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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外国资本在墨西哥投资的增加。1991至2001年间，墨西哥的出口增加了120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160亿美元，可是在墨西哥境况好起来的人却寥寥无几。实行了二十年自由市场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签署有十年了，50％的墨西哥人仍是每天靠大约4美元过活。20世纪70年代我在墨西哥时，约60％的人口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今天的比例降到了35％，并仍在下降。在众多国内问题中，主要的一个是随着工厂的关闭以及迁往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工作机会正在离墨西哥而去。例如，2000年夏天，卡拉韦高尔夫球俱乐部将生产转移到了中国，因此减掉了一半墨西哥雇员。当年秋天晚些时候，我遇到了墨西哥主要纺织品生产商中的马耶尔·扎加。他告诉我说，在墨西哥市场上很难与进口的中国纺织品竞争。
另外一个例子是巴西。迫于压力实行了政治民主和市场全球化之后，巴西于2002年秋季总统选举期间遭受了一场经济危机。由于担心左翼候选人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获胜后不履行债务义务，外国投资者纷纷抽回了资金。正如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鲁本斯·巴尔博萨当时对我所言，“你们让我们为民主选举付出了代价，这似乎不公平。更糟糕的是，你们对我们想卖给你们的半数产品都设置了贸易壁垒，这样一来，我们挣钱偿还债务岂不是更难了。这些产品包括：大豆、食糖、橘汁和钢材。”
对美国的壁垒和有害限制问题，许多地区都有同感。“9·11”之后，巴基斯坦对美国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支持态度，可美国只是象征性地增加了对巴基斯坦纺织品进口的严格配额，巴基斯坦对此很难接受。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对美国严格限制进口农产品也颇有微词。
非洲和印度则别有一番抱怨。在这些地区，艾滋病十分猖獗。富裕的西方国家虽然也有药品并已用在艾滋病患者身上，成功地挽救他们的生命，但这些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太昂贵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世界贸易组织保护专利的规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非专利药品生产商无法廉价提供药物。因此，这些国家的有些人实际上把全球化看作最大的死因。
然而，在这些抱怨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全球化的理论正确与否的问题。乔治·索罗斯最近对我说，“一般看法认为，市场总是对的，但以我的经验来看，市场几乎总是错的，尽管能自我验证。”墨西哥与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全球化理论认为，国家如果向货物和货币的自由流通开放市场、实行私有化、解除管制、严格实行法治、保持透明度、在财政与金融方面采取谨慎态度，大家就会涌上门来。不过，由于世界上的制造商纷纷涌上中国大地，中国实际上在吸纳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然而，中国并没有实行法治，而且透明度很低，控制甚严，银行体系的脆弱程度也仅次于日本。正如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那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事实上，东亚国家遵循的是一套成功的准则，这套准则由日本首倡，与全球化的标准原则罕有相像之处。它要求强制实行高储蓄率（例如，新加坡把每个工人将近一半的工资作为福利备用基金），抑制国内消费，对外国直接投资提出技术转让条件，政府干预资本分配，保护大部分国内市场，并强调以出口带动增长。
但是，纵令用了这套准则，面对中国现象是否能成功，也还是值得怀疑。按照过去的模式，发展中国家起步时都生产服装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再一步步搞比较复杂的生产。可是中国既能生产低端的，也能生产高端的，而且还能在两端都成为低成本生产商。这样一来，留给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余地就很少了。
