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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鎏胡诌说：“你的先祖司马迁是史学家，而你要当司马迁第二，在我看来，你去写现代《史记》是不可能的，受宫刑、割睾丸，变成太监，倒是有可能的。”
冯乡长立刻会意，他妈的真是不吉利，自己在计划生育高潮到来时，幸亏做的是假结扎手术，要不然，不就是受“宫刑”了吗？又一想，刘鎏这小子没安好心，一定是在转着弯儿骂他，就回敬说：“不错，老子是结扎了，可是没有做彻底，一流就把你小子刘鎏流出来了。”
别看冯乡长平常大大咧咧的，其实挺有心计。他与项明春相处，总觉得别别扭扭的，觉得项明春这个人比较迂腐，食古不化。照项明春的干法，黄公庙乡的经费永远不会宽裕，让他一个料理财政的乡长整天被债主追逐，作了不少的难。书记、乡长不是“双黄蛋”，虽然同为正科，同为正职，毕竟书记是一把手，自己处于配角地位。自己虽然堂而皇之地是法人代表，但重大决策必须听命于书记。长此以往，仍然郁闷，听了刘鎏的一番胡诌以后，就更加明白地感到，自己的名字果然不好，不吉利，“司二”不行，必须“司一”，只有取代了项明春，自己才有出头之日。改名字当然来不及了，但转变命运还完全有可能，不仅要韬光养晦，还要积极进取。
冯司二的结发妻不仅知冷知热，而且洞悉老公的心思。一天，冯乡长好像无意之间，对老婆提起周县长到祖师庙还愿的事情，连说真想不到，在我的地盘上，神仙真灵，可惜自己不能到那里磕头烧香，要不然也去试试。老婆立刻心领神会，老爹也在一边说，你不能办的，叫你媳妇去办。老婆说，他爹，要不我去得了，两口子不论谁去，都是同样的。冯乡长没有表态，老婆就认为默许了。
冯乡长走后，老婆和公公合计一下，应该许多大的愿才合适？谁知这老头是个吝啬鬼，吩咐儿媳说：“用不着许多大的愿，一个猪头、两个大枣山馍就足够了。”
儿子在一旁撇撇嘴说：“顶毬用？净搞封建迷信！”
冯乡长老婆自有心计，心想，不听你们爷孙俩的，反正不过是先对神仙说说，许得大一点没有关系，成功了，千儿八百的愿也值得还，不成功的话，连香也不用去烧。
于是，冯乡长老婆在农历十五这一天，混迹在好多敬香的妇女中，去黄公庙乡的祖师庙许愿。她跪在祖师爷面前，托神仙保佑自己的丈夫交上好运，嘟嘟囔囔地念叨了好一阵子，连磕了十个响头，把额头磕得沾了一层土灰，头昏脑涨地出来，影影绰绰看到了孙秀娟也来了，赶紧躲进了厕所里。其他正在方便的妇女，奇怪地看着这个不解裤带的女人，又臊又臭的地方，你不解手来干什么？冯乡长老婆心里说，看看，人家书记的老婆不也来了吗？幸亏自己来了，要不然书记高升了，说不定轮不到自己丈夫接替呢。三孙秀娟到祖师庙烧香，并不是项明春授意的。这女人越来越迷信这一套了，丈夫不在家的日子，她常常偷偷地在家里烧香，祭拜各路神仙。因为怕项明春责怪，所以拜完以后，总是把香炉立刻藏起来，打开窗户通风透气。男人的嗅觉和听觉远远没有女人灵敏，好久项明春都不知道孙秀娟玩的这一套把戏。
有一天，项明春回到家里，竟然闻到一股幽香还没有彻底飘散，就问孙秀娟：“你在家里，干了些什么？”
孙秀娟掩饰说：“我能干什么？这一段雨下得多，我就点了些卫生香，驱驱屋里的潮气和秽气。”
项明春说：“我怎么闻着好像是祖师庙里的气味？”
孙秀娟笑笑：“是啊，我要演习一下，好到你们乡里的祖师庙烧香啊，让神仙保佑你官运亨通，我们母女平安啊。”
项明春说：“你可不要搞这一套邪门歪道的事情，让人家听了笑话。”
孙秀娟说：“好，好，听大书记指示，坚决不搞这一套。”
项明春忽然想起了周志茹磕头的形象，就无意地说：“嗨，你还别说，还真有人相信神仙显灵的。”于是，把周志茹在祖师庙还愿的事情对孙秀娟说了一遍。
孙秀娟佩服地说：“看看人家周县长，升职多快，肯定是神仙保佑的。”
项明春说：“她是半夜里喝面条，赶（擀）上了，哪有什么神仙保佑？”
孙秀娟说：“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要不，我也到祖师庙去，许一个千秋大愿。”
项明春急忙说：“你可不要去，干部家属不能这样做。”
孙秀娟说：“咋，兴县长去还愿，还不兴我们去烧香？”
项明春说：“人家是非党干部，在这一点上路宽，我们党员干部就不能效法。说不让你去，就是不让你去！你如果去了，让群众知道了，我这个书记还怎么当？”
