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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夏拍摄《东方之子――成克杰》时，成克杰面对镜头装出一副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样子，声泪俱下地说：“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呀这些人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他们好苦呀！”又慷慨激昂地说：“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有偷懒，正在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然而，就是这位“一心为民、无私奉献”，誓死要书写让老百姓永不忘怀的贡献史的“好官”，五年后，竟稳稳地坐上了“中华第一贪”的交椅。为此，央视特又为其制作专题片――《成克杰的毁灭轨迹》，记录下他与情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鲸吞民脂民膏的贪污腐败史。前后对照，国人虽感滑稽可笑，但也不能不为他的精彩表演所“折服”。
“清贫穷酸”型：有的贪官衣着朴素，言语“老土”，把穷酸当保护色，以节俭作遮阳伞，大贪若廉。被称为“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明九斤有着众多“廉政铁事”：穿廉价的衣服，袜子上甚至还有窟窿；他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自己也尽量赶回单位吃饭；他对亲戚朋友“铁面无私”，弟弟、妹妹都下岗了，弟弟拉人力三轮车，妹妹帮人守摊。然而，明九斤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47万元；陕西省宝鸡市原公安局长范太民，经常脚穿解放胶鞋，身背绿色挎包，被人们称为“挎包局长”，他小心掩盖受贿行贿，蒙蔽他人，因窃贼多次光顾而露出嘴脸，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南川市原五交化公司经理金荣中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偷税，罪名可谓“品种齐全”，涉案金额总计164。4466万元。他用的手机，是最老最老的款式――“大哥大”，而即使在这样的手机的残破处，他还用胶布包了又包。此外，金荣中和妻儿常拣亲戚的旧衣服穿，他最“体面”的一件皮衣，竟是其姐夫不要后送给他的！
“小廉大贪“型：看不上眼的贿赂不收，动不了心的礼物上交，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廉则碍大贪，待价而高沽，择机而狂捞。广西柳州市邮政局办公室原主任王铁权，在任柳州市邮电局基建科长期间，在邮电局系统第一个采用招标、议标发包工程，深得领导和职工的称赞。在管理本局基建项目过程中，还主动向局里上缴回扣100多万元，但他暗底里却索贿30万元；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在本地以“清廉”著称。一次，澳星公司派人将100万元给他，他专门让厅纪委和保卫处将这百万贿赂退回给澳星公司。还有几次他让门卫把前来行贿者轰出大门，从此他得了个“廉政厅长”的好声誉。然而当检察机关搜查刘家住宅时，大家都惊呆了，这座豪宅里不仅停有一辆价值140万元的奔驰，而且财产总额已经超过了1300万元；原广东省揭阳市委常委、普宁市委书记丁伟斌在位四年，光是每年中秋、春节、“五一”、“十一”等八个节日，他上缴的红包就高达人民币58万多元、港币8万多元、美金2000多元，当然这只是他收受红包中的一小部分，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以假乱真，以真盖假。
“慷慨自诩”型：一些贪官热衷于开会作报告，上广播电视做访谈，在报刊杂志上登文章，把自己标榜成反腐倡廉的英雄。江苏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曾在市委民主生活会上津津有味地介绍自己如何抵制“逢年过节送钱”这一腐败现象的“经验”：“我对过节行贿的处理办法：一是躲，二是拒，三是退，四是交。”他也真上交组织9万元，成为名声在外的“廉洁干部”。可判决书上写着：邢党婴因先后收受贿赂35起计31。2万元被判无期徒刑。当然，他上交的那9万多元并不包括在内。就是这样一个贪官，竟敢在全市大会上多次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一个不贪钱、不贪权、不贪色的“三不贪”干部。
“涂脂抹粉”型：一些贪官为了伪装自己，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方法、力量，来为自己“歌功颂德”。广西钦州市交警支队原副队长兼市公安局机动车检测中心原主任黄祥欢，靠走私、贪污受贿获赃款1200万元，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竟花费百万余元买通媒体，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华改革英杰》、《中国当代改革者》和《中国改革者风采》上，还花大价钱在广西一家报纸上以《能人黄祥欢》为题进行大肆吹捧；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歌颂术”的工夫做得更加到门，这样一个受贿16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达300万元的大贪官，却恬不知耻地让人以他为原型，编造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小品《稽查局长》，说是一个税务局长勤奋工作，身患重病，因清正廉洁而无钱治病，女儿为治他的病到处去拣易拉罐卖了70余元，结果还捐给了希望工程。
“荣誉贴金”型：有不少贪官，拥有各种荣誉，笼罩着耀眼的光环，使人真假莫辨。湖南涟源钢铁厂原厂长、总经理宋焕威是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还是湖南省八届人大代表，荣誉一大堆，但在其许多荣誉的后面，在辉煌的光环照耀下，做出了非法收受贿赂310万元的不是之举；河南省灵宝市原地税局副局长卫建设，受贿索贿160万元，另有300多万元财产来历不明，此人竟是连续十余年的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这些贪官们在“荣誉”这把“红伞”的遮掩下，狮子大开口，即“零存”又“整取”，即“批发”又“零售”，吃个脑满肠肥。这一招绝、险、狠，一般“小腐”玩不转，只有“巨腐”才玩得得心应手。
“附庸风雅”型：胡长清把自己“秀”成一个文化人，在办公室里自书一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悬挂起来装点门面；“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李太银，他不但发表了《碑魂》、《梦魇》等长篇反腐小说，而且发明了“1010”的廉政公式，即“我们哪怕用十分之一的权力谋私，就会丧失全部的威信”，俨然一副清官模样；曾任深圳市宝安区区委书记的虞德海喜欢读书，很爱看《历代警世格言》。爱好填词绘画，在几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上，都有他画的荷花，暗示自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不喝酒、不抽烟、不好色，只有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的“爱好”。然而，正是这种“爱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准空子，用古玩、字画等打通行贿之门，与之成为所谓的“朋友”。
