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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左手拖着顾凯煌，右手拉着章蓉蓉进了家门。还未坐定，老田就冲儿子东升嚷开了：“东升，快给两位领导上茶，上泰山老君茶。”
东升让座上茶，好不热情。从他的脸上看得出，那高兴的劲头比老田更足，仿佛来者不是给他爹落实政策，倒象是给他自己落实政策。老田给他们介绍说：
“我有四个孩子，如今都是二十好几的人了，都不愿意结婚成家，我劝他们面对现实，他们反倒劝我说：”爹，我们相信你没有杀过共产党人，更相信共产党不会把你丢在山里一辈子的，你不复职，我们决不结婚。‘你们听听，他们比我更有信心。对了，我的小女儿田畔去年当上了你们分局办公室的副主任
。好了，这些家庭琐事不提它了，别耽误正事，你们是来调查历史血案的吧？“老田切入正题说。
顾凯煌接过话题：”是的，党的政策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实事求是。请你具体详细的介绍案情的经过。“
老田开始回忆，回忆把他带到四十年代初那个战争硝烟弥漫的岁月……
1941年1
月，皖南事变前夕，我连奉命开往安徽茂林地区侦察监视新四军移师北上的军事行动。新四军侦察连也在这一带活动，给北移新四军探路和侦察敌情。1
月6
日下午，我连一排三班长突然押送一名负了伤的新四军侦察员来到连部，三班长虞大胡子首先报告：
“报告连长，三班抓到一名新四军侦察员。”
“把他押进来。”连长朱荷泽命令说。
虞大胡子把新四军侦察员押进连部，低声对朱连长说：“这家伙不老实，很厉害，你要小心点。”
连长点了点头，又呶了呶嘴，示意他退下，当时我在连部任通信员，连长要我作审讯记录。朱连长右手拿着皮鞭，左手插腰，大声吼道：“哪部分的？”
“新四军侦察连的。”
“什么职务？”
“你们要杀就杀，要砍就砍，不必多问。”
“嘿，人不大，嘴还挺硬的。说，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
“他妈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们新四军有几条枪，能打死几个日本人，不是我堂堂国军在正面战场顶着，你他妈的早就做亡国奴了！”
“屁话，共产党，新四军积极抗日，全国人民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你们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不打日本人，却打中国人，大敌当前，你们民族精神何在？你们的良心叫狗吃了。”
“混蛋，国军挑起什么事端，明明是你们新四军不听蒋委员长的命令，自由扩充队伍，吞并友军，破坏行政统一，自由行动谋反叛变，与国军争地盘。”
“一派胡言，颠倒黑白，我们新四军是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收复失地，请问日本人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国军跑到哪儿去了，新四军把日本人打跑了，你们来与新四军争地盘来了，跟自己的同胞兄弟争地盘算什么英雄好汉，有本事跟日本人争地盘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谁他妈的中国人打中国人了？”
“你们不打中国人，为什么你们的上司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国民党军7
个师8
万余众，在茂林地区包围我移师北上抗日的新四军军部，把黑洞洞的枪口杀气腾腾的对准我新四军9000弟兄，你们不打中国人，为什么你的部下向我开枪？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这条腿是谁开枪打断的，你们是不是中国人？〃
问得连长哑口无言，说句心里话，我当时被这位新四军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大义凛然，铮铮铁骨的民族精神所感动，心里自然敬佩这位新四军英雄。就连审讯他的连长朱荷泽也不得不赞叹：”共产党人就是不怕死，伟大的牺牲精神令人敬佩，国军里就是缺少这样有胆有识的硬汉子哟。“
审讯完后，夜已经很深了，连长把我拉到一边，悄悄的告诉我，今晚国军有大动作，我连有重要任务，留着共党侦察员是个祸根，你把他拉出去毙了。我望着连长愣愣的不说话，连长知道我犯难，又补充说：”我也知道他是条好汉，但各为其主，没办法，你就执行去吧。“