孙秀娟说：“不要紧的，在你们乡里，有几个老百姓认得我？”
项明春耐心地开导孙秀娟：“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不要相信这一套。况且我这个人历来对当官没有多大兴趣，犯不着让你求神仙保佑。”
孙秀娟说：“得了，我的大书记，别在家里发表报告了，我又不是你的百姓，大话到你乡里的主席台上去讲吧。”
项明春有点不耐烦，心想，这女人真是不可理喻，要是邬庆云，绝对不会这么浅薄无知。同样是中专毕业生，生活把人磨练到了两种境界，这孙秀娟越来越像一个农村妇女了，就气呼呼地说：“说不让你去，就是不让你去！”
孙秀娟也恼火了：“宗教信仰自由，你管不了我。”然后气哼哼地到厨房忙活去了。
那天，冯乡长的老婆从祖师庙烧香回去后，对冯乡长说起，她碰上了孙秀娟也到祖师庙烧香的事情，冯乡长喜形于色地说：“好，好，有你们两个女人内外夹攻，我就不相信神仙不显灵，这出头日子就要快多了。”
正当冯乡长满怀信心，要加快步伐，抓住时机把项明春推上去，好接替书记的时候，县里开始了大动作。县委、政府先是把书记和乡镇长们分成两批，到江浙一带发达地区参观考察，观摩学习，然后制定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决定，把经济指标层层分解到各委局、各乡镇头上。县委成立了督察室，抽调了一批干部整天催进度，要情况汇报，县乡两级顿时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县城建设，更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只要有利可图，马上引来一批开发商，征地开工，盖起了一片片高层建筑。县里的主要任务是修路、造桥、建滨河公园。为了拉大城市框架，县委、政府做出了“内部扩张，外部延伸”决定，成立了以郗县长为指挥长，徐县长和叶兆楠为副指挥长的拆迁规划领导小组，没有多长时间，县城里到处都处在拆迁的氛围中。冯乡长转业后在民主街盖的门面房，也在拆迁之列，他们这一带居民，人心惶惶，与政府展开了拉锯战。
冯乡长的老婆和老爹忧心忡忡，这么好的房子，说扒就扒了。冯乡长说：“天塌砸大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拆就拆吧，咱们再找一处风水更好的地方重新建房。”
老爹说：“说着容易，做起来很难，就给那么一点补偿，咋会够盖新房呢。”
老婆说：“是啊，拆房好办，这一段住到哪里呢？”
冯乡长说：“怕什么，让孩子住学校，你们两个搬到乡里去住一阵子。至于盖新房子，我自有办法。”
说归说，一屋子家具寄放到哪里才好？冯乡长心里一时没有着落。
正文 第十章
叶兆楠想，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隐含着不少的层次。秦鸣鸥临死时伸手的那一抓，顿时让徐立身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扩街是曹书记主政以来，雄心勃勃地开展的发展项目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动作。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工作的难度决定的。封建时代，新县官上任，如果囊中羞涩，有一个快速敛财的好把戏儿，就是出一纸公告，对店铺林立的某条大街进行扩建，马上会有当地的绅士、财主们纷至沓来，上门进言劝阻，县官只管收银两、银票就行了，收足收够了，适可而止，大不了再出一纸公告，说出某种不必扩街的另外原因，这事情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敬请读者千万不要误解，我把“扩街”说成是县令的敛财项目，不是讽刺现在的各级领导，只是为了说明搞这个动作难度大，是自古以来都不容易的。现代的领导人一上任，也同样喜欢扩街。当然不是为了敛钱，而是为了发展大计，为了早出政绩。城镇的大街，不仅是商品经营的门面，也是主要领导的脸面。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想解决交通拥挤，消除“脏、乱、差”，扩街是势在必行的举措。一声令下，容不得任何人去说情、上供，“四大家”办公会议上，没有一个县级领导表示疑义，就证明这是得民心、合民意之举。
