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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预想不到的事件，不在乎它的大小，却常常是引发社会矛盾、决定民意走向、推动各种力量重新组合、造成政治格局变化的导火索。于是，利用危机处理、化险为夷，争取主动、为我所用，制肘对手，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常常是政治舞台上各种人物施展拳脚的基本功。把握的好坏，往往有战场上那种转败为胜、化险为夷或者风云突变、土崩瓦解的功效。
善于把自己的坏事变成好事，把对手的好事变成坏事，是一门政治艺术。
官场斗智的大忌是：暴露意图太早，事先设计谋划不周，因情况掌握不准而把自己的软肋暴露给了对手，结果是没打倒对手反而自己受伤了。
官场争斗，往往是正义斗不过邪恶，有文化的斗不过没文化的，讲道理的斗不过不讲理的。如果在官场分出个“精英”和“乡党”的话，那就是“精英”常常斗不过“乡党”。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文化素质高的领导干部，斗不过那些文盲加科盲但却精通官道的乡党。知识性的干部处事按政策、循规则，而这些政策规矩恰恰是约束官员不轨行为和随意性的。没有文化，脑子里规矩少、框框少，目无法纪的人，他们胆大妄为，在笼络人心和玩弄权术上又灵活自如，却很符合官场传统的运作潜规则，因而他们在官场上常常左右逢源。
著名的“基尼系数”就是一套预警机制。0。4是它的警戒水位，超过0。4后，这个国家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不该有的“仇官”心态
“老板虽然有钱，但是在有的官员面前就像‘三陪小姐’——心里极端厌恶反感，为了赚钱还要笑脸相迎……”在二级城市搞房地产开发的小陈这些年虽然赚了点钱，但谈起一些官员的“权力寻租”依然让他感到压抑和愤懑，觉得无处宣泄。
由于私营企业主、个体老板等人群是权力寻租的主要对象，不满官员腐败，但又不得不随顺种种“潜规则”成为他们的复杂心态。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中，特别是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情绪宣泄中，容易诱发这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非正常释放。
民营企业家、公司老板普遍表示，当前最痛恨的就是官员搞“权力寻租”，以权力配置市场资源，扭曲了正常市场经济原则，使守法经营的人也不得不接受权钱交易的“潜规则”。他们说，企业为此支付的“隐性成本”至少占收入的10％以上。
检察机关的调查也表明，商业活动中的行贿、受贿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工程建设、医药购销领域是商业贿赂犯罪的高发区，并呈现出向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及电信、金融等行业延伸的趋势。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时期，如果任由公权私化，干部深陷利益格局，可能导致“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造成政治和经济两大系统功能发生紊乱，致使地方党委、政府公信力丧失，直接腐蚀党的执政基础，并引发群众与政府的尖锐对立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畸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大型企业或知名企业家由于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遭遇“吃拿卡要”、“潜规则”的时候相对少一些，一些权力部门对他们往往有所忌惮。但是，中小企业却普遍缺乏与之抗衡的能力：要么接受“潜规则”，要么“出局”。这种状况让不少中小老板深恶痛绝。
可以说每一个有审批权、检查权的部门都有一套“潜规则”，都有自己的“专车道”。不知道有多少项目被“埋葬”在这些“潜规则”下，也不知有多少企业被“拖垮”在这些“专车道”上。
“仇官”心理非理性释放的风险
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社会的失序或混乱无疑是大小老板们较为担心的局面。但是，如果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遏止，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和事件中，特别是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宣泄中，一些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往往会增加社会风险。
随着我国利益关系的调整，作为改革“受益者”的新兴阶层的心态变化会日益复杂。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中产阶层壮大、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各种文化思潮泛起、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现象，极易产生社会冲突。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如何遏制腐败，防止部分中小老板“仇官”心理的非正常释放，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引起各方重视。
“权利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我们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参政议政，使权力的运行更为公开透明，也许是遏止权力寻租的一个出路”。
“权力致富”焉能不引起“仇富”？
中国是个“权力致富”的社会。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历史上每当到一个朝代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时候，都会出现大量的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的口号就是：“均贫富”，来聚惑人心，可见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其实贫富差距不光是中国社会才有的现象，即使在西方民主社会也广为存在，可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偏偏能引起人民暴动呢？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很特别，因为这种富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官富”，是一种“权力富”，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中，谁只要拥有权力，谁只要当上了官，谁就能富。谁的官越大，谁也就越富。过去中国最大的官是皇帝，所以皇帝是中国最大的富翁。刘邦当上了皇帝不就洋洋得意地说：“我弄下的产业比起大哥来哪个大？”这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财富做法，世界上哪一个人能够相比？
权力的本质被来就是一种侵夺式的，是彰显人性之恶的手段，所以它付诸实施必然是强盗式的，是赤裸裸式的掠夺，也是血淋淋的。作为“权力致富”，当然也是靠血腥的手段获取的，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聚天下之财力供一人之享乐，这种过程还不是靠武力强占的吗？还有成吉思汗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掠夺，很快就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最富有的人，这样的财富不也是沾满鲜血吗？……像这种权力致富，实际上并不能引起广大人民心服口服的尊崇。因此陈胜吴广就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历朝历代为了打破这种权力致富之手，也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尽管这些起义最终也变成了“权力致富”的变质者，但在起始应该是以打破“权力致富”作为号召的。
