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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领导者几乎是约定俗成的用人准则。然而，蒋介石却是用人必疑，疑人也用。他之所以奉行这种近似怪异的用人准则，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本身就是一个权谋家，以“诈”从政，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手段，扩张势力，攫取权位。他担心别人效法此术，夺取他的权力。通常情况下，自己有不轨行为，也势必后认为他人也会有同样的企图与行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况且，他的手下，并非全是正人君子。其次，秉性所使然。蒋介石心胸狭窄，本性多疑。第三，恶劣的政治生态。自袁世凯攫取国家政权之日起，中国的政治运作机制是以“权术”为主导的，以“诈”从政，枪多势众加上“诈术”高明，便可以得势、成王，反之，落败丧权，甚至掉脑袋。蒋介石这样的权谋家主政后，此病态政治非但未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久在政坛博弈，养成“睡觉也要睁一只跟”的自卫能力。种种因素的影响，使他对任何人都是留着两手，如果说绝一点，除了两个儿子外，蒋某人没有完全信任的人。
陈果夫、陈立夫是蒋介石的亲信，很多阴谋他们都参与其中，是共同的利益驱使。为了搞倒共同的敌手，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他们都知道对方的德行。二陈势力由崛起到衰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得势在于蒋介石的信任与呵护，而其衰亡也是由于蒋介石的拆台。其原因很难仔细考究，但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夺取和巩固最高权力，是蒋介石的第一使命，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一切都要服从这个根本利益。性多疑，嫡系也要严加防范，这是蒋介石的用人准则之一。二陈的政治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一准则的支配。
术篇第59节 怪异的“将将”之术
蒋介石的用人之术常常是很怪异的。用人必疑，疑人也用，用时必监控，对文臣这样，对在战场上拼杀的将领更是如此。当然具体手段不一样。控制武将，他的招术主要是，感情笼络加上强力监控。这两者的结合，十分怪异。
事例：
蒋介石收买拉拢人有一套，有物质引诱，更注重感情投资，让人觉得蒋介石所言的“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是我最看重的人；你是我寄托重望的人”之类的话，仅是对自己所说，因此，总有一种崇高的信任感，激动兴奋不已，会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然而，他们哪里又知道正是对他说些甜言蜜语时的蒋某人，心里在盘算什么。其实，他的感人之言，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他一方面重视感情笼络，另一方面，却要对你进行监视，甚至把你的家属扣为人质，如果不听他的话，那你的“后方”难保。正是因为蒋介石把这两手结合，交替使用的怪异的“将将”术，使得许多国民党将领在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卖命的时候，却还落了个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蒋介石用此术“将”杜聿明一例，可以让我们品位其中的酸甜苦辣。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县人，１９２４年６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这时他才１９岁。１９２５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教导团做见习军需，后来参加了东征、北伐，逐渐由连长提到代理师长。他是黄埔系中的一员虎将，也是蒋介石十分器重的学生，１９３７年，蒋介石把中国第一只装甲部队交给了他。１９３８年担任军长。１９４２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命他为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率两个军远征缅甸，作战英勇，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次远征损失惨重，而杜聿明此时名气传遍海内外。
抗战胜利，将军本应享受和平。然而，蒋介石发动内战，杜聿明同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奔赴了新的战场。他被派往东北，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到了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已经初露端倪，１９４９年辽沈大决战，蒋家军惨败，蒋介石被迫放弃东北。在此之前，杜聿明已经被蒋介石调到中原，担任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后又兼任郑州指挥部主任，参与指挥在淮海的国民党军队同中共军队大决战。
淮海之战，是蒋家王朝的生死之战。如果淮海之役战败，南京失去淮海屏障，解放军很快就会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的老巢，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蒋介石将淮海之役看成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他将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到淮海战役中。
杜聿明军功显赫，而且没有任何背叛蒋介石的迹象，深得蒋的信任，因此，蒋介石把指挥这一大决战的重任交给了杜聿明。然而信任归信任，猜疑之心一定也不会少。特别是在此危重关头，他的一些爱将，或在战败情况下，不“杀身成仁”，或者战场投降，起义的也有。他还能信得过谁呢？他一方面搞战前感情投资，非常沉痛地对杜聿明说：“这一会战是生死之战，师生前途，在此一战。”最后他激励杜聿明说：“你放下枪，我脱军装。”杜聿明本来就是有几分血性的汉子，他看到校长如此信任自己，当即表明与共产党拼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刚把杜聿送出门，这边就开始打杜聿明家属的主意了。
他要将杜聿明的家属扣为人质，当时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在上海，蒋介石下来一道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飞机去台湾，并表示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的这一目的，杜聿明也会心里明白，这一着比“破釜沉舟”之术，还要厉害，历史上的“破釜沉舟”并没有危及家属子女，而蒋介石这是绝人其后的毒招，他已没有退路了，只得与人民解放军死拼了。
