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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秦鸣鸥还是乡镇党委书记的时候，有一次带了一份材料到政府办公室去，托政府办把这份材料转给不在家的县长，进入政府办工作不久的张振亚接待了秦鸣鸥。
张振亚说：“秦书记，你这材料保密不保密？”
秦鸣鸥说：“保什么密？你可以看看，顺便提点修改意见。”
张振亚不知就里，粗粗地浏览了一遍儿，立刻批评这文章写得臭极了，简直不忍卒读。然后一条一条地指出什么结构松散，语序颠倒，上面两个重点不突出，下面有一个明显的漏洞，毛毛糙糙的云云。
秦鸣鸥听了，脸色黑沉沉的，把一头白发映衬得更加白了。原来这文章是秦鸣鸥亲自写的，当时心里就想，这小子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哪有这么评价自己得意的文章的？登时把文章要了过来，严肃地说，振亚，不要说了，这文章不让你转达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政府办的两个同志，一边听张振亚高谈阔论，一边觉得好笑。等秦鸣鸥非常恼火地离开政府办的时候，张振亚还摸不着头脑：“这秦书记怎么啦，自己不过是批评文章了几句嘛，值得这么光火？”
一个伙计说：“振亚呀，你今天算把秦书记得罪了，你不知道，这文章正是秦书记自己写的呀！”张振亚这才后悔莫及。
没有多久，秦鸣鸥来政府办主持工作，人员分工时，把张振亚打到了边缘上，不要说能力不怎么大，就是有一点，也不让他发挥出来，这个张振亚从此就没有了出头之日。按说，秦鸣鸥并不是一个阴损的小人，心里画上的那一道子，应该随着时间而淡化的，头几年不提拔张振亚是这个原因作怪，后几年是觉得这个张振亚确实不是块料儿，提拔这样的人贻笑大方，就把他一度搁置起来。
对于在秦鸣鸥手下没有好日子过，张振亚自认倒霉，谁让自己这张破嘴胡说八道呢。看到别人一个个地都上去了，张振亚自然暗暗着急，生出不少野门路，企图改变命运。
他去找过赵半仙，赵半仙说他福薄命薄，只要好自为之，还是有前程的。临了，连他的卦资都不肯收。张振亚非常沮丧，在办公室工作的情绪更加低落了。
后来，有一个外地来的算卦大师来到丰阳县城，张振亚听说此人有破法，赶紧拜访了这个奇人。他请这个算命大师吃饭喝酒，在县委招待所里认真招待一顿，那个算命大师看他心诚，特意把原来讲好的八百元卦资，优惠了二百元钱，只掏了六百元。算命先生晕乎乎地说，快了，三年以内，你一定能够成为副科级干部。结果等了三年，毫无踪影。
另有一次，他随办公室的其他几个同志游武当山，又闹了一个笑话。
武当山是一个有名的道教圣地，山上有一个著名的“转运台”。一个人交了香火钱，侧身从一个夹缝里钻过去，旁边的道士敲着铜钟，说，转运了，转运了！转上一圈儿，心灵上就会有很大满足。别的同志说：“振亚，你常常说自己倒霉，那你赶紧在这个转运台转转吧，兴许会好起来的。”
张振亚果然动心，交了钱，侧着身子转了一圈儿。谁知别人都是从左边开始转的，他忘了规则，转反了，几个同志哄笑说：“振亚呀，你是怎么搞的，不看方向胡乱转？”
等他再要交钱重新转时，那个遵守职业道德的道士说：“不用转了，都一样的。”张振亚这才作罢。回来了这几年，到底运气也没有转过来。
张振亚与项明春是老伙计了，项明春对于他的来访，没有必要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正巧乡里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从北京领人回来了，要对项明春汇报工作。项明春就让通信员领张振亚到招待所去，自己中午吃饭时才能陪陪他。张振亚没有感到项明春不够热情，连说：“我们老伙计，不拘礼节，你忙你忙，不用管我。”
项明春对已经走出门的通信员大声说：“小马，你负责，好好招待张秘书！”其实，项明春称呼张振亚为“张秘书”，他这时连秘书也不是。二黄公庙乡是一个出奇人的地方，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一个奇人的情况。
