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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被认为拥有强大力量和光明未来的阶层，却正在经受着难以言说的困惑和疼痛。计划经济下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前几代人的贫困并没有给这一代人留下多少可继承的资源。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育很不成熟。眼下在这个领域里大行其道的往往不是诚信、不是法律，而是开发商和少数特权者的合谋。在城市，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供应，政府又只向房地产开发商供应土地，市民不能获得土地自己直接建造房屋。于是，在城市，先有开发商，再有房子，然后才有业主。业主是由开发商创造出来的。在开发商交付房屋之前，根本没有业主。这些成为业主维权的先天劣势。
导致维权出现的常见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但十有八九，它们最终会演变成为社会问题，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
而从根本上看，“单位”对个人的影响虽然减弱，但国家通过掌握的主要经济资源和项目审批权、对各类新经济精英、知识分子等的政治地位的决定权等各种手段，某种程度上重建了对社会和个人的控制。不能忽略的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资源，始终还掌握在国家和政府手中。对这些资源的掌控和运用，对个人的维权行动往往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在中国被炒得很热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和说法，只是在某方面与西方中产阶层的特征有些类似，仅仅是种 “雏形”，距离成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主体力量，还有相当艰难的发展路程。
中国经济改革陷入困境源于权利与权力的错位
中国的改革，成功于农村的土地经营权承包，失败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问题：同样是“产权改革”，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
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是着眼于政府“下放权力”，后来逐渐聚焦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共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提出了 “清晰产权”。
按理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进程，完全符合经济体制转型的逻辑，也是所谓“渐进式”改革的真实写照。因为，我们不难理解，二十多年前，在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松动、经济改革还没有赢得人心、思想启蒙还处于“完整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邓小平语）那个层次的时候，谁说要“搞市场经济”无异于离经叛道，且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所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竭力推动下，中共十四大以后，当那个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内容的“清晰产权”被赋予实施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面貌突然发生逆转。这些年来，急剧攀升直至远超国际警戒线的基尼系数、在严酷镇压中仍然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个案，为中共十四大以来的改革提供了一幅简洁而生动的写照。
由权贵主导的产权改革给普通民众带来了一场浩劫，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仅以最近两年为例，除了我们知道的太石村血案、汕尾血案之外，不到半年前，在上海闵行区，还发生因征地引起农民自焚的惨剧；就在一个多月前，在上海市的顶级中心城区黄浦区，也就是最近被撤职并立案审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发迹地，一名居民因不满住房动迁后的补偿，持刀冲进动迁组的办公室，造成了一死两伤的悲剧！
这场浩劫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用产权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动迁居民至少拥有两个权利：第一，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权利；第二，作为原住民，从城市中心地段搬往偏远地区居住后，获得级差地租收益补偿的权利。第一个权利来源于“先占原则”，这是由自然法理论演化出来的，在财产关系上广泛应用的一个法律原则。因为，孙长征兄弟在居住之初，此地并无商业开发价值。随着这个地块升值，作为原住民，有权分享增值的部分。第二个原则则是我们熟悉的“公平原则”。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居民的动迁可以不遵循上述原则，一句“无私奉献”就可以在理论上“摆平”。而现在动迁居民所面对的，不是国家而是大大小小的开发公司，对于这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开发商，有什么理由要靠劳动吃饭的老百姓对他们无私奉献呢？进一步说，既然政府口口声声是说是按照货币化办法而不是行政性办法来动迁，那为什么又闭口不谈“补偿原则”呢？
或许有人会说，承办动迁的并不是开发商，而是政府。上述原则未必适用。果真如此，问题就更大了：明明是开发商的商业性动迁，那让开发商同原住民去谈好了，政府在一旁仲裁，有何不好？为什么非要横插一扛子呢？这不是有意为寻租创造条件吗！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其所以孙长征们缺乏谈判能力，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应该具有的“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权利”和 “获得级差地租收益补偿的权利”没有凸显出来，政府有关部门对于当事人的这些权利，没有一个说法。虽然孙长征们感到懊恼，但他们除了抱怨动迁费太少，在南京市买不到房子之外，却也不知道依据什么，以及如何去伸张自己的权利！因此，政府也就用不着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交代，只是通过暗箱操作，冒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每平方米补偿3750元”来，叫孙长征兄弟两家五口人如何消受？
与孙长征们权利不清相对应的，是政府方面的权力扩张。
我们已经看到，上述纠纷发端于南京市的市政建设工程中。在中国，市政建设毫无疑问属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所以，执行动拆迁任务的机构才被命名为“拆迁办”，同那些林林总总的什么“计生办”、“文明办”一样。
