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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良的招牌，他是不能打的，让人猜去好了。
秋月婷肯定也没料到是这么个事，当时面现难色。有些话，显然不好当着赵普的面说，秋月婷对他说，你先去外面等一下，我和唐处长说点事。赵普离开后，秋月婷便说，这事有点不好办呀。你知道，厅里有四个副厅长，我排在最后一个。且不说招考公务员这件事不是我分管，就算是分管，那也只是一个形式，除了厅长，谁都插不上手。
唐小舟也知道，这件事，既然出面了，就一定要办成功。他说，厅长那里，我不好出面，还得你去周旋，如果有什么困难，你随时告诉我，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秋月婷问，一定要省厅吗？能不能在下面市里安排？
唐小舟想，万一不行，只好找市里安排。可这种话不能说，官场办事，不适宜给人家多重选择。他说，你这里不行的话，我只好想别的办法。
秋月婷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提个建议，如果不行，当我没说。
唐小舟说，月婷姐，你说吧，我们不是外人。
秋月婷说，我知道厅长有一个亲戚，想进办公厅。
唐小舟想，这就是了。这类事，通常都需要进行权力置换。他问，什么情况？
秋月婷说，男性，研究生毕业，在司法厅下面一个单位工作，正科级，能力很不错，做工作很踏实的。
唐小舟说，你让他把资料送给我看看吧。
下午，徐易江来找唐小舟送资料。唐小舟看了看他的资料，三十一岁，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参加工作四年多时间，便已经是正科级干部，说明他升得很快。在现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升得快并不说明你有能力或者干得出色，恰恰相反，说明你有硬后台。
唐小舟和徐易江简单地聊了几句，得知他研究生毕业后报考公务员，进入监狱管理局所属的峰山监狱工作，仅仅一年后，立了两次功，一是因为出版了一本探讨现代监狱管理的专著，这本专著受到司法部的高度重视，因而获三等功。期间，发生了一次集体试图越狱事件，处理此次事件时，他所在的中队，获得集体三等功，他本人记个人二等功，因而被提升为中队长，副科级，三年后，没有争议地升为正科。
唐小舟说，你发展得挺顺呀，为什么要离开？
徐易江说，主要是个人原因。我是那种内向的人，非常内向，性格中悲观主义色彩更浓一些，凡事总是爱往坏的方面想。在监狱那种地方呆了这么四年，感觉自己的性格更加内向，大概受环境影响太大，更加悲观。我害怕这样下去，我会崩溃，所以想换个地方。
这时，杨泰丰和曾向凯来了。唐小舟请两位厅长坐下，倒茶的时候对徐易江说，暂时先这样吧，有什么消息，我再和你联系。徐易江告辞离开，唐小舟将茶杯放在两位厅长面前，说，你们恐怕要稍等一下，赵书记在和梁书记谈话。
此次柳泉江溃堤，虽然二十四小时内堵住了，损失仍然非常之大，直接经济损失和灾后重建等，估计超二十亿，还死了三个人。赵德良刚刚回到省里，告状信便雪片一般飞来。告状信的内容非常一致，说梁天培从西渠自治州过来，西渠没有大江大河，只有小洪小涝，不存在严峻的防汛问题，因此，他对防汛工作一窍不通。到了阳通之后，他什么都要插手，就连防汛总指挥这样只干实事吃力不讨好的职务，也不肯放过。他不肯放过，自然因为国家对防汛的重视，防汛指挥部有大笔的专款。结果，正因为他瞎指挥，造成了这次溃堤事件。
梁天培刚刚到阳通，屁股还没有坐稳，又加上这几年江南省接连几位市委书记出事，他自然就如热锅上的蚂蚁，担心自己会步叶万昌、宗盛瑶的后尘。到省里找关系吧，他又是游杰那条线上的人，游杰一死，他们就成了没娘没老子的孤儿，失去了依靠，除了坐以待毙，似乎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赵德良和梁天培的谈话，创下了赵德良来江南省以后和各级领导谈话的两项记录。一是谈话最长时间记录，二是两次谈话间隔最短记录。柳泉江决堤后，赵德良赶往阳通，曾经和梁天培有过一次谈话，那是赵德良和市委书记谈话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了一个小时。相隔不到十天，赵德良又让唐小舟打电话，把梁天培叫到省里，和他进行第二次谈话。
