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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主席说:“李委员不是说了嘛,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刘思毅望着李一泓问:“没有八分把握,你根本就不会跟我那么说吧?”
李一泓抱歉地说:“我们也不愿意事情果真是那样。们调查组认为,平德县的主要干部们,恐怕屁股上都沾了擦不尽的屎嘎巴了。”他的话一说完,气氛一时为之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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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没有空座的列车车厢里,乘客们睡态各异。仅仅看着他们熟睡的样子,人也会犯困的。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有一个人笔挺地站着,望着漆黑的窗外——是李一泓。
李一泓看着窗外模糊不清的景色,他的心在呐喊:“亦柳,我多想立刻就见到你啊!我有那么多问题要听听你的看法,关于怎样做政协委员的,关于怎样做父亲的,关于咱俩的……”
熟睡中的杨亦柳被门铃声吵醒了,她打开床头灯,欠身看了看闹钟,才后半夜三点多一点儿。她感到奇怪,以为自己在幻听。门铃声又响,她不再奇怪,而是非常诧异了,还有点儿不安,犹豫着坐起,不知自己应该怎么办。
门铃声持续不断了,显然有人在外边按住了不松开手指。她恼火起来,用目光四处寻找,取下了挂在墙上的羽毛球拍,先是一手拿一只,后来明智地放下了一只。
握着一只羽毛球拍,轻轻推开屋门,走到了院子里,杨亦柳小声问:“谁?”
院门外李一泓的声音同样也很小:“亦柳,是我。”两个人的对话,听起来像是半夜三更在秘密接头。
“李一泓,半夜三更你跑我这儿来做什么妖啊!”
“怎么是作妖呢,我来看看你。”
“你不是参加调研组了吗?”
“我们组今天傍晚回到省城了。我连夜赶回来,就是为了要见到你!”
“我你什么时候想见见不到?不给你开门,先回自己家去!”
“不给我开门,我可跳进去了啊!”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李一泓的拎包从院门上方飞入,“嘭”地落在杨亦柳脚旁。
杨亦柳愣了愣,急忙说:“别跳,小心摔着!你等会儿,我这就拿钥匙给你开门。”
她刚一转身,李一泓的声音近了:“你省了吧你!”
她寻声抬头一望——李一泓的半截身子已出现在门上。
“哎呀,你这个家伙!”杨亦柳准备上前接扶他。
“闪开。就你这院门,拦得住我吗?”话一说完,李一泓已飞人似的,双脚落定在杨亦柳面前。
李一泓朝后拢了一下头发,正了正衣领,得意地说:“还行吧?”
他一脚踢开门,抱着杨亦柳进了屋。他抱着杨亦柳在客厅转圈儿,似乎是抱着一样贵重的大物件,一时又不知该摆放在哪儿。
杨亦柳的目光脉脉含情起来。
“你把我害苦了,得补偿。”
“你才把我害苦了呢。”羽毛球拍从杨亦柳手中落到地上。
李一泓拉灭了床头灯,黑暗中,李一泓抱怨道:“以前我对你也太拘着了,想想亏大发了。”
李一泓一手拎着包,一手拎着杨亦柳买的那些菜,高高兴兴地哼着歌,走在回家的路上。
李一泓推开院门,就见素素站在家门旁不安地看着两名公安,一名公安正举着照相机,对着两间空屋子里的那些破旧之物连连拍照,另一名则一手拿笔,一手持夹纸,在匆匆记录。
“爸!”素素扑入李一泓怀中,哭着用小拳头擂他,“你怎么才回来呀!”
李一泓眼望着两名公安,嘴上对素素说:“别哭,看两位叔叔笑话,我这不是按日子回来的嘛!”
“你们在抄我的家?”
负责记录的公安说:“李委员言重了,我们在履行公务。”
照相的公安说:“抄家那是‘文革’中的现象,在我们现在的公安词典中,根本没有‘抄家’这一个词。搜查和抄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虽然带有搜查证,但领导嘱咐我们,那也暂时不能进行搜查,我们只是看看某些东西,照照相,登登记而已。”
“暂时?”他走到屋门口,朝屋里看了看,转身望着两名公安,又说,“亲爱的同志们,咱们是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啊?”