让全球化切实可行
技术的发展可以缩短时间和距离，全球化在此推动下是不可遏止的，这已成为一种现实。不过，这话以前早就有人说过。1910年，诺尔曼·安吉尔写过一本，名曰《大幻想》。该书宣称战争已成为过去，因为当时的全球经济是那么相互协调。一战结束后，世界竟然花了六十多年才重新达到了它1911年所享有的全球化水平。全球化这次若要畅行无阻，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讲意识形态，处理好我上面着重提到的抱怨和不协调做法。单纯号召实行自由贸易和开放是不够的。人们并不是仇恨美国领导的全球化，事实上，即便没有数十亿，也有数亿人喜欢它。但是，它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广泛而公正地普及开来，同时还要敏锐地看到许多不同社会的社会与政治需要。
“97”大崩溃
“金融市场竟然让巴西为进行一场民主选举付出经济代价，这似乎不公平。”——巴西驻华盛顿大使鲁本斯·巴尔博萨
素帕猜·巴尼巴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圆脸膛男子，而今依然保持着昔日当教授时的儒雅风采。离开大学跻身政界后，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上了泰国副总理，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2001年10月，他到世贸组织就任前，我们在上海的香格里拉饭店共进过午餐，当时我们都在那里出席亚太经合会论坛的会议。俯瞰着过往船只驶过黄浦江外滩的忙碌景象，我们不期彼此都享受了一段往日的回忆。我们两人20世纪60年代都在鹿特丹住过，可惜，只是无缘相遇。我们试着用已经生疏的荷兰语聊了起来（他比我说得好），从中得知他曾被泰国派往鹿特丹大学，师从大名鼎鼎的扬·廷贝亨学习经济学。返回泰国前，他在那里连续当了十年教授。我1966至1968年在美国驻鹿特丹领事馆担任副领事。
我们的交谈从遥远的过去转到最近的情况。换用英语后，他话风一转，突然变得非常严肃起来，谈起了最近的经济发展情况：“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对泰国和东南亚都是毁灭性的。许多人不禁要问，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不是清楚全球化对亚洲的经济影响。”
素帕猜指的是1996年秋季曼谷发生的一系列事件。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日本，后来发展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终于在90年代来到了泰国。对东南亚来说，那段时间可谓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冷战结束后，民主资本主义成了惟一幸存的经济体系，控制着它所审视的一切。在创造财富的竞赛中，它完全超过了共产主义。“全球化”——国家经济与公司实体在全球基础上通过贸易与跨国投资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成了新的口号。日本的大前见一等作家写的畅销书在为新的“无国界世界”大唱赞歌。在无国界世界中，标在地图上的国境线变得毫无意义，各国政府最大的职能是说服世界上对公司有控制权的人将资金投到他们国家，然后便走开，别再干预了。关于通向未来之路，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一些知名大学的权威人士中普遍形成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华盛顿一致意见”。汤姆·弗里德曼为之冠之以“金紧身衣”之后，这一观点就广泛传播开了。这一方案要求平衡预算，降低税收，资本、货物和服务自由流通，实行私有化，撤消管制，保护财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政府要小，对利率的限制要放宽。据认为，以上措施的实施，将会带来繁荣，并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由此带来民主化，而民主化又会带来稳定与和平。弗里德曼进一步解释说，实现所有这些的主要途径是借助于“电子群体”，他们是一帮从不公开露面的财宝守护神，一般都躲在美国的华尔街、日本的兜町（证券交易大街）、伦敦的商业区以及其它一些地方无人出声的高高的巢里，两眼紧盯着电脑屏幕。可是只要轻轻地一按鼠标，他们就能让数万亿美元很快在全球周游一圈。
