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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文山的同志们恐怕要适当泼点冷水了，别让他们碰了宏观调控的高压线啊！”
于华北没当回事，不屑地笑了笑，“有意思，我们这位另类省长也怕高压线了？他当年是咋干的？别人不知道，我们还不知道吗？高压线碰得多了！不但一次次违规，甚至还违法呢！他和钱惠人、白天明在古龙分地不就违了法吗？”摇了摇头，“怪不得正刚同志发牢骚呢，说安邦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裴一弘有苦说不出，却又不能不说，“老于，这你可提醒方正刚啊，不许点的灯就是不能点！”觉得有点过分，缓了一下口气，又说，“老于，钱惠人案子出来后，安邦不是一直在检讨违规问题吗？甚至说过，这是改革过程中的原罪！”
于华北仍没被说服，笑了笑：“好了，这种话不谈了，哎，找我有啥事？”
裴一弘这才说起了正事，“纪委书记老刘回来了，常委分工要调整一下了！”
于华北明白得很，“好，好啊，老裴，我巴不得早把这摊子交了呢！兼管了这大半年的纪检工作，办了钱惠人和刘培两个大案子，又得罪了不少人啊！”
裴一弘和气地说：“光你老于同志得罪人啊？我和安邦还不照样得罪人？钱惠人的狐狸尾巴是安邦最先抓住的，焕老尸骨未寒，我就拍板把刘培立了案！实话告诉你吧：昨天我们两口子去给焕老夫人拜年时，这老嫂子还一再埋怨呢！”
于华北道：“是啊，是啊，我老伴今天还说呢，哪天我要下了台，只怕就没人会上我们家的门喽！”摆了摆手，“随它去吧，我们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裴一弘突然想了起来，“哎，老于，文山古龙县的那个卖官案进展如何？”
于华北道：“哦，调查组还在查，春节都没休息，除县委书记秦文超外，已涉及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两个副县长，一位副书记，六个乡镇长。昨天马达在电话里汇报说，涉案干部和涉案范围还有扩大的趋势，情况可能比较严重！”
裴一弘并不吃惊，“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搞不好古龙县四套班子全烂掉了！这个秦文超当了八年县委书记，还不知卖掉多少乌纱帽呢，实在太可恶了！”
于华北说，“让老刘去彻查吧，我和正刚他们交待了，继续全面配合！”
裴一弘又回到通气要说的话题上，“老于，纪检这一摊还给了老刘，你也不能轻松了，还得加点担子啊，——你和张副省长一起，把农业管起来好不好？”
于华北想了想，像似很随意地问：“老裴，这是不是安邦同志的建议？”
裴一弘笑道：“又想啥了？不，是我的建议，现在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于华北沉思片刻，答应说：“好，好吧，说实话，我也想多做点经济工作！”
裴一弘没谈经济工作，却谈起了农业，“农业是基础啊，目前机遇不错。我省的农业税、特产税从今年开始免征了，粮价又在上涨，农民群众种粮的积极性很高！张副省长前几天还和我说，这也许是我省农业大发展的一个好机会哩！”
于华北抑郁道：“这也得辩证地看，对宁川、平州这种南部发达地区可能是个机会，对文山、银山这种欠发达地区，未必是什么机会！尤其是对乡村基层来说，负面影响也不小，农业税免了，农业税附加就收不到了嘛！文山基层的同志向我反映，说是他们一半以上的基层村镇的财政都得破产，连工资都发不上！”
裴一弘心里有数，“这个情况张副省长也和我说了，老于，你尽快和老张碰一碰，拿个解决方案出来，必须让农村基层干部吃上饭嘛，否则又要乱摊派了！”
于华北点头应着，“好，好！”又说，“根本出路还是把经济搞上去，比如文山，既是重工业基地，又是我省的粮棉主产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得硬嘛！”
裴一弘知道于华北想说什么，旁敲侧击道：“老于，这话不错！不过，这次国家宏观调控我估计最终会认真执行的！文山钢铁已经这么热了，潜在风险不小啊，真把局面搞得被动了，我也许能一走了之，你和安邦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于华北很敏感，看了他一眼，问：“老裴，这么说，你真要离开汉江了？”
裴一弘未置可否，“看中央咋定吧，不过，我还真舍不得离开你们呢！”
于华北是明白人，这才说：“老裴，你放心好了，在文山的问题上，我以你的态度为准，对方正刚和文山的同志，该提醒的我一定提醒，肯定不能让他们关键时候给省里添乱！不过，地方积极性也要保护，再说他们摊子已经铺开了嘛！”