这个奇人出生在乡里偏远的侯沟村，乳名叫侯石头，长大后，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侯远理”，意思是具有远大理想，鸿鹄志向。小学没有毕业，就经常写些小文章，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解放台湾的决心和信心，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等等。写成了，抄写得歪歪斜斜的，错别字连篇，还要贴上八分钱邮票到处投稿，凡是中国各大报刊杂志都敢投，自然没有一个报刊杂志的编辑采用过。
侯远理的大哥是个傻瓜哑巴，愣头愣脑的，见了人只知道傻笑。而且一年四季光着身子，不会思考却仍然管用的物件，耷拉着展示给众人看。乡亲们见多不怪，任随这个傻家伙裸露着黑红色的身体，在村里闲逛，至多有人帮他勒一块布条遮羞。这个傻家伙只有一条用处，就是在石磨的磨道里推磨，两只光脚丫子“啪嗒啪嗒”地拍打着地面，比毛驴跑得还欢。侯远理的弟弟也不聪明，说话半语，满天星星说成是“满天灯灯”，喝凉水说成是“喝狼水”。父母本来打算把聪明的侯远理培养成材，无奈家里生活艰难，实在供养不了，侯远理混到小学毕业就被落了下来，跟着父母在生产队的地里挣工分。
失学了的侯远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一门心思想出人头地。晚上点着油灯，不停地画一些东西，很有点发愤攻读的味道，而且一根筋地研究台湾问题。
那些年头，初中下放到了村里办，原有的小学教师都提拔成为初中教师。山沟里的师资极为贫乏，村支部书记看他整天写写画画的，以为他有学问，就把他弄到了学校里，当了一阵子“队办教师”。
侯远理教学是很卖力的，就是对汉语拼音搞不明白，教学生“彩虹”的“虹”字，不知道音为“hong”；而且我们当地人说“出彩虹”是“出将（音）”。当然，这个“虹”字另有一种发音是“jiang”；一般念的都是“hong”；偏偏侯远理认定这是个“将”字，在教孩子们拼音时，把“hong——虹”念成“哥翁——将”，孩子们一齐大声朗读：“哥翁——将”，“哥翁——将！”声震山沟。也有个别学生意识到“哥”与“翁”拼不出来“将”的音节，侯远理批评学生是“二百五”：“你不会猛拼！猛拼！猛拼就出来了！”
教了几个月学后，侯远理突然失踪了。十多天时间，孩子们没有人上课，家长不依不饶，骂支部领导不关心孩子成长。支部书记非常恼火，只得另找了一个人顶替了他。
等侯远理疲惫不堪地回到学校里的时候，校长宣布不让他再教学了。他问校长为什么不让他教了，校长说：“哪有你这号老师？连假都不请，说走就走了。”
侯远理说：“我不是说走就走，而是干大事，向党中央建言献策去了。”
校长很奇怪：“你能献什么策？”
侯远理说：“我向中央领导汇报自己设想的解放台湾的办法，他们如果采用了，台湾人民就不会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校长蔑视地说：“就你这个样子，还能向国家提出什么建议？”
侯远理振振有词地说：“怎么了，看不起我？位卑不敢忘忧国，你咋知道我的建议不行？”
校长说：“你有好建议，送一封挂号信不就得了。”
侯远理说：“不行，必须亲自交到周总理手里，不然，再好的建议用信发出去也不可能实施。”
校长可笑这家伙太无知，轻蔑地问：“侯远理，把你的建议说一说，让我听听，到底可行不可行？”
侯远理说：“连学都不让我教了，你还想听？没门儿！这是重大机密，岂是你能够知道的？”
一上到国家机密的等次，校长也不敢胡说了，就说：“那你好好整理吧，说不定哪一天会起作用的。”
原来，侯远理积蓄了好几个月的队办教师补助费，真的上北京了。钱花光的时候，也没有进去新华门，没有办法，只得扒火车回到了家里。在侯远理的心里，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梦想，就是找到周总理，把自己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呈上去。
后来，侯远理又到公社的食堂里做了一阵子师傅，积蓄了一些钱，又跑到北京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结果又被遣返了回来。公社领导同样不用他了，建议递不上去，工作也丢了，双重打击，让侯远理的心理彻底犯了毛病，觉得没脸见人，从此不再回他的老家侯沟村，在黄公庙搭了一个窝棚住下来捡破烂换钱，发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把建议递交给高层领导人。全乡的人都知道他，有人说他是神经病，有人说他是上访户，有人说他是异想天开，从来没有人同情他，说他是胸怀大志的。