“对不起，新四军，我部要转移，你就跟我先走吧。”他拖着伤腿在前边走，我骑着马，手握双枪在后面跟着，走出不远，他就预感到我要杀他，于是他就跟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是同胞兄弟，国难当头，请你以民族利益为重，放我一条生路，你知道，我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只是没有必要无谓的去牺牲。我们应当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如果日后我能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有生之年一定不会忘记你这位大哥的恩德，共产党也会记住你的功德。”
“兄弟，你就不要说了，我早就看出你是条好汉。这样吧，今晚新四军军部你是回不去了，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向北走，渡过长江去，否则，我就是放了你，也是死路一条。”
“谢谢大哥不杀之恩，今晚我听你的，向北走。”
然后，我把他扶上马，送了他一程，分手时他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朝天开枪为他送行。
我转身飞马回到连部，连长正在集合队伍，参加今晚行动，我急忙上前报告：“报告连长，共军侦察员已送上西天。”
连长说：“好，就等你出发了，全连听口令，出发！”
两军奋战七昼夜，因我连主要任务是侦察新四军的突围动向，所以始终未和新四军正面交火
。
两位小同志，我的故事讲完了。
老田的故事讲得很精彩，章蓉蓉听入了迷，但顾凯煌始终浓眉紧锁，就是没有听出实质性的结果，比如说那个新四军侦察员是谁打伤的，是否渡过长江，是否回到部队？都还是谜。
晚上，顾凯煌睡在山东农家特有的土炕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反复思考着，旧谜没有解开，新谜又产生了，田山东是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军？又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解放军？
第二天，他们又与老田聊天了，当他们问到老田什么年头参加国民党部队时，老田皱着眉头，停了停，略带羞涩的说：“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我就把自己的丑事向你们抖抖。”
那是1938年3 月3
日，我在家乡泰山砍了一担柴火去泰安县城叫卖。日本飞机轰炸泰安县城，炸伤一个国民党兵，我前去看热闹，另一个国民党兵把一个单架的一头往我脖子一挂：“走呀，抬着国军去治伤。”
我哭丧着脸说：“老总，行行好，我还要卖柴火呀……”
国军说：“他妈的，卖什么柴火，把国军抬到目的地，给你五担柴火钱。”
我只好抬着那个国军出了泰安县城，来到一个叫张庄的地方，我心想目的地到了，该放我回去了，谁知单架上的那个国军把他的军帽往我头上一扣，说：“走不了啦，你就是国军了，还往哪儿走，到处都是日本人，你想找死呀”。我就这样当上了国军，当时年仅15岁，人没有枪高。日后，我才知道单架上的那个国军是排长，叫朱荷泽，伤不重，腿上崩了一块弹片，伤着皮肉。那几天，军事行动非常紧急，每天都要我抬着他去侦察敌情，然后把情报送往司令部，台儿庄战役胜利后，排长朱荷泽升为连长，我也成了他的通讯员。
说到这儿，老田一阵咳嗽，咳得脸红脖粗，青筋鼓得透亮，当他锤胸打背停下来时，涨红着脸问：“刚才我说到哪儿呐？”
“说到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时参加国军。”
“对了，历史就这么巧合，徐州会战时我参加了国军，十年后，淮海战役，我又在徐州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军。”老田接着说：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12月解放徐州，我在徐州战场被俘，当时共产党的政策是愿意留下的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我们连集体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编入华中野战军，后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继续南下，准备渡江作战。
1949年4
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百万大军分中东西三个突击集团，我在中部突击集团先锋团一营二连三排任四班长，由安徽铜陵土桥向长江南岸茂林地区进攻。我先锋团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团长战前动员讲话后，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在敌人火力下渡江的问题，团长又来到阵地前进行战前检查。
