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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大闺女、小媳妇，除了从外边村庄上招来的，都是俺大队的。老汪这个人，只要是好看一点的，总要想办法勾上手。我小的时候，一次进他的办公室，就见他抱着俺表嫂搂上去衣服拱奶子吃，拱得俺表嫂哼哼唧唧，浑身乱嗖嗖，我说你们干啥哩呀？老汪一听见，丢开俺表嫂，还把我怪了一顿。河里的螃蟹都有夹（家），这一次撤他，就是因为他肏了明伟的表姐，人家男人知道了，偷偷地打他了个不吃菜，明伟没有办法才把他拿下去的。”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就说：“既然是这样，为啥还一直让他干？”
明义说：“老汪当厂长三起三落哩。都是他整得不像样子的时候，才把他拿下来。再上台，发誓赌咒要好好干，不久就又会犯毛病。奇怪的是，别人一上台就干不成。他该吃这一门衣饭，一直是路子很广，厂子只要一经他的手，就很快上路，所以村里没办法时就请他出山。厂里女工们肯让他摸索，也无非是能够多挣几个钱呗。”
我问明义：“这个人多大年纪了？”
明义说：“五十六七了。”
我说：“到了这个年龄，恐怕腰里劲头也不大了。明义，为了保住咱这个传统产业，你看能不能再让他干一气？”
明义说：“行是行，不过，我恐怕请不动他。”
我有点奇怪：“为什么？”
明义说：“现在人家的孩子都长大了，他领着四个孩子在街上收槲叶、收血参根（丹参）、柴胡等中药材，发了财。我叫人捎信想用他，他给拒绝了。”
我说：“明义，本来，你给我说的情况有点叫我恶心。可是曹操用人，不忠不孝的都敢用，咱们为了用人，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样办，我、企业办马主任和你，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他家里，听听他的想法，行了，就再次请他出山。我想，给他了面子，他不会不买账。”
明义说：“行！”
我们就到了老汪的家里，一见老汪，叫人眼睛为之一亮，花白头发红白脸，衣冠楚楚，相貌堂堂，谈吐间自有一番自信和见识。我心里说，这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找女人的事儿，女人也情愿上门。风流债肯定是上辈子欠他的，不能全怪他不正经。
当我说出让他重振缫丝厂的意图后，他虽然有点忸怩，还是看出心里是挺高兴的。人才虽然无德，但雄心犹在，办法犹在，门路犹在。我当时就感到这个人八成是用对了，很为自己的“英明”之举窃喜。后来，通过农经站核算，这个厂子已经资不抵债，就把包袱甩给他，以他承包的名义算他自己的厂子。并根据他的要求，给他协调了两三万块钱的农贷指标。在这个过程中，我特意对明义交代，税收是国家的，咱管不了，你一定得“养鸡下蛋”，承包费少收一点，别动不动就去吃喝人家。明义说，听贺书记的，反正村里以后不再为这个厂发愁了。
一个能人就能救活一个企业，老汪果然干得不错。不到两年，各村的柞坡也兴旺了，蚕籽的放养量由原来的十来斤一举上升到二三百斤。因为现在的大闺女都出去打工了，他就招了一批中年妇女，大家有了活干，也就有了饭吃。而且，他还把去找我反映问题的比较精明一点的汪老大，也带到厂里当生产主管，大有一点立“皇储”的味道。
正是：消肿无胖子，振兴靠能人。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76节：第二十四章（1）
第二十四章
谦和带班子同频生谐振
体制埋弊端异曲露杂音
打罢新春又一年。
正月初八，镇机关干部到位上班，开上一个全体会，提出一些要求，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因为群众还都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之中，所以实在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可做。县城下来的干部，在乡镇松松散散地混上四五天的时间，又要回家过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再过了正月十七才去上班。这个期间无论回到县城，还是住在乡镇，吃喝就是最主要的工作。
镇上有一个惯例，就是家住本地的班子成员约定俗成，分别宴请外地来这里工作的同志。年年在这一阶段，都要排出班次，从人大主席开始、到政协联络组长、再到副镇长，依次类推。到了每个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摆上两三桌，把早已准备了的好酒好菜，招待大家，忙得家人团团转。因为党政班子成员基本上全部到场，因此，看似是一场宴请，实际上是一次扩大了的党委酒会。席间的气氛比不得会议上，大家说话比较随便，工作能够轻松地安排出去，又扎扎实实起到了联谊的作用。