裴一弘不无忧郁地道：“是啊，是啊，生出的孩子也不能再塞回娘胎里去嘛！”又心照不宣地说，“所以，老于，请你多理解安邦，对文山的表态一定要慎重！”
于华北想说什么，却又没说，笑着摇摇头，“好，那就彼此相互理解吧！”
和赵安邦、于华北的通气谈话就这么分别结束了，结束的都那么平静。
然而，裴一弘却不敢掉以轻心，总觉得这平静的表象下已酝酿着一场令人不安的风暴，也许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风暴。作为一个深刻了解中国改革历史和现状的政治家，他已敏感地嗅到了某种不详的气息：在国家宏观调控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文山钢铁上得一片火热，赵安邦和于华北矛盾再起，文山下属一个大县的四套班子又连根烂掉了，他这个省委书记在船头上坐着可就没那么自在了。
古龙腐败案影响恶劣，这是不必说的，不过，估计不会触及到目前的文山市级领导班子。石亚南和方正刚先后到任没多久，案子又是他们主动揭出来的，他们不可能卷进去，说到底不过是个局部腐败案，对全省政治经济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文山的问题在那堆钢铁上，那堆钢铁也许正酝酿着某种灾难。但灾难到底会在啥时候发生？发生后又将造成怎样的局面？现在采取措施是否还来得及？却都还不知道。但有一点很清楚，就算他调离汉江，这灾难的后果他仍是要承担的，坐在汉江这条大船船头上的毕竟是他啊！对目前的复杂形势，他必须靠自己既往的经验智慧，综合同志们的分析，去判断把握，一旦失误，他和赵安邦、于华北，以及地方上的石亚南、方正刚就有可能被将来的历史无情地删除……
周梅森《我本英雄》
十五
历史在呼啸前行的过程中总在不断删除落伍者和失败者，删除发生时决不会事先发出警告。中国现当代历史上诸多领袖级的人物都被后来历史的演变毫不留情地删除了，今天，那些曾显赫一时的人物和他们制造的显赫时代一起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所谓往事如烟者是也。汉江二十六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如此，不少风云人物也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被删除了，赵安邦就有两次差点被删除掉。
据裴一弘所知，对赵安邦的第一次删除发生在一九八六年。当时他是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处长，是省委书记刘焕章的秘书；赵安邦则是文山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两人一个在条条，一个在块块，悄然冒出了汉江省的政治地平线，尽管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十六年后他们会成为中国一个经济大省的党政一把手。于华北当时也冒了出来，而且还是赵安邦的领导，在古龙县任县委书记兼代县长。在裴一弘的记忆中，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那场分地风波，赵安邦就要接县长了。
年轻的赵安邦太不谨慎，竟在地委副书记白天明的支持怂恿下，和时任乡党委书记的钱惠人在古龙县刘集乡搞分地试点，主观上是想打消农民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顾虑，为未来农业的稳定发展找一条出路，客观上却是违规，并且是在于华北带队外出考察学习时偷偷搞的。于华北有头脑，知道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必须坚持，得知情况后立即叫停，并向地委书记陈同和作了汇报。陈同和极为震惊，决意删除赵安邦：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文山的这个汇报材料，裴一弘亲眼看到过，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位叫赵安邦的副县长这下子完了。不料，刘焕章却保了一下，做了重要批示，一方面充分肯定陈同和、于华北和文山地委的原则立场，一方面要求文山地委按照党的干部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为删除权在刘焕章手上，删除才中止了，赵安邦和白天明、钱惠人各自带着处分离开了文山和古龙，嗣后又被刘焕章调到宁川，摆到了另一个打冲锋的位置上。
