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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柄既然如此之重，那么花一点钱作为感情投资、“面子”的本钱又有谁能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呢？如此之重的权柄，在一部分掌权人的精神境界尚未达到“保险箱”的高度，而社会监督机制尚不能开展有效的限制和约束的条件下，常常成为某些人滋生贪欲的温床。与权权交换相比，权与钱的交换就更显出了鄙琐、无靠、低挡次的特征。可是在现实中，不正是无权无势者要以钱作为武器打开一扇扇锁着的大门吗？
权力在谁的手上？这在每一个工厂都引起关注、猜测、调查和分析。接着而来的是下功夫。相当多的功夫是往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人士身上使。当然不仅仅是那些中层的实力派官员，只要有可能，还要争取在高层领导人当中提高知名度。
一方面，各种超经济特权侵入市场，行政权力商品化、货币化——无论你是有意为之或是无意间导致如此的结果。
另一方面，市场交易原则侵入了非市场领域，市场内外的“直接挂钩”，编织起各种以权谋私、互利互惠的关系网，使得即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亦要受到严厉制裁的行贿、受贿、索贿等腐败行为的大量滋长和蔓延。
“关系”竟成了“第一生产力”？
商业贿赂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规则”，一些跨国公司甚至把这些“潜规则”理论化为“关系是第一生产力”。
“关系”能够成为“第一生产力”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大框架。但是，政府仍然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官员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往往可以随意介入市场，让活跃在市场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能不对其保持敬畏。
在这种情况下，外资企业选择“入乡随俗”几乎已成为业内的“行规”，因为这样更容易获得利益。一些在华外企行贿手段之隐蔽，花样之繁多，让人始料未及。跨国公司的钱当然不会白出，他们换取的回报会远远超出他们的“投资”。官员拿什么来回报跨国公司呢？当然是权力，通过权力之手，为跨国公司提供他们梦寐以求的特殊服务、特殊关照。
只有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弱化政府官员的权力，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才能让“关系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不攻自破，才能断绝跨国公司的非分之想。
（可以参考《官与腐败》中的关于期权化腐败）
17。4 关于产权改革问题
产权作为经济学的概念，其本质意义就是效率，当把国有资产定义为国有产权时，效率就成了它存在的唯一标准。当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并亏损时，如果它仍然要保持自己是一种产权而不是职工实物形式的养老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种是委托有经营能力的人（所谓的职业经理人）来经营，被人们称为“委派”；二是把它卖掉，阻止资产的无效损失，被人们称为“卖派”。二者的争论，实质上是国有资产的两种不同处理方式的对立。但是，两者都有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卖派”的最不现实和荒谬之处在于，在中国，既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卖家”，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买家”，因为国有资产主体的缺位，政府官员作为委托人不是真正的“卖家”，而任何老百姓（甚至私营企业主）都不可能有巨大的现金买得起国有资产，所以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产权市场，“卖”只是一种文明的谎话，本质上是一种“私分”。“卖派”知道自己在玩一个大骗局，于是就冠以“培育资本市场”、“向前看”、“改革闯关”等美妙词语，用“美丽的谎话”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如果卖了以后，资产的效率提高了，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提高了，“卖派”的 谎话也是有用的谎话，“卖派”就具有了合理性。
“委派”不存在“私分”的罪名，把希望建立在职业经理人身上。但是，如果仔细思考“委派”的“药方”，也感到象空中楼阁。因为，一是在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官员能当好一个委托人吗？谁能保证他们不怀有私利而任人唯亲？二是即使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官员没有任何私心，可是他们又如何知道谁是正直的职业经理人而不是骗子呢？在委托代理制没有真正在中国执行，中国不存在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又上哪里去找这种职业经理人？于是，“委派”也开始借助于“美丽的谎话”了：一是“培育职业经理人市场”；二是采取“信托”方式；三是对于在“委托——代理”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用重罚。可是，“培育”只是在为失败找借口，“信托”和“重罚”对于作为“穷光蛋”的所谓“职业经理人”根本不起作用，而且更管不了“委托人”。在实际操作中，国有企业代理人的寻找，只不过遵循最原始的规律：近水楼台先得月。
当然，不论是“委派”还是“卖派”，毕竟是在往前走。从这一角度来看，两者都没有错，就象一个人要行走，是先出左脚还是先出右脚的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产权改革而是产权化改革，即把生产资料确立为产权，原来的生产资料的产权化，其本质有两个：一是明确责任、风险主体、即政企分开——分离化，它是前提条件；二是提高经营效率，是结果条件。产权化的前提条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涉及经营权从行政中分离的形式，而产权呼的结果——提高效率，则是一个经济问题，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好的效率评估体系和对体系的管理执行能力。
解决产权化的前提条件——分离，本质上就是一个“给”或者“赋予”的概念，即给予“经营自主权”，因为不存在“产权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情况下，既不可能买。也不可能卖，只能“给”。有人会问“给谁？”大概也只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但是在此之后，就涉及到产权化的结果条件——效率，即对被赋予经营权的人进行效率考核，并把效率与个人收入挂沟。