负责记录的公安说:“不能这么说,您这么认为是错误的。我们公安人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我们绝对不能与任何嫌疑人论一家人。对方与我们论一家人那也无疑等于白论。”
两名公安都比较年轻,礼貌而又拒人千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李一泓瞪视这个,瞪视那个,心中十分恼火,但竭力克制着。他冷冷地问:“你们的意思是,我是一个犯罪嫌疑人?我犯了什么罪?凭什么嫌疑我?”
照相的公安冰冷而又礼貌地说:“我们市局连续收到举报,揭发您非法倒卖国家文物,牟取外汇赃款。”
李一泓跨向那两排空房子,指着大声说:“就这些东西吗?它们现在怎么就成了国家文物?想当初,文化局不要,文物局不要,文化馆没地方放,都说是破烂儿,是垃圾!是我腾出这两间房子,它们才临时有了个存放的地方!谁敢说我是嫌疑犯?”
照相的公干连连摇头:“政协委员,口出脏字可不好。”
“你……”
负责记录的公安“啪”地敬了个礼:“李一泓公民,我们所执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不打扰了,我们这就告辞。我们相信,您是清白的或者不清白的,必定会水落石出的。您的话现在就省省,留待接受正式审讯的时候说吧。”
他们互相看一眼,一齐转身向外走。
“站住!”李一泓喝道。
两名公安又同时转身,静静地看着他。
“我这就跟你们走!我今天就要讨回一个清白!”
李一泓坐的警车与蒋副主席的车在市政协门口来了个对脸,蒋副主席见他从警车上下来,一脸的“友邦惊诧”……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蒋副主席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问。
“下午!我一进院子,看到两名公安在我家院子里又是登记,又是拍照。”李一泓站在他面前,情绪激动。
“别那么激动,坐下说。”
“我不坐!我问你,我成了犯罪嫌疑人,你知道不知道?”
蒋副主席霍地站了起来:“如果你不坐,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他的目光对上李一泓的目光,毫不妥协,“李委员,我再说一遍,如果你不能坐下好好地谈,那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必要再谈下去了。”
“坐就坐。”李一泓气鼓鼓的。
蒋副主席便又缓缓坐下去,二人谁也不看谁。蒋副主席掏出烟,抽取了一支,将手向旁边一伸。李一泓看看那支烟,犹豫一下,接了。蒋副主席按着打火机的手,又向旁边一伸,李一泓凑上去默默吸着烟——两个人仍然谁也没看谁一眼。
“我把那些东西拉到我家去,是迫不得已,是万般无奈。可我就纳了闷了,你既然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什么都记得,你为什么就不去跟他们说啊?”
“我是见到你之前几分钟,才刚刚知道你的事!”
“明白了——他们是一边有人开警车送我走,一边有人打电话通知你。”李一泓气消了点儿了,“我刚才态度不对,多原谅啊主席。”
蒋副主席端起杯,呷了一口。
“我决定,不去找他们了。”蒋副主席也按灭了烟。
“什……么?闹半天你还是……”李一泓猛地往起一站,研究而又困惑不解地看着蒋副主席。
蒋副主席低着头,仍尽量平静地说:“你还是要坐下。”
李一泓看门一眼,原地转一圈,似乎打算干脆一走了之。
蒋副主席又呷一口茶,说:“想走?劝你别走,你要是走了,听不到我对你的建议和忠告,对你是损失。”
“小心眼儿!就因为我一进门耍了点儿态度,想法就改变了?还完全!”