被刘焕章高度评价过的陈同和倒被不经意地删除了，也是在刘焕章手上删除的。文山地改市时，省委就让陈同和任了闲职，退下来休息了。这事让于华北耿耿于怀，至今提起来仍唏嘘不已，说焕老开了个不好的头。焕老却不这么看，老人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写道：“我最早注意到赵安邦、白天明、钱惠人这批闯关的同志，就是因为一九八六年文山分地。这些同志都犯了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改革就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否则，以后谁还敢为改革做探索啊！”
这是老人的一贯思想。在裴一弘的记忆中，老人曾经不止和他，和手下各级领导干部都说过：“我们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大时代，一个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打冲锋的位置上，就不能怕犯错误，怕撤职罢官，怕这怕那，什么也干不了！当然，也不能轻易被删除，真被删除了，未来的历史走向就将由别人来决定了！”
焕老是决定历史的人，起码是决定汉江改革历史的人。这位政治家的气魄胆略和政治智慧非常人可比，就是做了省委书记，裴一弘仍对老人敬畏有加。老人在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运筹帷幄于风雨之中，顽强地支撑起了一片热土。
一九八九年初，宁川发生了一场由集资引起的风波，涉及金额八个亿，中央有关部门迅速介入，刘焕章和省委被迫将负有领导责任的市委书记裘少雄和市长邵泽兴拿下马。其时，裴一弘刚刚出任平州市长，也准备搞点集资，见这阵势慌神了，找到刘焕章家里发牢骚说，宁川的集资不是叫自费改革吗？上面没资金支持，没政策倾斜，宁川的同志这才想到了银行贷一点，民间凑一点。民间凑一点曾作为改革探索的好经验，得到过您和省委的肯定啊！”刘焕章叹息说，“可宁川闹出了麻烦，中央有关部门要查，哪个顶得住啊？教训大家都汲取吧，类似的集资全要停下来，包括你们平州！”裴一弘不服，争辩说，“您和省委为什么就不能顶一顶呢？”刘焕章脸一沉，“顶什么？要顾全大局，要有牺牲精神！”又说，“裘少雄、邵泽兴倒下了，再派一批敢死队上去嘛！省委已经决定了，由白天明任宁川市委书记，赵安邦任代市长，我代表省委送他们去上任！宁川的自费改革没有错，自费改革的路还要走下去，不能因噎废食。对裘少雄、邵泽兴的组织处理是必要的，可这并不意味着我和省委变得谨小慎微了！只关心头上的乌纱帽，不愿探索也不敢探索的同志，省委要请你让路；在探索中如果出了问题，省委日后还要处理！”裴一弘说，“您和省委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刘焕章不悦地说，“你这话说得不对，马可以吃草，但不能吃地里的青苗，违规就要受罚！”
当时，省内许多干部对裘少雄、邵泽兴都很同情，认为刘焕章和省委太不讲理，翻手云覆手雨，没保护干部。裴一弘先也这样看，后来却渐渐想通了：刘焕章是一个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不能以妇人之仁影响宁川乃至整个汉江未来的改革大局。刘焕章和当时的省委虽说对不起裘少雄、邵泽兴，却对得起历史。事实证明，白天明、赵安邦这个班子是前仆后继的班子，尽管他们也在其后又一场政治风雨中倒下了，白天明甚至献出了生命，但他们拼命杀开了一条血路，让宁川走进了历史性的黎明，给宁川带来了十几年的超常规发展。今天，一个崭新的大宁川奇迹般地跃出了东方地平线，构成了汉江省最亮丽的一道改革风景线。
宁川下属六市县的私营经济也不动声色搞上去了，三年迈了三大步，支撑起了宁川经济的半壁江山。这得力于整个班子的开明思维和大胆的“迷糊”，在反和平演变的调门越唱越高、四处风声鹤唳的气氛下，宁川市委以“不作为”的表象为私营经济的成长创造了宽松环境。赵安邦、白天明和下属六市县的头头达成了一个默契：有的事只做不说，有些事只说不做，搞得民营工商业一片火爆，包括吴亚洲的亚钢联在内的不少著名民营企业，都是九十年代初从宁川起步的。
这就引起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北京权威人士郑老视察后说，宁川的改革姓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