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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实质就在于应用。权力就象土地一样，你拥有一片土地，如果谁不征求你的意见，想种就种，也不交租，那你的拥有就毫无意义。
分工不同，手中的权力就有区别，因此有关的实惠也就有天壤之别。
历史证明，政治权力如能顺应经济、服从经济，社会就出现繁荣，国家才会富强；反之，如果权力扭曲经济，蹂躏经济，社会就走向衰败。一个新的世界性潮流是，只有实行分散的、集权越来越少的经济管理，才能适应新的经济。
权力崇拜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你想富没有政策不行，还得求权力，求得多 了，权力自然升值，权力崇拜就会更厉害。等到权力经济真正走向市场经济，权力“统”不起来了，商人更多的是求市场、求业务伙伴，权力崇拜才会淡化。利润崇拜必将代替权力崇拜，商业价值观将在一切制度里发挥同样的作用。
本来应该是理性支配权力，但是，很多人却如拿破仑说的“是权力支配着理性”。人一旦迷上了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的时候，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成为一种追求荣誉、自由的乐趣时，人就迷失方向了。
许许多多有过权力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或势力，便大肆抱怨世态炎凉，抱怨人走茶凉。其实世态炎凉本就如此，只是你有权有势的时候，车水马龙，一呼百应，颐指气使，有求必应抬举惯了，被惯坏了 ，自己却浑然不知，以为都是应该的，以为是自己人缘好，以为别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以为天道如此。如今失势了，才感觉世态炎凉，才有了抱怨。
公共精神是在以公民为本位的社会中产生，公共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主权的让渡，以公共精神为基本理念 的公共行政在运作过程中，必须突出其公共性，强调公共利益和负责任；而缺乏公共精神的公务员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的。
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虽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但在公共行政运行过程中，却忽略了对政府具体服务职能的建设；强调政府是一个管理机关，以政府利益取代公众利益，奉行典型的“政府本位”。
自从学者吴思创造性地发现和总结了中国政治的潜规则后，舆论倾向于把一切官场问题都归于潜规则。但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郭元唏（曾经在四川德阳市挂职担任副市长四年多）的《市长手记》一书中，却揭示了：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最荒诞不经的举动大都不是潜规则造成的，而是在政府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的台面上发生的，一切都严格遵循议事程序，一切都严格履行组织手续，一切都来得冠冕堂皇，但结果常常是恶人当道，百姓遭殃。这一切说明官场显规则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事实上，凡是 潜规则流行的地方和时候，多半是显规则失常的地方和时候。
基层政府决策和运行中存在的缺陷是体制上固有的矛盾造成的。这固有的矛盾在根本上是权力的获得来自上级的委任，而不是选民的授予；在宏观上是权力过于集中，党政不分，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在微观上是程序设计漏洞百出或者形同虚数设，党政一把手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拥有无限的权力，一切程序都要服从于一把手的意志，是一把手贯彻、落实自己意图的工具。
党内监督、政府监督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如何真正落实到实处，就是问题了。在现实工作中，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对于错误的决定和决策，在党内的公开场合是没有反对声音的，更不用说谁来抵挡了；即使有反对的，也是在会下，不起任何实际效用的议论。
设计并真正实行严密的施政程序本来是用来限制和正确运用权力的，但在中国，许多程序却不幸沦为滥用权力的工具。这就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党委的现实状况。在这样的 显规则下，各级官员无须接受民众认可的政绩检验，可以自由运作自己的升迁。在这样的显规则下，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正被不法官员侵蚀私分，共产党的党政权力逐渐流失到不法官员手中。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木桶理论”作用下（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那根木版），被那些最拙劣的官员拉低了、削弱了，并正在危及其政治生命。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对权力的运作程序进行更新和完善，与时俱进 ，借鉴人类一切成功经验，从宏观到微观，都能有效地约束权力的越位、腐败和不作为，建立新的官场显规则。在目前的显规则下，想按照自己的良 知和职责为百姓办点实事，必然伤害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得罪更有权势的人，结果只能成为书生气十足的另类，成为孤独的人。
权力变现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
商业贿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各个环节已经形成了某种权力链。从顶端开始，权力就处于缺少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失衡状态，每一个环节都理直气壮或多或少地借助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凡是手中有一些权力，就一定要加以利用，使其发挥效益最大化。
如果从更大范围观察，权力失衡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大有蔓延之势。在社会的权力大系统中，政府、单位组织、个人构成由大到小的权力链，政府的权力失衡必然会对单位组织以及个人产生影响。通俗的说法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政府，都存在权力的滥用，那么就很难保证单位组织和个人将权力控制在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
权力原本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遗憾的是，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为权力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提供了种种可能。一些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借助权力谋利，诸如非法占用土地、直接卖地赚钱，将公共收入变成自家小金库，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之类，已经是屡见不鲜。
一旦政府的权力变异行为成为榜样，单位组织也就不可避免地“上行下效”。银行、学校、医院、电信等拥有某类特权的单位组织，也都理直气壮地将权力转化为利益。
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让人艳羡。而个人，一旦拥有了权力，也就想方设法地将权力变现。人人都看到权力的好处，人人都会感到他人在滥用权力之时自己的被剥夺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超越权力的使用边界，以权谋私，以权获利。就象传染病一样，人人被感染，成为带菌者。
