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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沫说：“我信！美国人想当太平洋的警察，用中国的人权作筹码，阻挠我们复关，中国让步了吗？没有，而且复关工作不照样有进展！英国人想用香港的大选做文章，一度中断中英谈判。这能行吗？最终还不是让步了！”
玫瑰说：“您啦，事后诸葛亮，典型的阿尔巴利亚！”
严沫说：“你又在作贱你娘什么呵？”
玫瑰说：“我哪敢说您！只是说你像阿尔巴利亚，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夜之间解体那阵，阿尔巴利亚就出来骂，共产主义叛徒，邓公的改革也遭过骂。没几天，他们比叛徒还叛徒，什么总统制，私有化比被骂的人还来得快。甚至连军队都改革了，成为军队非政党化。”
严沫说：“这小妖精！娘不是说过了吗，跟你一样喜欢‘打摆子’！何况，人总是有个认识过程的。”
玫瑰说：“你这个过程可长呢，从三中全会到邓公南巡，十多年！”
严沫说：“你为什么不说我在毛公的体制下工作的更长？小刘，按你的说法，四十年的中国不就成了私有化？！”
中平沉吟说：“按目前深化改革的势头和和邓公的三个‘有利于’的要求，那时候的中国经济格局，私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仍然有，就像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国有企业一样。”
严沫说：“这是论点。论据呢？”
中平说：“阿姨，我只是关着门说瞎话，你这耳朵听，那个耳朵出，不往心里记。”
玫瑰说：“又不会再来文革，你还怕妈去揭发你？真是罗嗦！”
中平说：“纵观邓公设计的改革十多年，实际措施只有三条，对外开放，下放权利和有限私有化，万宗不离这三条。前二条很明朗，我听玫玫的话，不罗嗦，后一条我非得罗嗦不可。历史已证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经济体制是僵硬的，脱离人的本性，与人类进步原则相违背。人的本性是私有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像小孩背包里的书，工人的工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私人企业家，作家的书，画家的画，知识份子的知识，这是一点不奇怪的，有目共睹，大家首先关心自己的事情，包括自己的私有财产。过去的年代里，想通过思想教育使人民提高觉悟，以起到推动经济活动，无私奉献，结果呢？灵魂深处天天闹革命，斗私批修年年讲，出现的是阴谋，仇人和野蛮，而人的本性并不因此都成了公心。从人类社会进步的观点来看，恰恰与‘一大二公’相反，私有制的基本观点，凡是人所挣得的，都归他本人所有……”
玫瑰也跟着凑热闹，说：“你还不说，毛爷爷最崇拜历史上二个人，一个姓什么叫什么我忘了，但他主张‘一大二公’我铭刻在心，什么在路上置‘义舍’，农民吃饭不要钱，搞大锅饭。喂，五八年你吃过没过？挺好玩的吧？”
中平说：“吃过，开始是大米饭，后来就成了稀粥煮小萝卜头，像喂猪的，好玩得起来？就像你这会儿压在我身上，不知我背疼的道理一样！”
玫瑰不理他调侃，继续说：“还有一个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制定天朝田亩制，规定一切土地都是国有，不准私有，农民吃用实行供给制，废除市场。说不准我们的一些作法，是跟着他俩学的。”
中平说：“这都是过去的黄历，只是教训，我刚说那个原则没什么可怕的，应该尊重，否则就会由否定利益，导致抹杀人类的主动精神，创造精神，竞争精神，就会破坏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基本的法律原则。”
玫瑰一唱一喝，说：“是呀是呀，世界各国近八十年的公有国有实践，出现了二大弊病，一是执政阶层以国家的名义任意使用、挥霍、支配财产……”
严沫说：“不要瞎说，都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嘛！”
玫瑰说：“鬼，８０％的工人作的了主吗？不，是名义上的当家作主；二是造成了人民的懒惰，不思进取，依赖国家吃大锅饭。在中国封建社会，正是特权阶级的占有权，和农民的懒散落后结合在一起，给公有国有开辟了最大的市场，对整个国家造成的最大祸害，就是国家生产效益很低，不断走向落后，贫穷。这是世界共认的事实，我们就是不敢说出口。”
中平耐心待等她说完，只喝咖啡不说话的。玫瑰推他说，你还没讲到正题呢，怎么不讲了？中平说，等你讲个够。玫瑰揪他的耳朵，说你还会玩我的？
中平这才说下去：“邓公打破了毛爷爷的‘一大二公’，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中国的私有化，以超过东欧的高速度迅速发展。如果把私有化的定义放宽一些，中国的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甚至整个农村拥有土地使权，变相私有的农民，都是不同程度的私有化企业。要说明一点，乡镇企业，８０％是私有，只是挂了集体二字，还有挂靠国有企业的‘红帽子’企业，全都是私人的。不用细算，这些产值已占了中国工业的一半，效益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所以深化体制改革，具有法律效力，其内容怎么说呢，与私有化是一致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循序渐进起着转换作用，说白了，就是软着陆，这比陡地转换更符合中国人的观念，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不妨碍实质上的私有化进程。”
严沫也是女儿的腔，说：“是呀是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私有化作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动力，还将会获得长足的进展。只是出现了富有阶层和中产阶层，这两极分化怎么得以控制？”
玫瑰说：“到处都说，一万元是贫困户，十万元刚起步，百万元马马虎虎。”
中平说：“要缩小贫富差距，共同提高生活水平，可以通过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险法、累进税制等手段，把财产重分配给贫困阶层。”
一阵沉默之后，严沫说：“你对政治改革是如何看的？”
中平沉吟道：“自解放以来，邓公是首倡政治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文选》有篇文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里面有三点值的注意的。其一，他把政权政治上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其二，从长远作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其三，抨击了前苏联的政治体治，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此结论耐人寻味，对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结构不以为然，而来肯定资本主义的英、法、美。”