“循规蹈矩”型：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一位行事低调、做事谨慎、很讲“规矩”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教育下属或新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告诫他们不该要的财物一律不能碰。徐国健在公众场合的“大圈子”里，即使是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始终保持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正常关系。多年来，他身边组织系统的人在升迁上很少能得到他的格外“关照”。实际上徐国健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460万元和8000美元，接受礼金1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刘知炳，平时衣着朴实，不讲排场，没有架子，总摆出一副体恤下级的谦和态度，同上下级的关系也处理得不错，关于他违纪违法的举报不多。刘知炳工于心计，善于伪装。他滥用权力，但从不批条子，不留痕迹，不让第三者在场，设法做到“进退有路”。若不是震惊全国的柳州骗税牵涉到他的女儿，进而涉及到他，人们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腐败分子。
“勤政爱民”型：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丢帽掉头之前，贯以“清正廉明”自居。他在位期间每次回老家，都不带随从，坐的是普通型的桑塔纳轿车，总是摆出一副平易近人、清正廉洁的样子，既不抽烟又不喝酒。每次到乡下老岳父家，总喜欢到附近的村民家里去走走，他会到地上满是鸡屎的村民家里去喝茶，也会抱起满身泥土的孩子去亲脸……他这一番廉洁亲民的行动，感动得村民们连呼他是清官，他的亲属也莫不以有他这样的清官而自豪，可是朴实、厚道的百姓们又哪里知道胡长清的这副简朴、爱民、清正廉洁的样子都只是装出来给人看的，他们眼里的清官在担任江西省副省长期间，平均每月受贿33万元，平均每天收受的贿赂相当于江西省5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煽情鼓动”型：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能进行前腐后继，除了大唱廉政歌以外，围绕一个“廉”字，还有其独到之处，讲话非常有激情，从来没用过演讲稿，他的言语往往不是很长，但非常富有鼓动性。2000年底的全省交通工作会议上，石发亮在讲话过程中突然说：“我向省委、省政府保证，2001年全省交通总投资一定要达到150亿，如果达不到，我就把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交还给省委！”石发亮还用几 乎是哽咽的语气对台下的近千名干部讲：“同志们，我的‘乌纱帽’就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要不要我把它交回去啊？”干部们在台下齐声喊道：“不让！”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这种近似在舞台上看到的表演很能迷惑人，与其唱的廉政歌遥相呼应，更加使一些人认为他不仅是廉政上的巨人，也是工作上的巨人。
“贼喊捉贼”型：自己屁股下有屎，却捏着鼻子蹙着眉头大喊臭，自己在巧取豪夺大饱私囊，却追查、甚至诬陷人家贪污腐败。自称穿防弹衣反腐轰动一时的原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明明是自己贪得无厌，却把自己装扮成反腐英雄。2004年8月他斗胆向人民网投稿，人民网发表了他的文章《防弹衣为何穿了6年》。文章发表后，引得舆论一片哗然。黄金高这位官场老手，不仅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同时还赚了个“清官”的美名，成了反腐斗士的典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防弹衣书记”，事后发现“万言书”竟由枪手代劳，后又被控涉嫌受贿500余万元，包养4个情妇，以被公诉而尴尬谢幕。
纵观贪官们种种作秀伎俩，其目的不外有四：一是为了防范小偷。现在不少小偷大盗都将目光瞄准了贪官，知道他们家藏万贯，而即便被盗也不敢伸张更不敢报案；二是为了掩盖贪迹。贪官们大多有先见之明，无论贪得多么巧妙，多么隐蔽，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为“安全”起见，他们便竭力掩盖贪迹，玩弄“遮眼法”，为自己大树特树光辉形象，以此来遮住世人尤其是司法机关的“慧眼”；三是为了过足贪瘾。当官一旦沾上“贪”宇，便会贪了这笔想那笔，贪了十万想百万，越贪越上瘾，越上瘾越贪。为确保长期贪下去，只得将“清官、好官、能官”的外衣披在身上，为自己“遮风挡雨”；四是为了边腐边升。不少贪官为能继续升迁，一方面以钱开道走上层路线，另一方积极装廉捞取政治资本，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
贪官作秀危害甚大。一是容易混淆视听，给组织部门选拔任用干部造成错觉。贪官们装模作样，或进行看似真诚的表白、或故作惊人之举，把话说绝、把事做绝，极力把自己装扮得比谁都忧国忧民、废寝忘食、清正廉洁，目的无非是给自己赢得个好口碑，多拉到几张选票；二是给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部门查处带来了难度。许多贪官利用廉秀在干部群众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当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部门进行查处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采取不配合、不支持的态度，有的还出面替腐败分子担保，认为“他绝对没有问题”；三是扰乱了人们对是与非的判断，容易导致广大群众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不信任，从而使得社会道德规范整体滑坡。
可以预见，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贪官是不会绝迹，他们“表演”还会继续粉墨登场。但是表演毕竟是表演，演戏毕竟有时间，妆总要卸去，外衣总得脱去，狐狸的尾巴总要露出。所以，我们在“看戏”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当某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主儿信誓旦旦甚至捶胸顿足地对你起誓发愿时，千万要冷静，不要马上鼓掌。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最好还要让历史作证。只有深刻剖析洞察贪官的五花八门的“作秀”招数，才能炼就一双火眼金睛，不为贪官的任何高超表演所蒙蔽，不为光怪陆离错综复杂的腐败现象所迷惑，稳准狠地惩治腐败、打击贪官。因为鲁迅先生早就断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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