但是，我们的产权化改革并没有做到位。一是没有一个确立产权主体的伦理道德准则和法律体系；二是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效率评估体系，也没有尊重企业管理者的才能。在企业效率提高以后，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收入比例，他们的经营内驱力没有了，心理失衡了，他们自然会强烈要求拥有企业的股份。于是在经济学家的呼吁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企业改制。
在产权化改革未彻底、科学地完成的情况下，过早导入产权市场化改革，就给企业管理者传递了一个极其恶劣的诱惑：不需要通过提高企业效率来获得自己的业绩收入，只要改制就可以用“美丽的谎话”得到一大笔财富，而且后者显然比前者更省力并且收获更多。这种产权市场化实质上就不是产权而是所有权市场化，由于根本不存在所有权买卖市场，因此，“产权市场化”甚至谈不上公正的私有化，而只是在“卖”的名义下一种文明的对所有权的盗窃。
在产权化改革的法律体系、绩效考核政策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当老板一定比当职业经理人更具有诱惑力。在过早导入“产权市场化”已是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人才市场上大概唯一能找到的职业经理人就是“资本运营”的高手——实现“美丽的谎话”的操盘手。依据“美丽的谎话”，过早导入“产权市场化”和“委托代理”的恶果是，欺骗成为人人追求的美丽，上演“皇帝的新衣”成为经济生活的流行剧。由于“卖派”的谎话，造成股市的巨大虚假与金融系统的巨额呆帐；由于“委派”的谎话，企业代理人的胡作非为、欺上瞒下也不足为奇了。在“美丽的谎话”下，无论对国有财产还是股民财产，“文明的侵占”成为大家深陷其中，乐此不疲的游戏。
过去在“吃大锅饭”时期是在“大锅”里面“混饭吃”，现在不准“吃大锅饭”，就从“大锅”里面“分饭吃”，总之，是吃国家而不是吃市场。
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认为，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最大的误区，国内的MBO（管理层收购）实际上是MBI（内部人收购），是掠夺国有资产的好方法，应该立法禁止。
而国内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国企名义上是国家所有，但落实不到任何一个自然人身上，国企出事了，没人去负责。如果说国有资产全国人民人人有份，处理起来都要发言，岂不是要用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国企问题吗？国企是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国企改制分为增长型和分配型两种。前者的特点是国企产权改变以后，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仍不断地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良性发展，后者的特点是将改变产权后的企业资产变卖成为私人财产，导致工人失业、社会动荡。
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之下，中国社会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左”的时候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右”的时候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
“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主要在“卖”不在“买”，在官不在商，在“国”不在“民”。只要治好了“官”的问题，民企再有“原罪”，也不会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说。
没有民主政治和博弈机制的建立，没有资本权利和劳动权利的完善和制衡，没有官权与民权的平衡，单腿走路的精英与权贵之路必与社会大众利益形成尖锐矛盾。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很少涉及政治因素，仅仅在一个产权上争来争去，出现“尺蠖”现象是因为中国没有一条“底线”那就是民主政治和民众权利，一个治权受民、权责对应的机制，即宪政民主机制。
“尺蠖”，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尺蠖蛾的幼虫，行动时身体向上弯成弧形，象用大拇指量距离一样。以此形容上下起伏较大。
顾雏军事件反映出中国改革中的“尺蠖效应”：在权责严重不对等的非宪政条件下，“大小政府”的往复常常是缺少公正的“支点”，而无论是“收”还是“放”都只偏向一方，政府变“大”时，权大责任未必大，至少扩权快于扩责；政府变“小”时，责小权未必小，至少弃责远快于限权。在这种“尺蠖效应”中，政策收紧时首先束缚的是老百姓，政策放开时首先放纵的是权势者。一“收”就把老百姓的财产收进了官库，一“放”再把官库的东西弄进了权势者的私囊。改革遇到这种效应，自然是进退维谷。
在关于国有资产改革的两种派别中，一派认为：是“购买者”的良心坏了，低价购买国有资产，想占国家的便宜，至于这场交易中的把主持“卖”给购买者的“政府”好象并没有什么责任。这里的问题是：所谓贱卖者，有买无卖不成交。既然贱卖公共财产是一种罪恶交易，怎么能责买不责卖、责商不责官呢？提出所谓“大政府主义”，就不怕权力越大的官员越有能力贱卖国资？另一派则认为：官员责任太大，而权力太小。现在许多产权交易不顺，不是因为官员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因为他们缺少流失这种资产的权力——他们“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
而国资“流失”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卖方常常并不力求高价。为什么？一是因为卖的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二是他的权力不受制约，公众监督不了这种权力，也过问不了价格。实际情况可能是：如果官员没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他就没有什么动力去勇于负责，积极推进产权改革，于是本来并非贱卖的价格他也不接受，一些该卖的国企就没有卖掉。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得给他好处，而且这好处必须大于他可能冒的风险。当好处大到一定的价值时，他就不怕“承担责任”了。明白了这一过程，就可以断言“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在“卖”不在“买”，在“官”不在“商”，在“国”不在“民”。只要治好了“官”的问题，民企再有“原罪”，也不会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说——你想贱买，我不贱卖，你能奈何？而如果治不好“官”的问题，民企再“原善”也无济于事——你不行贿，你出价再高，我也卖给别人。
经济改革的一个著名口号是“放权让利”，可是由于种种弊端，这种“放权让利”的模式下，往往出现放弃责任易，约束权力难的现象。结果是“放权”变成了“弃责”，甚至在后来的权力部门“创收”风中，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