20世纪90年代，电子群发现了东南亚，尤其喜欢上了泰国。后来被看作是历史上最大金融泡沫的东西，其时也正在美国积聚力量。低利率和蓬勃发展的经济释放出来的潮水般的资金都在寻找高利润。欧洲和日本这些经济增长速度慢的国家的投资者也在寻找更加葱翠的牧场。东南亚因其高增长率、高利率和汇率与美元挂钩带来的低风险，看上去很像是那种银行家们的天堂。1993至1996年，欧洲、日本和美国的银行在这一地区贷出了7000多亿美元。那几年间，每年光外国贷给泰国的短期贷款，便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10％。外国直接投资也大量涌入，通用、福特、丰田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全都宣布要在泰国建造新的汽车制造厂。与此同时，新的摩天大楼将天空遮得一片昏暗。1994年，亚太国家的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会议，欣然接受了全球化理论，宣布设立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并宣布该组织承诺要在2020年以前完全实现自由贸易。在全球知名人士于新加坡、达沃斯和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博学的教授、冷酷的银行家和经验老道的政治领袖们，无一不认为东南亚是全球经济最富有活力的部分，在通往理想社会的道路上发挥着带头作用。
1996年8月底，能注意到曼谷商业银行垮台的人寥寥无几。1997年2月，当颂巴颂土地公司拖欠欧洲债券，发出了房地产泡沫可能行将破灭的首批信号时，有些人竖起了眉毛。当月晚些时候，第一金融，即泰国最大的一家金融公司，突然开始寻求合并伙伴。电子群见状赶紧开始从栅栏里往外大逃窜。外国银行家开始要求还清他们的短期贷款，投机性投资公司估计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难保，最终总得贬值，干脆把泰铢都卖了。在国外借款甚巨的泰国公司同样害怕出现这种结果，也开始将泰铢大量换成美元。在全力以赴支持汇率的过程中，泰国中央银行总共将260亿的美元储备抛进了疯狂抢购的浪潮。
1997年7月2日凌晨一两点，中央银行的官员给财政部长他农·比达亚打电话，向他报告了一个严峻的情况：美元储备很快将不复存在。泰国实际上已经破产了。离天亮还早，官员们就打电话把曼谷的主要银行家叫醒，通知他们去参加紧急会议。早晨6点30分，他们聚集在一座低矮的楼房里，对面是装饰华丽的班昏邦宫，泰国银行所在地。他们被告知，政府的储备已经告罄，再也无法用美元换泰铢，将它与美元的汇率钉死在25泰铢了。政府别无选择，只好放弃固定汇率，让泰铢自由浮动——或者说自由下落。上午9点，外汇市场开门营业，泰铢立即下降了15％，最终泰铢的价值将损失60％。12月初，政府已关闭该国58家大银行中的56家。失业率上升到了20％，先前的工商业巨头在曼谷街头叫卖三明治的不乏其人。出租车司机在标准的观光路线上添了新招：开车前往曼谷的华尔街夕隆大街，带游客去参观寿终正寝的银行。晚会结束了。
不过，且慢，这只是泰国。我记得曾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话，到会的都是美国高级官员和经济学家。他们强调说，尽管泰国经济的崩溃对泰国是耻辱和痛苦，但我们不应当忘记，整个泰国经济加起来总共不过1850亿美元，比圣地亚哥市的还要少，所以显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赞成这种说法的似乎不是别人，正是比尔·克林顿总统本人。日本领导的国际社会努力想为泰国搞个一揽子应急计划，克林顿婉言拒绝了，不让美国参加，还声称整个问题不过是在通往全球繁荣的“路上出了几个小故障”。然而，如果对克林顿来说只是打了个嗝，但对泰国人来说可就是胃癌了。泰国人不会忘记，1994年墨西哥遇上同样问题时，克林顿是如何竭尽全力搞一揽子救援计划的；泰国人同样不会忘记，他们在越南是如何帮助美国人的，也不会忘记是美国人一直在压他们转搞自由贸易和开放金融市场。正如素帕猜在上海对我说的那番话所暗示的，泰国人是不会很快忘掉这些“路上的小故障”的，也不会忘记美国人对他们的事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可是后来，突然间就不只是泰国的问题了。7月，泰铢下跌后，马来西亚的林吉特和印度尼西亚的卢比很快也开始下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抢先采取行动，向菲律宾提供了11亿美元。与此同时，韩国汽车集团“现代起亚”公司要求给予应急援助。10月，林吉特按1月份的价值已损失25％，卢比损失了28％。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突然下令停止发售马来西亚股票，强行对本国货币的流进和流出实行有限控制，为的是防止出现泰国那种货币崩溃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