那么，作为政府，在实施自己的行政行为时，同利益受到损害的公民一方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呢？换句话说，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在那里呢？
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当遇到这类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法诉诸法院的纠纷时，可以向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申诉来调解。比如，一名病人住院之后要支付费用，决不是仅仅由医院开账就要病人付钱，一定要经过一个中立于病人同医院之间的第三方，审核用药的合理性之后，才由病人付钱。道理很简单，如果医院开具的费用不经过独立第三方审核，医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怎能保证它不滥用昂贵药品以谋增加收益？
而那个管辖拆迁办的南京市政当局，主要承担着改善南京城市形象的职能，其官员的政绩乃至升迁，均取决于城市形象工程的进展，它当然对尽快拆迁有着超强的冲动。这种“寻租”冲动可以被堂而皇之地掩盖在“改善城市形象”的职责的幌子之下，而实现这种“寻租”冲动的行政权力又不受丝毫制约，于是，部门寻租批上了合法性的外衣，成了政府的行政行为。在这个强大的“利维坦”面前，拆迁户不是成为任其宰割的羔羊就是成为拼死抗争的 “暴徒”！
个案例虽然发生在两年多之前。两年来，由于胡锦涛当局把民间维权列为打击对象，对媒体的控制更加严厉，我们再也无法从公开的媒体上获得这种信息。然而，事实上，因城市动拆迁引起的冲突丝毫没有缓解，这才有在本文开头时列举的发生在上海的那些事例。而那些仅仅是偶然获得的信息而已，连“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都谈不上。
在当代中国，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牟取私利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经济改革终于演变成一场浩劫，以至于个别体制内有点良知的媒体都在禁不住呼吁（以下引自《中国青年报》 2004年8月19日）：“人大的权力在哪里？工人的权利在哪里？人民群众（真正的所有者）的知情权在哪里？这些问题不落实，国企的问题仍将是一团乱麻。
第十八章 官与政绩
政绩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所取得的工作实绩。政绩的实质是执政为民的成效。
“政绩工程”四个字是美好甚至神圣的，不可以随便乱叫，它至少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一是有利于国计民生；二是主事者出以公心，不谋求个人私利；三是经得起时间和实用的考验；四是主事者不自我表功。但是因为“政绩工程”有如此的美名盛誉，于是成为贪官们觊觎的目标。
中国的“政绩工程”有一条规律：凡是贪官就必有一项或者多项与“政绩”完全无关的“工程”，它们的特征是：一是主事者的动机或是升官、或是捞钱、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二是没有一项是国计民生所需要的，都是损公肥私的骗局；三是大规模、大投入，外带大吹大擂；四是昙花一现，极其短命的。他们搞的是升官工程、贪污工程、伤天害理工程、乌纱帽工程。
贪官通常都有优异的政绩。
人们一直有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混为一谈的倾向。实际上“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不是一回事。事实上，人们在说“形象工程”的时候，标准是混乱的、不清晰的。我们看到、听到的“形象工程”往往多在贫困或者不富裕的地方出现，好象富裕地区没有“形象工程”问题。但“形象工程”到底是指超出财力的建设，还是指超出必要的建设？如果所有超出财力的建设就算是“形象工程”，那么贫困地区为了解决发展必需而“集中精力办大事”又该如何理解？富裕地区超出必要的建设也不少，而且往往成了引人赞叹的成就标志。这又使人觉得一种建设算不算“形象工程”，重点不在于建设是否超出必要，而取决于财力是否足够。
如果说“政绩工程”以大大小小的私利而否定了自身的合理性，那么“形象工程”的不合理，不在于出发点上的自私，而在于内在逻辑的败坏。“形象工程”作为一种“为民众谋利益”的建设而出马，但设想的逻辑是民众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何方，因此哪怕受到民众的反对也在所不惜。“形象工程”设想中的民众是一帮没有能力看到自己利益的愚民，必须由智慧的领导来安排命运。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程的“出发点”如何，而在于不受欢迎的建设为什么能够上马，政府为何成为形象工程的提款机，社会何以成为权力者随意取予的对象。在这里，民意成了一个虚拟概念，被视为愚民的民众并没有进入决策过程，民意代表集聚的权力机关成了“形象工程”的全力配合者。“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实质是民意不能决定决策结果。社会权力的专断内在地决定了“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的产生，所以真正的问题并非怎样制止“形象工程”，而是怎样制止社会权力的专断。
李瑞环说：“政绩还是要讲的，因为政绩是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政绩工程’是不能搞的，因为‘政绩工程’沽名钓誉、华而不实，有些甚至用老百姓的救命钱往自己脸上贴。”
经济快速增长本来是好事，但前提一定是要健康稳定，而且必须谨慎对待可能影响经济稳定的诸多因素，尤其是过快增长引发的不稳定可能性。日前国务院提醒说，影响我国经济稳定的六个体制性因素之一是“政治领域的改革还不适应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的冲动。”可以看出，尽管宏观调控力度不小，但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居高不下，与政治领域的改革缓慢不无关系。
我国经济波动的“政治周期效应”十分明显，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高峰，往往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时间。现行干部选拔、考核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都存在明显缺陷，对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机制也很薄弱。在领导干部新旧更替前后，为了凸显近期的经济效益，急于树立政绩，往往新官上任三把火，制造形式上的眼球经济，而规模扩张和追求数量与速度的增加则往往是优先考虑的方式，但由此造成的经济后遗症就很难避免。由此看来，经济的过快增长，投资的盲目增加，项目的混乱审批等不良经济现象的背后，更多的是不良的政治诱因和政治动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干部选拔和政绩考核体制的弊端。
政治文明，说到底是政府文明，政府文明说到底是政务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