两次谈话的内容，唐小舟均不清楚，却可以猜测。站在赵德良的角度，肯定不希望再有哪一个市委书记出事了，尤其是换届年。这种情形如同一堵歪墙，眼看只要有一阵大风吹来，墙肯定会轰然倒塌，赵德良却要使尽浑身解数，将这堵墙撑住。政治或许就是一个墙倒众人推或者个人扶的过程。对于某些人来说，失去的利益够多，自然希望墙倒得更快一些，因此，他们会成为推力，另一些人则不得不扶，哪怕明知这堵墙随时有倒下的可能，也要尽可能延缓。
梁天培现在确实艰难，整个柳泉帮在和他战斗呢，以他本身的力量，随时都可能倒下。相反，赵德良从背后给他一个支撑力，他便可能熬过眼下最困难的时期。
梁天培来的时候，一脸的严霜，头是低着的，腰是弓着的。走的时候，特意走进唐小舟的办公室，和杨泰丰等人打招呼，笑声格外响亮。梁天培主动和唐小舟握手，唐小舟觉得，他的手特别用力，脸上的表情，就像瘾君子刚刚吸过毒一样。
唐小舟自然没有时间送梁天培，仅仅只是客气地打声招呼，便带着两位厅长进了赵德良的办公室。将必要的准备工作做好，正准备离去，赵德良说，小舟，你别走，一起听一听吧。唐小舟连忙坐下来，准备记录。赵德良又摆了摆手，说，我们随便扯一扯，不用记了。既然不用记录，为什么留自己坐在这里？这似乎是个新动向，颇值得玩味，可唐小舟还不明白原因。
赵德良看了看杨泰丰，又看了看曾向凯，说，等一下讨论岩山矿难需要的时间可能比较多，我们抓紧吧。你们谁说？
曾向凯看了看杨泰丰，说，赵书记，我向你检讨。
赵德良摆了摆手，说，不要动不动就检讨，哪有那么多检讨？工作出了纰漏，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重要的不是检讨，而是找准目标和方法，尽快完善。
杨泰丰说，我们连续开了几天会，研究这件事。大家有一些共同的看法，还是由曾厅长汇报吧。
曾向凯说，因为时间关系，我尽可能简短。相关案情，我和杨厅长以及其他相关同志讨论过很多次，我们有一种怀疑。这件案子的背后极其复杂。
赵德良问，背后极其复杂？指什么？
曾向凯说，我们怀疑我们内部，始终有人向案犯通风报信，甚至在暗中指挥案犯的行动。这个人的级别不低，应该就在专案组内部。
赵德良说，你们这样的怀疑有根据吗？
曾向凯并没有回答根据，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说，整个案件，从孟庆西被劫走，以及数次逃出我们的搜捕，与警方枪战以及最后在大龙山被枪杀，我们怀疑这是一个极其周密的计划，每一步，都是事前计划好的，环环相扣。
赵德良显然有些吃惊，说，也许你们的怀疑有你们的道理。但是，就我来看，如果说这是一个周密计划，那么，有很多事是前后矛盾的。比如说，如果是个计划，犯罪分子把孟庆西抢出去，就是为了枪杀他，这说得过去吗？犯罪分子选择那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显然是为了逃出雍州，如果说这是一个计划，那也就是说，他们逃出雍州的目的，是为了枪杀孟庆西。逻辑上似乎有些说不过去吧。他们在雍州市内把孟庆西解决掉，不是更容易也更安全吗？
曾向凯说，我们一开始之所以一直被动，关键在于，我们认为孟庆西被劫走，目的是营救或者保护。有一点，我们并没有引起太大重视，犯罪分子劫走孟庆西，一开始就是准备灭口。有一种可能，在雍州市内，他们一直想灭掉孟庆西，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机会不是太好，安全系数不高。于是，他们精心策划了一次外逃事件，甚至有可能精心策划了一次驳火事件。事件中，罪犯带着八支枪，其中七支开火，而八支枪中，只有一支曾经犯案，另外七支，全部查不到来历。那惟一的一支枪，到底是罪犯疏忽，还是有意安排？我们怀疑是后者。如果是后者，也就是说，犯罪分子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将我们引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另外，这件案子，如果是一般的犯罪团伙所为，似乎不至于设计出一个将八支枪扔掉的情节。即使再大的犯罪团伙，枪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虽然他们是最后不得不扔掉枪，但在计划之初，完全没有必要拿上八支枪。这个数目不仅太多了，而且也太容易暴露了。我更怀疑，这是犯罪分子的又一个陷阱，目的嘛，自然是让我们去追踪那些枪。