“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小心眼儿。对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对你的态度我也能理解。我是回忆起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和我有关。那一年我也刚成为市政协委员,却有人到处投匿名信告我,说我接受企业巨额贿赂,替打官司的企业收集伪证。检察院也对我立案了,一时满城风雨。当时在我看来,似乎人人都幸灾乐祸。我认为政协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委员不蒙冤,于是就去找当时的政协主席——他正住院……”
蒋副主席回忆了一下,接着说:“护士交给我一张纸,告诉我病人情况很不好,实在没法交谈,他把想对你说的话写在这张纸上了。我展开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我不能为你做什么,政协也不能为你做什么。既要相信法律,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像每一位公民用足自己的法律权利一样。’我当时觉得这是废话,很失望。不久,那位政协主席病故了,我也在法庭上获得了清白。但我对那位政协主席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他临死了,还那么的明哲保身。第二件事,和你们老馆长有关。感激和尊重他的人很多很多,恼恨他的人也不少。结果他又被陷害了。对方能量颇大,一审二审,他都败诉了,和被判刑,就差一步了。那时我已经是政协副主席了。我就将你们老馆长请到政协,真诚地表示,要以政协的名义,助他争取到公平。老馆长却不同意,他说,‘您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市政协也不可以为我做任何事’。我不解地问为什么。老馆长说:‘我虽然并没有钻研过法律,但近年,也还是深思过一些司法问题。依我看,全世界的司法现象,它的公正与否基本取决于四个方面。第一方面那就是司法一定要具有独力性。独立性就是权力排他性。审理过程不受任何外界影响力的左右。第二方面那就是条文越细越好。越细,留给法官主观认定的空间越小,非公正倾向的可能也就越小。第三,法官水平怎样。第四,社会监督怎样。如果,一位政协委员涉案了,政协机构于是出面施加影响,那么人大也可以对人大代表照此办理了,上一级官员也可以对下一级官员照此办理了。那么,也就只有老百姓和法律的关系最自然了。法律本身,也就只有对老百姓才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了。’听完他的话,我有点明白去世的政协主席的意思了。老馆长又说:‘我身为市政协常委,只有替老百姓参政议政的义务,没有受政协特殊保护的资格。我的案子,那只是我个人之事。面对法律,我和老百姓不应该有什么两样。如果您出面了,那就等于是政协出面了。即使法律最终还我公正了,百姓会怎么看这一件事呢?他们也许会说——看,人家政协委员摊上了官司,和咱们老百姓摊上了官司结果就是不一样。那政协和司法,其形象不是两败俱伤了吗?中国的司法公正,需要我们政协和人大来监督它,促进它。我们政协的形象,需要我们政协委员来证明它,提升它。我们政协的形象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只有使命,没有特权吗?如果我们政协委员似乎也变成了受什么特权保护的人士,那我认为,反倒是政协的悲哀了。’”
李一泓没有说话,一直静静听着。蒋副主席看着他,叹口气:“我提出为老馆长推荐一位有水平的律师,老馆长笑着答应了,他说:‘好啊!我这十余年政协委员当下来,先后将五六个人推上了被告席,我自己当几次被告,那也符合因果关系嘛!人不能活得太娇气嘛!’政协太需要他那样的政协委员了。”
李一泓陷入了沉思。
李一泓走到家门口时,见杨亦柳站在那里。
“一泓,素素她……在医院里。”
李一泓一下子抓住了杨亦柳双肩:“我素素她怎么了?快说!”
“我来时,正赶上春梅她老板也在你家。他是来找你说事儿的,是他发现素素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他开车将素素送到医院去了,我就留这儿等……”
不等杨亦柳说完,李一泓抓起她的手跑到马路边打了辆车,急匆匆地往医院赶去。
在急诊室外,他们见到了忧心忡忡的唐之风,唐之风局促不安地从长椅上站起。
李一泓隔着杨亦柳,向唐之风偏过头去,势不两立地说:“你诱使我大女儿走歪路,以后我再跟你算总账。”
唐之风也偏过头来,振振有词:“我给了她一份相当稳定的工作,给她开一份不低的工资,我依重她,信任她,培养她,提拔她,我怎么就诱使她走歪路了?”
“离开了你那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我李一泓的女儿不会就失业了,不会就挣不到一份工资,就吃不上饭了就饿死街头了!”
唐之风猛地站了起来,针锋相对地说:“李先生,我的公司虽然是一家民营公司,但也是合法公司,而且是一家诚信公司。省里评的10家优秀民营企业,我们榜上有名的。我是省里正式颁发证书表彰过的民营企业家,我们公司怎么挂羊头卖狗肉了?你身为政协委员说话要有根据,否则就是血口喷人,就是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