权力，因它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划分为民主权力和专制权力。民主权力是有限制的权力，是由广大人民，通过一定的社会民主制度把其规范到正常的轨道上，从而彰显一定的人性化，而专制权力是没有限制的极端权力，是绝对权力，一般为独裁者所有，它完全掌握在专制独裁者手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人性本恶，而权力是促使人性发挥最大恶的催化剂，它可以使人的恶性发挥到极限，所以如果不对权力进行限制的话，它会贻害无穷的，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出现的暴君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权力的性质既然如此，作为攫取财富的“权力致富”当然也是如此，在专制制度下的权力致富是充满血淋淋的，它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也无道德规范，更无法律制裁。比如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皇帝，许多人出身实际上是穷光蛋，比如朱元璋还不是一个穷要饭的，后来通过奸谋和武力登上了皇位，成为最富裕的人，还有历朝历代的文臣武将还不是通过长官权力来富裕的吗？所以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什么手段能迅速致富，那就是权力。
而现在权力致富在中国更是屡见不鲜，据了解，目前中国在位的高级领导人许多都是富翁，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子女更是富甲一方，其财富远远超过那些辛辛苦苦的企业家。
这种现象当然在民主社会是不会存在的，如果问美国最富有的人，大家绝对不会回答美国总统，而在中国如果问谁是最富有的人，一般有几种回答，一种是国家独裁者，一种是某个私人，但回过头来一看，这些私人的财富也许今年位列第一，明年很可能跌落监狱，比如牟其中，比如刘晓庆等，可见还是权力财富来得实在，基本上谁也打不倒的。最好的回答就是中国最富有的人是江泽民、胡锦涛、邓氏家族等。
权力致富的根本性质是掠夺、压榨、剥削，是靠掠夺别人的财富致富的。因此，权力致富从来不尊重道义，而且贪得无厌。在权力致富普遍的社会里，必然会存在着大量流离失所的穷人。比如清朝时期开始的野蛮圈地，社会上不是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吗？而权力致富的本质也决定了这些穷人是得不到救助的，如果他们会救助穷人，那又为什么要掠夺穷人呢？正是因为权力致富造成了穷人的现状，又怎么指望权力救助呢？这就好比狼咬断了羊的脖子，你还能指望狼能治疗羊吗？所以对于开头的几个例子我们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现在中国的权力致富更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比如贪官动辄几亿、数千万，这不是权力置换吗？每次的国企改革，使得极少数人暴富，绝大多数工人下岗，这不是权力致富吗？还有医疗、教育等校部门富得流油，不也是又为这些部门掌握着医疗、教育的权力而致富的吗？还有电信、天然气、石油等部门不是也因为处于垄断地位而实际上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说涨价就涨价，使得财富都流进了他们的口袋里吗……
对于强盗，人们是要反抗的，而权力致富说白了也是一种强盗行为，焉能不引起人们的仇恨？也难怪在春秋以前老百姓就喊出了：“硕鼠，硕鼠，毋食我麦”的口号，而每次的人民起义“均贫富”的口号喊出后，总是一呼百应，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想，既然你们可以掠夺，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掠夺回来呢？
所以，仇富不怪老百姓，实在是因为中国的致富是一种非正常的权力致富。在现在的国际大趋势下，对戕害人权的专制权力体制既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么，对于中国社会这种戕人权的权力致富，当然也应是人人得而诛之。
腐败为什么会成为危机的导火索
2004年9月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以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为组长的国内危机管理研究课题组提出，2010年为中国危机多发期，腐败可能成为危机导火索。那么，课题组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在所有关于腐败问题的报告、报道和论文中，在指出腐败愈演愈烈、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同时，通常都要在一个转折词之后来一句：“当然，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的确，腐败分子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只占极少数，他们的存在不可能改变党的性质和地位，不可能影响党带领全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但是，应当看到，即使腐败分子只占极少数，也是危险的。
1959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评议“大跃进”运动时曾经说过，“大跃进”的成绩和缺点好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因为这是毛主席说的，所以这个比喻被中国人用了许多年，十分著名。在中国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个比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说的是一个指头决定不了事物的性质，那九个才能决定。作为极少数的“一个指头”当然不能决定事物当下的性质，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一个指头”通常指的是两种类型的东西。一是“新生事物”。不用说，这个道理我们早已经很熟悉了：虽然某种革命力量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只是“十来个聪明人”（列宁语），但它很可能是撼动地球的杠杆。二是事物内部因异化、蜕变、落后等原因而产生的消极因素。这样的事物从理论上虽然不足以改变整个事物的性质，却也常常是不可轻视的力量。
不需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往往等不到某种消极因素超过“一个指头”的时候就开始叫唤，说整个事物已经具有“一根指头”的性质了。比如说，在某某城市，一个月里连续发生了两起抢劫杀人案件，虽然这连半个指头都不到，但许多老百姓还是人心惶惶，安全感大大下降了。一个人常常只因为做了一件坏事，曾经做过100件好事的历史就会被遗忘，而被一棍子打死。在一些国家，一个官员只要犯一个错误就可能被迫辞职下台。
评书艺术家袁阔成有一次表演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按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很少但却到处都有，而且分布还很均匀，让人觉得好像满天下都是坏人。”这话说得挺有意思，似乎还真是恰如其分。实际上，均匀地分布着的坏人加在一起没几个，也不一定有“一个指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