爸以前就是我们市的市委书记，后来升官到了省里，这里的这摊子烂事假若他肯插手，一定会有所不同。
说起来这件事还真是讽刺，其实我爸爸也是公务员，可他现在只是一个没有官职在身的普通公务员。二十年前他已经是个副处长，因为超生而被免去职务，后来也再未升过职。
假如不是为了要弟弟，爸爸现在的职位恐怕也不容小觑，而在他为弟弟而断送了仕途之后，却也再没能力保护他。
这也是我一直尽量不向不必要的人提起我有个弟弟的原因。对于弟弟，我的感情非常复杂，他从小就聪明可爱，跟我也亲，我很爱他，可是与此同时，他也让我有一种潜藏多年埋得极深的屈辱感。一方面，因为有了他，家人对我的重视和关爱必定不如我还是独生女的时候，至少外人都会认为我在家里的地位肯定不如弟弟，这无论如何是让我大失面子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弟弟出生以前，我上的是市里最好的幼儿园，只有政府和事业单位有职务在身的人的子女才能进那所幼儿园，而在弟弟出生以后，我不但被迫转入了一家普通幼儿园，后来没多久，家也搬出了政府大院。
这是因为爸爸降职为普通公务员之后，家里要换大房子的希望泡了汤，反而不如妈妈所在的企业给的分房政策，于是我们后来就搬到妈妈单位分的福利房去了。
所以，假如没有弟弟，我和慕梓应该就是青梅竹马了。我们出生在同一个大院，五岁以前都在那儿当邻居。据说我们俩的妈妈当年是几乎同时怀上我们的，他的预产期比我整早10天。别人都说通常男孩会早出来，女孩会晚出来，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正好在预产期当天出生的，他却整整拖了11天，于是生日比我晚一天，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每次在大院里遇见，两个母亲都互相笑着打招呼，反反复复地对自己的孩子介绍对方——
“这是大一天的姐姐！”
“这是小一天的弟弟！”
我们上的自然也是同一个幼儿园，那时候慕梓的名字叫慕沣淇，我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丰田小汽车，带了一帮子小孩去冲他一边拍手一边有节奏地叫：“丰——田——小汽车，丰——田——小汽车，……”
小时候的慕梓清秀得过分，完全像个女孩子，很好欺负，被我们这么一叫，他又生气又难堪，终于哇的一声，哭着找阿姨告状去了。
我不确定幼儿园的那帮小朋友到底知不知道我转学的原因，但既然存在着知道的可能性，强烈的自卑让我再也不愿遇见他们，宁愿他们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慕梓他们上的小学也是和幼儿园同一性质的，我进不去，而我为此庆幸，庆幸能够继续躲开他们。我想我永远都无法忘记，漫长的童年时代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印象就是对于被同学们知道我有个弟弟的恐惧。但因为只相差四岁，我的小学是会和弟弟有交集的，而弟弟对于我的这种微妙心理当然一无所知，上小学的第一天就兴高采烈地找来我们班，我当场黑了脸呵斥他：“你这个小笨蛋，表姐就是表姐，不要叫姐姐！”
弟弟不是小笨蛋，他困惑而委屈地眨巴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之后，乖顺地转身走了。
从此他倒也没有叫过我表姐，他只是避免再在学校里和我有任何接触，实在要有接触的时候，也只装作不认识罢了。
——这是让我后来每每想起都对弟弟充满歉疚的事，而现在，歉疚已经远远无法形容我的感受，悔恨和自责令我心如刀割，我益发觉得亏欠了弟弟，如果为他讨回公道是我唯一能还给他的方式，那么我拼死也要做到！
总之，弟弟这种在不知情的人面前不将我认作姐姐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中学。我上高中的时候他也上了我们学校的初中部，而当时，我已经和慕梓再度同班四年了。
重新和慕梓成为同学，我才知道他从上小学起就改了名字。
我后来猜想，我对慕梓的抵触就始于初一下学期的那天，他当众提起我们幼儿园也曾同班。其实他并未提及我后来的转学，我甚至也已经不再觉得就算有人知道我有弟弟以及爸爸因此而被免职的事情又有什么大不了，可潜意识里的逆鳞一被触及，负面情绪就排山倒海不可收拾。当然，既然是潜意识，我自己都并未发现，当时甚至还故作潇洒地回应了一句：“是啊，我们是幼儿园同学，那会儿慕梓还叫丰田小汽车呢！”
慕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