为了减少我军渡江伤亡，我向团长建议用鸭子绑上电筒放入长江下游端，吸引敌人火力，我军悄悄从上游端来个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渡长江，这叫兵不厌诈。
晚上八时，全线发起总攻，团部警卫排负责在长江下游处放鸭子，黑鸦鸦的一群群亮着灯的鸭子，夜幕中看上去像武装泅渡人的头。再配上火力仰攻，一下子将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敌人的飞机大炮向江中狂轰滥炸，爆炸声震天动地，江水腾起数米高的巨浪，各种火枪在夜幕中砰砰叭叭地喷出了凶恶的火焰。
我先锋团主力在长江上游方向没放一枪就登上了南岸，敌人这才发现上当了。为此，团党委给我记一等功一次，并提升我为团部通讯排长。渡江作战胜利后，四野和我们二野的一部分部队继续向南进军，我先锋团于1949年秋解放中南城，在中南成立铁路局，临时办公。我和后勤军需排长虞大胡子一起30余人留在中南，参加接管中南铁路的工作，我担任中南站车间主任。这就是我参加人民解放军和参加铁路工作的历史。
听完老田的介绍，顾凯煌静静地思考，从组织上掌握的情况看，老田抗战初期参加国军和解放战争后期参加解放军的历史表现与其自我介绍的情况基本相符。复杂就复杂在抗战中期这段历史上，老田的历史血案却又恰巧处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战而又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时刻，看来唯一的办法是找到当事人新四军侦察班长，这个谜才能解开。
他们告别老田，向村外走去。
下一个目标是找“新四军”。田山东既没有记住那位新四军侦察员的名字，又没有留下什么物证，这个无名人氏在哪里，田山东是开枪为他送行，还是开枪向他射击？
顾凯煌首先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虞大胡子了。或许他会提供一些情况，因为新四军侦察员是他带人抓的，他与田山东在国民党部队时同在一个连队，淮海战役同在徐州集体改编为解放军，南下后又同时留在中南参加接管铁路的工作。他们在中南车站找到了虞大胡子，一位老工人把他们带进了虞大胡子的家，老工人指着不省人事的虞大胡子说：
“虞大胡子叫虞明仙，是中南站原副站长，文革后不久就发疯了，一犯病就送精神病医院。在我们中南，他和田山东是元老，都是南下干部，中南人命运最惨痛的也是他们俩人。先是田山东主任被打倒，说是历史血案，抄了家，爱人又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老田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回泰山农村去了，一去十年没个人影。后来虞明仙副站长好好的，突然疯了
，见人就笑，好人咋没个好报哟。”
顾凯煌望着疯癫的虞大胡子，两手一摊，完了，起了头的线又断了。
章蓉蓉伸着右手，向右一指说：“快转移吧，悬案还是悬着的呢，我的悬大哥。”
走，寻找“新四军”去，他们来到总参档案室，查到了皖南事变时新四军军部侦察连的编号，查到了连长的姓名。很快，他们就在某军区参谋部找到了已是副参谋长的陈喜明。陈副参谋长向他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当时我在新四军侦察连任连长，皖南事变情况紧急而复杂，先后分头派出许多侦察小组，从各个方向侦察敌顽军行动。有一去不复还的，也有受了伤回来的，也有平安回来的。就是回来的最后大多数也在突围中牺牲了，我连冲出突围的不过二十来人，但大多负了伤，负腿伤又是班长的倒是有那么二三人，当时都住进了医院，后来重建新四军，部队进行了整编，伤员陆陆续续出院后编入各个部队，人员都分散了。如果要找的人在战斗中牺牲了，这叫死无对证；如果是负伤住医院又分到什么部队去了呢？这就难找了。只有二个人的侦察小组，我倒想起一个情节，1941年1
月6
日晚，我军正准备突围时，有一个战士气喘吁吁的向我报告：“报告连长，我带回侦察到的敌人兵力部署图，我们俩人在回来的路上与敌人遭遇，一班长为了掩护我撤退，生死不明。”
我将这个战士侦察到的敌情转交给军部首长，首长根据这个情报从敌人兵力最薄弱的地方突围，我军才有2
千多人冲出突围。后来，军部首长为这个战士记了一等功，他叫刘伟达，整编时分在第一师师部侦察连工作。他现任军区作战部副部长，或许他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况。
他们告别陈副参谋长，直奔刘伟达府上。刘副部长听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