我们都在咒骂贪官、痛恨腐败、怒斥特权，但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失衡病毒侵袭的环境时，我们又会自觉自愿地加入追逐权力、以权谋私的行列，只要手里有一点点可以变现的权力，就会加以利用，并将由此得到的好处心安理得到揣进口袋。
民主这种制度本质上是“人治”，要靠统治者作风上的民主来弥补制度的不民主，要靠统治者的品德来制约他的无限权力。发扬民主作风之类的东西，恰恰说明了是在不民主的制度下，才最需要这些东西。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民主作风反而不需要特别强调，说到底，民主并不是一种作风，不是一件靠发扬就可以取得成效的事情，它是一种制约权力的制度。凡是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凡是要靠领导者和部下发扬的民主，也不会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制的优越性在于，它通过定期选举的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一种定期的纠错功能，错误不易积累到极致；遭大多数人反对的领导人也不可能长期占据高位，除非民主程序被扭曲。换言之，民主制具有一种防止“暴君”的功能。它虽然不能保证比在其他体制下治理更有效，但成熟的民主制能够避免最坏治理的持续，这就是民主制所谓“最不坏”的特征。
“暴君”的出现有两大必要条件：一是领导人具有足够的个人威望，二是有着不受限制的任期。即使具备这两项必要条件，暴君之出现也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
7。10 关于权力与资本
目前中国真正左右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因素是什么？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如果不能制止权力资本化，中国将陷入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境地。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是权力创造市场；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几乎所有的贷款和外资都需要各级政府计划委员会 做担保，当大家没有财产进行贷款担保时，权力体系承担了这个任务。
80年代的改革设计者是这样的：改革要给掌权者以既得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权力靠近市场才能推进改革，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官商是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传统文化是改革的阻力，分别主张民主政治、精英政治和新权威政治等等。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体系为起点的，许多企业家是官员最近转化的，或间接支持而来，总体上讲很难避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路径。改革是钱与权的交换，但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一次性交换，这意味着一定时期的腐败，用资本赎买权力，迅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腐败会逐渐趋于收敛。另一种前途是多次购买以后权力仍然存在，甚至会固化和夸张，这样腐败就会发散，市场经济反而不能推进。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在中国出现。
90年代的改革与80年代不同，社会世俗化、利益集团化、权力资本化逐渐成为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改革和开放有了实质性的和更加广泛的推进。但由于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滞后，作为改革主力的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被边缘化，成为单纯的改革对象和成本承担者，出现了在改革中绝对受损失的社会阶层，少数人窃取 越来越大的增长和改革好处，强势集团做大，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断裂”。作为衡量社会收入分配指标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初期的0。2急剧上升，接近0。5的水平。中国已经进入全世界收入分配差距很大、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之列。
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直接与国际理论接轨；自由主义作为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出现；经济自由主义与一般自由主义分离，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成为强势集团的理论武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于权力资本化选择了先默认、再承认、后追随的态度。于是，“让少数人先富”、“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改革要牺牲一代人”、“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经济学没有道德”等等。
身在官场，追逐权力最大化，是目前一部分官员的真实想法。为什么？很简单，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利。而且你还不必付出什么代价，因为你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就是最大的筹码。这不象作生意，需要实实在在的投入本钱，是有风险的，你可能血本无归，与做官腐败被惩处的风险相比，这个概率要大得多。
在现代中国，一部分官员但凡在官场中还有升迁的可能，哪怕只是前进一小步，他也不会去下海经商，因为做官的收益要远远大于经商的收益。围绕每个官员，各个利益群体都会找到一条线索来对你进行拉拢。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如果没有权钱交易，那么很多官员的生活才是不正常的。
官员下海经商模式在中国政经舞台上正在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行为方式，并且这种政经联盟的路径选择已经进化到了自觉在收益与风险之间进行仔细比较、权衡和考量。事实上，每个官员在下海经商或者企业家参政之时，他们也都有着基于利益损益的双重考量。没有人否认，无论怎样变种，权力与资本体系下的政经联盟实质上都是一种畸形的联结，它破坏了政治与经济原本具有的协调发展关系。被学者称为“联体婴儿”现象。
打破政经联盟的过程实质上还是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而这种重新分配带来的自然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是身家性命攸关之事，也是反腐败的难点。地区的政经生态与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大批频临破产边缘的城市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可供瓜分的公共资源已经枯竭或油水已经很少的时候，权力场便自然成为了角逐的首选；不少优秀人才会聚官场，为官位争得你死我活。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显然呈现出了相关性。政经联盟显现的是“权力资本化”和“期货效应”的特色。围绕着权力系统及其利益链条，结成复杂关系网络的官员群体所向披靡，政府之手无所不在，这反过来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经济前进的道路。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国有资源的私有化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性，而政府主导型改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