县委、政府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专门成立了以郗县长为首，徐县长和叶县长为辅的指挥部，城建、工商、公安、法院、消防等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参加，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大动作。首先是十几辆锃明瓦亮的小汽车一字儿排开，到包括民主街、民生街等四条大街进行现场办公，筹划运作，几条街上的门面房主们立刻惊慌起来。有好事人很快就编出顺口溜儿来：
前边走着郗知县，
后边跟着“徐百万”，
带着公安和城建，
眼看要扒一大片。
这项工作的政策性强，牵扯面广，一定要损伤一部分人的利益。当城建局的工作人员，提着白灰桶，在几条街的门面房前的墙上，写出画着圆圈的“拆”字，限定拆除时间后，好事人又有了新顺口溜儿：
头排哭，二排笑，
三排抱怨没扒到，
四排五排看热闹。
大气候一旦形成，你商家再唉声叹气，也是阻挡不了的。商店里的老板们打出了“赔血本，大甩卖”的广告，开始处理剩余商品，企图捞一点儿是一点儿。群众的消费心理就是怪，“买涨不买落”，任凭商家们“本店商品三折起价”、“清仓商品，一律五元”、“走过路过，不可错过”的喇叭声叫得如何起劲儿，就是没有多少人肯买。多少人都在想，谁知道你是不是在乘机处理积压商品？谁知道你是不是还要继续降价？除了一些低得不能再低的衣服、鞋袜被一批批妇女哄抢了以外，其他大宗商品并没有产生抢购一空的预期效果，四条主干大街经营萧条，兵败如山倒。
门面房的业主们就补偿问题，开始同政府讨价还价。北方的县级财政，没有几个富的。丰阳县就是领导们经常说的“吃饭财政”，能保证干部职工的基本工资发放就不错了，哪有多余的钱搞建设？关键是扩街不同房地产开发，拆迁户的补偿必定是你政府的事情，政府不拿钱谁拿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书记、县长自然不愿意多出钱，于是责成主管部门，搬出上级文件，专拣有利的条款使用，尽可能压低补偿标准，这就激怒了门面房的业主们，打着“宁要祖宗一张床，不让贪官来拆房”的大标语，一拨儿一拨儿的群众开始上访闹事儿，一些妇女甚至使出和丈夫混闹的绝招，寻死觅活的，和政府较劲儿。这样一来，“攻坚战”就成了“拉锯战”。
上访最凶的时候，信访部门挡不住了，让公安上的防暴队上；防暴队挡不住了，叶兆楠亲自出面做群众的工作。一伙人气势汹汹地说叶兆楠：“你一个小鸡巴副县长，做不了主，让稀松出来，让徐百万出来！”那个不论理的劲头，把下来任职不久的叶兆楠的鼻子都气歪了。
任何事情一旦具体，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拆迁工作在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以后，果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冯乡长家所在的民主街更加古老的民生街上，拆迁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有一些房产，在把第一排的门面房拆除后，距离第二排住户还有三米五米的不等。
这个隐含的毛病暴露出来后，才真的让指挥部领导们挠头皮。余下五六米宽的业主一定要在原址上起房，盖个厦状的新门面，三到五米的商户，不可能再建房了，第二排的乘机想往前扩展。闹来闹去，就闹得凶了，到了不解决不可的地步。叶兆楠想，这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想不到隐含着不少的层次。
指挥部对这个现象，专题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第一排房产的业主们一定要搬出去，不能再允许他们就地建房了。问题是腾出来的地皮，到底要不要出让给第二排？大家的意见发生了重大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