既然是班子成员的聚会，就有了高下之分：在每一个同志的家里，书记当然是主角，敬酒、划拳都要先冲着书记来。好在不管是哪一场，只要有所节制，当书记的是不会喝得烂醉的，因为副职们抢着替你喝酒，几个量大的副职就是你的酒坛子，称职而且得体。于是，几个大侠级的老弟就整天喝得哏哏喽喽的。
酒场如战场，功夫何等了得的弟兄们，进入情况时用的是“铁头功”；敬酒过程中才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但只跟请客的同志及其家人进行较量、周旋；三巡过后，进入打拼状态，切磋之中各自使出“鹰爪功”，下手凶狠，决战必胜，把席面上搞得一片狼藉；打斗最激烈的时候嘴也闲不着，豪言壮语逐渐演变成胡言乱语；混战到最后，个别弟兄还不时地运出“胃部高压喷射功”，用烟酒肉菜混合气味震慑全场；送别后主人留下打扫战场，客人走起路来，一个比一个地争着展示自己高强的“轻功”。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我对同志们的脾气禀性基本上搞清楚了。大家在一起工作，难免经常磕磕碰碰，舌头跟牙还打架嘛。当一把手的，千万别把这些小肚鸡肠之类的东西当回事儿。刚开始到任时，不了解这些情况，副职们总爱在有事没事时，到书记屋里说一些其他人的不是之处，慢慢就听得让人发烦。个把月后，才知道这个机关历史上就有这种坏毛病，历任书记也许就是喜欢听，可以从中发现矛盾，各个击破，达到控制下属的目的。久而久之，同志们之间相互在一把手处上烂药。如果不是你心中有数，把他们互相攻讦的话都信以为真了，你的下属肯定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对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想我的前任们如果靠掌握人的短处来支配大家，终究不是善策。同志们之间搬弄是非的坏毛病实际上是领导惯出来的，影响团结，削弱战斗力，此风不可长。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来我屋里在耳边聒噪的，干脆不去理他，也不打摆他，只是没事找事，干点别的事情，要不然就找张报纸或一本书，旁若无人地忙碌。听者只要心不在焉，说者自然就会感到没趣，话头不得不打住，讪讪地告辞。不到半年，这种坏风气就不明显了，大家没有必要到一把手屋里争宠献媚，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了，工作反而更加协调一些，气氛趋于融洽。这也是急病快治、慢病慢治的办法，不知不觉间，班子成员之间的气顺了，少了许多杂音。
第77节：第二十四章（2）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各级机构设置上，又把党政分设，存在着两个正职。这是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的奇特的官场资源配置。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又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党政两个主职如果不善于合群共事，就很容易形成“双黄蛋”，个头虽然不小，却延续不了政治、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幸好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对政府的首长另配以党的副职职务，如县长是县委副书记、镇长是镇党委副书记，这样一来，职级之间的差别就存在了，起到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作用。但在职能上、体制上仍有许多相互掣肘现象。就这样，除了中央是党政军一肩挑外，省以下的党政官员都存在摩擦。级别越高，摩擦可能越厉害，只不过在公开场合及媒体上显得无比团结，暗地里斗起来更加惊心动魄罢了。
乡镇工作是基层工作，少了许多繁文缛节，但是，书记、镇长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广泛存在的，两个主职相互尊重、搭配恰当的，就能够唱好一台戏。然而大多数乡镇都做不到这一点，少数地方两个人干脆就是公开地干仗。我和春亭搭帮的一年后，就多多少少逐渐显现出一些不愉快来。
说心里话，春亭是个好人，他从来没有玩人整人的心计，若不是体制上的弊端才形成裂痕的话，实在是个好伙计。从智力因素上讲，他没有过人之处，思路不算清晰，没有稿子时，在会上讲起话来东扯葫芦西扯瓢的。相处一年多了，想起来，没有觉得他有多少坏毛病。脾气倒是有点古怪，平时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是瞪眼训人，几个副镇长，找他汇报工作后，总是弄一肚子气。只有见了女同志，才会眉开眼笑。