严沫说：“这我知道，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有五条。我问的是‘保护人权’、‘大选’、‘限制政府权力’、‘新闻自由’，这是全世界生产公认的人类政治民主的标准，什么时候进行？”
中平说：“我哪能知道？他发动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从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方面创造条件，保证生产力快速发展，这是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遥远的东西。如果‘建立民主政治’和‘发展生产力’二者发生冲突需要作出抉择的话，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所以从这一点分析，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很多政治改革措施将会采取‘和平演变’的形式，不声不响地进行了。比如权力过分集中，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新闻软性自由等等。至于人权，大选这类放开政治的内容，估计一、二十年。”
严沫说：“为什么？”
中平说：“邓公很欣赏新加坡的模式，在强力政治的主导下，推动市场经济，稳步实现代化，这是新加坡成功之道，也是神州可借鉴的。所以先发展经济，后放开政治，是东亚政治发展的规律。”
严沫说：“你不是说不看报不读书，怎么对这类问题还挺透彻的？尽管有些观点我不一定赞同。”
玫瑰起身替他们倒开水和咖啡，同中平颠倒了个位置，说：“人家去年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就住在北海公园那小胡同里，隔不二天都有女人送上门伺候，像走马灯的。”身上又得了软骨病的伏在他背上。
严沫一听，劲也来了，说：“那我也跟着受一受教育，说说东南亚的改治发展规律。”
中平说：“要讲话就长了，有些数据也不一定记得清，我只是把我前天在香港看到的一些资料说一说。”
从当代政治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看，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大系统，东亚与东南亚、欧美、中东是三个具有不同特点的政治子系统。欧美政治以基督教为背景，虽也经历了种种黑暗，但从古至今有民主的传统与脉系，而且市场经济、工业与对外贸易很早就发展起来，国家也有开放的传统，民主政治最早获得突破；中东政治则由于伊斯兰教势力强大，政教合一的色彩与趋势至今愈来愈烈，政治发展处于一种封建君主制、宗教支配国家政治和部分西方民主混合的状态，扑朔迷离的；东亚、东南亚很多国家和地区虽没有政教合一作祟，但多少都受到中国的以儒法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专制文化的影响，有长期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和封闭历史，却没有多少民主的因素。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落后，以农业为主，民众生活贫困，普遍文化素质较低，且富有暴力和动乱的传统。因此，在这些国家发展民主政治，必然要走一条曲折的道路。这个子系统的政治发展规律，同样也在影响着，制约着中国的政治发展。
中平点起一只烟，深深吸了一口，好半天才冒出一缕缕青丝，说：“作为中国，封建集权制的历史最为悠久，是亚洲封建政治文化的中心，人口多，底子薄，地域辽阔，各地情况极不平衡，商品经济不很发达，又富于暴力与动乱的传统，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比别的国家更为艰难，邓公八六年十二月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
严沫说：“这招儿很得人心。十几年的改革，每年都以平均九点多的速度在发展，等到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教育普及之后，再放开政治。”
中平说：“阿姨，我也想问您一句，国外传媒总说中国有三派，一种是积极的改革派，第二种消积的改革派，第三种可以算作改革的同盟者。有的干脆还称保守派和激进派。您是如何看的？”
严沫先是一怔，慢慢喝了口水，说：“我们党历来都没有派，就是对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党内是讲民主的，可以对改革持有不同的看法，只是认识问题，没有派别之争。你们知道邓公的‘二手抓’吗？”
玫瑰抢着说：“三岁的孩子都知道。跟‘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一样，家喻户晓。”
严沫说：“它生动地表达了邓公治国根本思想和策略。细数，有好几种：”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个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开改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所以党内的认识上，不会是一刀齐，’二手抓‘的出现，本身就寓意着已出现了二种不同的认识。就我来说，是带’左‘的思想多一些，对农村家庭承包，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是反对，却总是以姓’社‘还是姓’资‘是去对号入座，因此形成了与积极改革的思想的对立。激进认识主张早日建立民主制度，对邓公不时抬出清理’资产阶级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二十年‘这一手不满，对’六四‘事件起到推波阻澜的作用。在邓公看来，这两种认识，对当前中国都是危险的。像我以前的认识，无疑会导致中国倒退、崩溃，继续过着封闭经济，要穷就一窝穷的日子。激进认识也会使中国出现动乱，从而破坏正处于紧要关头的经济建设，同样使中国倒退。菲律滨的民主政治建立了，经济增长却为零，用三个’有利于‘去衡量，那有狗屁用！很有趣的是，当两种认识争执不下的时候，就由邓公本人出面裁决。这样，邓公就占据了最主动，最有利的位置。为把经济搞上去，他当然要倚重改革的魄力，点子与能力。但为了防激进认识头脑发热越线，他还要用对立面认识出面制约对方。这种轮番使用，在重用前二任总书记中，成也肖何，败也肖何，表现得淋漓尽致。喂，小刘，假设哪天要你去玩政治，你会怎么玩？“
中平一愣，下意识说：“我不会，也不去玩。不识相地去玩，就等于玩火，玩火等于自焚！这是历史写出来的。如果说让我去选择的话，我真希望回到曾巴心巴肝想跑出来的笼子里，在里面安安心心过点田园生活，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