淮海之役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了灭顶之灾，１１月２２日，第七兵团被歼灭，黄伯滔被打死；２４日，第十二兵团被围，徐州告急；杜聿明所率的兵团也被包围，华东野战军司令致书敦促杜聿明投降，杜拒绝，１９４９年１月，杜部被全歼，杜聿明被俘。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是希望他的得意门生能够成功，若不能成功也应“杀身成仁”。杜聿明也确实有此念头，以了却自己的生命报答蒋介石厚爱之恩。由于副官夺走了他的手枪，未能如愿，却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蒋介石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蒋介石自己都无回天之术，何况一名战将呢！杜虽然成了俘虏，他的亲属却也没有躲过这一劫，他们在台湾的日子可是够难的了。蒋介石根本不兑现其诺言。生活难以维持。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不得不放下“将军夫人”的架子，到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因生活太苦，大儿子绝望而自杀。小儿子被迫辍学，开出租车。只有大女儿情况好一些，早年到美国留学，与杨振宁结婚。这次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杜家命运。１９５７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成为华人的骄傲，蒋介石对杜家也重视起来。１９５８年的一天，忽然宋美龄要见曹秀清，见面后说道：“恭喜你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啊！”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么和杨振宁说？”曹秀清回答说：“我不知道。”宋美龄当即表示希望曹到美国后，能够将杨振宁带回台湾。
曹秀清去美国，想带一个儿子去，被台湾当局拒绝，而且必须有两个比杜聿明地位高的人联保，才能到美国。虽然淮海战役早已烟消云散，但杜聿明在大陆，曹女士还肩负着带女婿回台湾为蒋介石长脸的“重任”，台湾是不会轻易放走这个人质的。
相比在台湾的家属，杜聿明在大陆的日子就好过些，坐了１０年牢后，他已经于１９５９年被大赦，得了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曹秀清于１９６３年回国，与杜聿明团聚，杜聿明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这不用说与蒋介石对被捕共产党人的狠毒手段相比，就是与蒋介石对待他的爱将相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评析：
蒋介石怪异的“将将”术源自于他的两大欲望，一是领袖欲，二是“疑心”欲，他对任何人都要怀疑，哪怕是嫡系中的嫡系。而后一种怪异之欲是前一种“欲”的派生物，他所怕的是，属下不忠于他这个“领袖”，作出有负于他这个领袖的事情，所以怀疑加防范。因此，对统军的将领们使用感情笼络加强力控制的权术。
从他对待爱将杜聿明的手段，可以看出他的阴险、狠毒、狡诈，无诈、无毒非蒋介石也。他想用这一套来控制将领，驱使他们为蒋家王朝卖命，这只是他自己的愿望，事实上，此种卑劣术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严重地伤害了将领们的自尊心，损害了蒋介石有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战斗力。蒋介石之所以谁都不能信任，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违背民心，违背潮流，人心丧失。是由其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术篇第60节 “恩师”之嫌
“恩师”也不能犯挑战独裁之嫌
蒋介石培植嫡系也罢，网罗人才也罢，对圈内人恩威并用也罢，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其独裁统治。谁胆敢挑战独裁，或被认为是挑战独裁，那等于犯了天条，即使是宠臣也难逃厄运。
事例：
蒋介石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薄情薄义的权谋家。他的宠臣张静江由盛到衰的仕途轨迹，显示了他的两面政治秉性。
张静江，浙江吴兴人，１８７７年９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后因其父捐款，为他谋得一官职，１９０２年，随清王朝驻法国大使出使巴黎，任大使馆商务随员。在巴黎了解了市场行情，做起出口生意来，往返于巴黎与上海之间，发财不少，成为富商。在他的财富增长的同时，革命思想也在生长。
１９０５年，张静江乘轮船赴法国，在船上巧遇孙中山。两人见面如故。张静江开门见山地对孙中山说：“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其欲为君之助，君如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１９０６年，他在回国途中加入了中国同盟会。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孙中山对这位曾以万贯巨款支持革命的富翁，抱以敬佩之情，誉之为“革命圣人”，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然而，正是这位铁了心追随孙中山的富贾，却在孙中山逝世不久，就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转而支持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旅途。
张静江与蒋介石交往甚密。他们在革命年代，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参加革命，而且，张静江有恩于蒋介石，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生意蚀本时，他曾予以帮助，并合伙赚钱；在蒋介石因不能忍受粤军派系排挤，弃职回沪时，张静江给以指点、规劝，并出谋划策。蒋介石非常感激，称赞张静江能“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对其常怀“敬惮之心”，并将其视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孙中山蒙难，蒋介石应孙中山召唤赴难广州相助之时，特致函张静江，将自己的后事和两个儿子托付给张。
１９２６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极度孤立。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克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突发事变中，为蒋介石献策出力。蒋介石转危为安后，挑起所谓“整理党务案”的纷争，再次得手，在北伐前夕，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此时获得政治暴利的蒋介石也送给“恩师”一份厚礼，把自己抢来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让给张静江代理。张十分卖力地反共、反革命。后来，陈果夫回顾这段反共的历史时说：“静江先生代理中央党务会议主席的时间虽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
正因为张静江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又有恩于蒋介石，所以以功臣自居，非常跋扈，目中无人，把国民党后起之秀看成晚辈，甚至我行我素，独权、揽权，给人一种挑战蒋家“独裁”的感觉，这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