他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我们的相互尊重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我尊重他，是像尊重老大哥；他尊重我，是下属对上级。我隐隐约约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没有多少心机，但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时间一长，就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一些是非来。
我们俩在相处之中，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懒驴推磨”的办法，决定了他不可能当上一把手，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要不是前任孟镇长下台，广远给他弄了个镇长当，他不过仍然是一个组织书记。我的到来，显然暂时堵住了他升任书记的路子，虽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面子上的需要仍然叫他在欢迎我的会议上大讲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这不过是一种宣泄。我一下来就当书记，他多少以为我乡镇工作肯定不熟悉，认为他自己已经驾轻就熟，就多少在尊重中带有一点扛膀子、看笑话的意味。
随着工作进展，决策能力的体现，特别是在换届选举之后，他心里开始服气了，就事事处处向我请示汇报，蹦出的话往往不多，却显出一副很贴心的样子。后来，除了去省里跑水利、交通上的项目，带他实在没用外，出远门时我都要带上他，让他觉得很开心，殊不知我主要是怕他在家用倔脾气干事扒乱子。这样一来，我们一直相处得比较和谐，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
这种平衡在我外出期间给打破了，让他在家独当一面时，他才发现，同志们并不听他的。副职们的工作分配得很具体，请示汇报，都冲着书记来，他这个镇长，平时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就好像是聋子耳朵，只起到摆设和象征性的作用，在心里逐渐地出现了失落感。该由他办的事情，他也外推，动不动就说：“你们找书记去！”我也没有在意地去体会其中的微妙。终于，在正月十八下午要开一次扩大党委会后，我才觉察出，这家伙并非十分捋顺，他已经在暗中与我开始“较劲儿”了。
一般地说，我只要决定召开临时性动议的会议，都要首先和春亭打个招呼，甚至事先商量一下。有时，还要召集平奇、春跃等几个副书记在一起先开一个“书记办公会”，把要研究的事情先通个气儿或者拿出个初步意见。但今天这个会议只是一个例会性质，我就没有那么过细地做一些必要的铺垫，让办公室王世贵主任写在黑板上通知了。
第78节：第二十四章（3）
对于这种通知方式，同志们都很熟悉。所以，到了开会的时间，应该是全员到位的，可这一次人有点不齐，大家探头探脑的，到会议室，看看是不是要开会？见我让通信员小马把茶杯端上去了，大家才知道会是一定要开的。
我因为有事，迟到了十几分钟，一上去，看到人基本上都到齐了，就差刘春亭镇长和镇长助理李立进。就问：“老刘呢？”
大家说：“不知道。”
办公室王主任说：“我们一直在找他，不知道去哪里了。”
武装部长郑春发说：“贺书记，事先没有通知，我还以为这会不开了呢。”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就问：“世贵，让你们在黑板上写通知，没有写？”
办公室主任王世贵说：“写了，写了。”
大家有的说，见写了，有的说没有见到黑板上通知。正在吵吵中间，春亭和李立进才姗姗来迟，我有点不高兴，就没有理他。
散会后，我让世贵查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世贵说，确实写了，但黑板上就是不知谁给擦了。正在撕搅不清时，刘镇长和李立进回来了。立进说：“哎呀贺书记，吃过饭，刘镇长拉我一起去粮所一下，我说下午要开会呀，黑板上写着哩。刘镇长叫我给擦了，我以为不开会了，就把它给擦了。”
我气得脸色铁青，心说：“你这个老刘，想掉蛋了不是？”也没有再往下追查。老刘自知理亏，老实了好大一阵子。
大正月里，除了机关干部互请以外，街道上的几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