赵德良说，这是你们专业范围内的事，说说你们的计划吧。
曾向凯说，我们希望省委批准，将现在许多个部门组成的专案组撤掉。
唐小舟想，这件事，不需要通过省委吧，由政法委解决应该是最为恰当的。省委如果插手这件事，显得越权了，容易授人以柄。
赵德良略想了想，说，你们是不是给政法委打个报告，抄送省委。我在你们的报告上批示一下。
唐小舟明白了。他们怀疑，整个案件，背后有人插手，这个人，就在政法委。所以，他们想将案子从政法委拿回公安厅。可这件事通过政法委根本无法完成，只得动用省委甚至是赵德良的力量。赵德良已经完全清楚了他们的想法，又不好直接插手政法委的工作，便要绕一下。
第092章
他们在怀疑谁？罗先晖？如果不是怀疑罗先晖，也没必要绕这么大一圈吧。这事，与孟庆西的老婆执着地告状有关吗？那件事，下面虽然推来推去，根本原因，一是罗先晖的级别太高，下面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敢接手，二来，孟庆西的老婆并没有直接证据。但没有接案，并不等于事情就这么放着了，既然有人告诉了唐小舟，也一定有人告诉了别人。
曾向凯早已经准备好了报告，当场递给赵德良。唐小舟意识到赵德良准备立即阅读这份报告，随即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拿过眼镜。赵德良看过文件，唐小舟已经将签字笔准备好。赵德良在文件上签了很多字，再将签过字的文件交给唐小舟。
赵德良的字是这样签的：
孟毙案悬，侦破工作仍需加强。此前组成多单位多部门协作的联合专案组，出于孟案性质的考虑，是正确的，也是取得了实效的。现仍保留联合专案组，似于案件无益，反倒在通报协调以及人员调配诸方面，增加阻力和成本，似可考虑公安厅意见，撤销专案组，相关参与单位，各按其责，自行工作。具体事宜，请先晖同志及政法委诸同志研处。
接下来是一个协调会，参加会议的有几个部门，中心议题，是关于岩山矿难的处理。参加会议的分别有安监、公安、纪检等部门。这原本是副书记职责范围内的事，可江南省副书记缺位，许多事，堆到了赵德良这里。
经过多方调查，岩山矿难存在严重瞒报，已经没有任何争议。几乎所有人面对这件事时，都会提出一系列疑问，瞒报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与此相关者，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今天的协调会，要解决的，恰恰是这些问题。
如果要理清这三个问题，需要从后面往前说，首先是法律责任的问题。
对于矿老板来说，出了矿难死了人，肯定不是杀人罪，甚至不是过失杀人罪，勉强可以算得上是渎职罪。但在司法实践上，渎职罪通常运用于国家公务员，用在私人老板身上，有些怪怪的。如此一来，就需要从管理方面去找罪行，可无论哪一项管理罪行，都属于轻罪。最终的结果是，矿难发生，矿老板只负经济之责，在刑事方面，仅仅承担轻微责任。
正因为如此，老板们都不愿把钱投在安全建设上面，原因是你若想真正保障矿产安全，投入就得是巨款，相反，死几个人的赔偿要小得多。当老板的人都会算经济账，如果像国外那样，花巨资建设安全保障，不仅赚不到钱，还会亏本。几乎所有的矿老板都怀着侥幸心理，希望老天保佑而不在安全生产方面投入更多，万一出事，只好自认倒霉。
国家自然清楚这一点，对于矿业的管理极其严格，哪怕县级，都是，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安全管理，对于安全不达标单位，有权要求整改，甚至直接下令停产。这个权利挺大，直接决定着人家的生死。当然，对于安监官员来说，他们必须承担两种责任，一是行政责任，一是法律责任。这两个责任，看起来都挺大的，行政责任，最严厉的是双开，轻微一点的，也是撤职查办。好不容易当了一个官，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