这些年来，物转星移，总理换了好多任，侯远理不改初衷，坚持凑够了钱就往北京跑，去一次，被遣返回来一次，把项明春他们折腾苦了。因为他每去一次，上级信访部门就要通知他们去北京领人，乡财政就得拿钱，派人到北京的收容中心去找他。乡信访专干多次恨恨地说，这家伙也不死，真正死了，就没有这些扯淡事儿了。专干恨他不死，也是情有可原的，本来黄公庙乡信访工作一直先进，就是这家伙没有少让专干在县里挨批评，信访局长批评过专干，说你们黄公庙乡是怎么搞的，连个疯子都管不住？
项明春到黄公庙乡工作以后，就接二连三地不断处理这件事儿，曾经打算给他批一些钱安个家，他也许就安生了。专干拦着说，不能这么办，你给他了钱，他就更加往北京跑得欢了，项明春只得作罢。接任书记后，他让专干把侯远理叫来，听这个人说话，并不觉得头脑不正常。当项明春问他有何锦囊妙计时，侯远理仍然是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态，仿佛天机不可泄露，说是重大机密，你们这些基层干部是不能够接触的。
项明春知道，他是一种信念，而不纯粹是疯人狂语，就说：“现在时代变迁了，解放台湾不一定要用武力解决，你的方法也许早已过时了。”
侯远理不愧为台湾问题的土专家，说起历史上好几次解放台湾的机会白白地错过了，把几十年台湾发生的重大事件说得比报纸披露的还清楚，让项明春不禁肃然起敬。
项明春说：“你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明了，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比我们看得长远，‘一国两制’就是主要的解决办法。”
侯远理并不吃这一套，挺着脖梗说：“老子见的大干部多了，就你们这些小头头才这么胆小怕事。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一直坚持我的观点，不断到北京去，总有领导人会接见我的，等我发达了，你们找我磕头也找不到我！”
项明春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就赶紧把他打发了。
这一次，抓信访工作的副书记向项明春汇报的，就是叙述再一次把侯远理叫回来的经过，叫人啼笑皆非。项明春正要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党政办的乔主任跑来报告，说侯沟村的小蓝晶石矿矿井冒水了，几个矿工还在井下，没有上来。
项明春一惊，饭都顾不上吃，捉了一个馒头，边啃边召集有关人员，赶快到矿井上去救援。三项明春和冯司二等人赶到矿上，直奔矿井，只见矿山上秩序井然，卷扬机正在把一大手推车矿石提升上来，原来是一场虚惊。
冯司二非常恼火：“这个乔主任是怎么搞的，谎报军情？”
项明春心情已经安定下来，也怪自己粗心大意，没有同矿主用手机联系一下，弄清情况，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但他并不后悔，对冯司二说，虚惊比实惊好，咱们既然来了，就要认真了解一下安全生产情况，再次强化一下村干部和矿主的安全意识。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民本意识特别强，对人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各种自然灾害和人祸，全都放在心上，严责各级干部高度重视。报纸上又经常披露各地矿难的消息，让人们感到，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天大的问题。哪里有矿山生产，哪里的干部就整天提心吊胆的。
侯沟村的这个小蓝晶石矿，是全乡唯一的矿产业。对于项明春、冯司二他们来说，并不考虑矿主在这里的生产情况，关注的只是安全、安全。因为乡里收入的承包费是额定的，你矿主生产不生产都无所谓，反正在承包前已经把费用交足了，犯不着考虑。只有安全生产这一点，是项明春他们最重视的，人命关天，直接牵涉县乡领导的乌纱帽，甚至判刑、坐牢，把一生的前程搭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