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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亿桶油，其中60亿桶来自美国。
美国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终于取消了战时汽油配额时，一声声“加满”成了这个国家的新口号。从1945年8月战争结束到1950年底这段时间，随着美国人全新生活方式的建立，战争期间低迷的汽车销售量骤然猛增。美国人花了三百年建国，尔后用十五年的时间熬过了大萧条和继后的战争，其间美国一直在苛刻自己，克制自己，如今该是享受自己对廉价能源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时候了。
布巴抵押了他的自由
布鲁克林区的弗莱特布什是19世纪90年代式的典型郊区，离闹市区曼哈顿有二十分钟的车程，街区短而直，有人行道；房屋密集得在凉台上就可以和邻居很方便地聊天；商店、学校和火车站就在附近。汽车在这里简直没有用武之地，事实上，只会因塞满街道而惹人讨厌。当初建弗莱特布什的时候，根本就没把汽车考虑进去。
美国战后的繁荣，主要是因为建造了种类迥异的郊区而促成的。新的住宅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远离市中心区的地方。大多数人认为那里是乡下，可是这乡下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郊区，街区长而弯，没有人行道，却有半英亩或再大一点的小块地，走着去哪儿都不近，附近没有商店或火车站。这些房子一开始建得就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娱乐室、乡村厨房和小巧舒适的书斋成了必备处所之后，房子就建得更大了。当然，这些房子全有温度、湿度控制，装满了各种最新电器。战争结束十年后，900多万人搬进了这样的郊区。到1976年，住在郊区的美国人要比住在乡镇或市区的还要多。
当然，所有这些人都得到某个地方去购物，郊区的沿公路商业区就此应运而生。这种商业区与老市区的商业区也大相径庭。代替一排排好几层楼高、面朝公用人行道商店的，是郊区分区法规规定在巨型停车场中间建立的一簇簇低层商店——常常盖得从一家店走到邻近的一家都很不方便。同时，市区的面貌也在变。由于很多人住在郊区，市中心区就成了高层办公楼群。不过，这些楼房并不是早期那种砖石结构的，而是闪闪发光的玻璃高层建筑，夏天像热水器，冬天像冰箱，只有装上温度与湿度控制系统才能住人。这些系统之所以能够存在，得力于廉价的能源。
起初，郊区的人口集中程度不足以吸引私营铁路线投资，但它们又在城市的管辖区域之外，没有建立公共交通的可能，所以去那里的惟一办法是开汽车。导致这一结果的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铁路线是由私人公司来投资、维持和交纳税收的，公路却属于由政府提供的公益事业，公路建设业因之随着住宅建筑一道兴旺发达起来了。这一切的典型例证就是洛杉矶。那里的公共交通系统刚见雏形就被毁掉了，原因是一家由汽车、燃料和轮胎公司组成的联营企业买下了市内有轨电车公司。他们关掉电车公司，将轨道拆除，把电车路线改成了公共汽车路线，目的是想为公共汽车、轿车、轮胎和燃料扩大市场。这个想法获得了成功。
1947年，加利福尼亚州开始修建大型公路系统，该系统将连入整个地区的公路网。新泽西州紧跟着建了花园州花园州：新泽西的别称。——译者注风景干道和新泽西收费公路，其它州也大都很快跟进了。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州际公路法案》，计划建一个全长41万英里的全国超级高速公路网，从此拉开了最大公路项目的序幕。该项目主要是作为一项全国安全措施来搞的，它可以使人们在遭到原子弹袭击的情况下迅速撤离城市。然而，设法使这个项目得以通过的并不是军方，而是一大批来自汽车、石油、橡胶、房地产、货车运输和停车业的说客。艾森豪威尔说它“将改变美国的面貌”，此言确实非虚。
人们不仅把他们的住所搬往郊区，连办公室也开始搬往郊区了。航空旅行的增加，使人们感觉办公室设在机场附近也很诱人。航路和机场与公路一样，也是由政府负责修建与维护的。由于喷气式客机大大减少了旅行时间，而且可凭借价格低廉的燃料成本降低票价，所以旅行者大批转向这种新飞机。与此同时，随着美国人逐渐对享有补贴的公路和航运渐生好感，公共交通和铁路日见衰微。
1975年，无论在规划上还是在建筑上，这个国家都是小汽车和飞机胜过火车和公共汽车，私人交通胜过公共交通。我们大都住在房距甚宽的大房子里，离工作地点、娱乐场所或其它有可能去的地点很远。价格低廉的能源给予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再无选择：这个国家的结构布局要求如此。
造成这种转变的最直接原因——汽车——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于人们很多时间都是在车里度过的，所以把汽车看成自己个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汽车也因之变得车体更大，马力更大，而且更豪华了。尾翼和全框架镀铬金属保险杠，使车身增加到25英尺长的汽车愈加生辉。自动换挡装置和空调，与250多马力的V型8缸发电机一样，已成了标准配置。1973年，一般小汽车每加仑燃料只行13英里又有何妨呢？汽油不是问题。
石油冲击
实际上，汽油成其为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早在1943年，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就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即将无油！”的文章。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发现没有重复。随着消费的不断增长，美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纯输入国。这种情况来的比大多数人所预料的要早——1948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石油的进口超过了出口。自从首批移民抵达詹姆斯敦开始，美国就不曾对能源有过依赖性，而如今要开始了。
不过，这种转变除了标志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外，并没有立即引起过多的注意。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维持价格稳定，用的是使实际产量远低于最高产量法。这种做法的一项副产品，就是在危机发生时可以使生产能力猛增。正是这种剩余生产能力，使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有了胜利的余地。1948年至20世纪60年代末，产量继续保持在日产几百万桶的水平。但是消费量增长得比预料的更多。由于欧洲和日本都已复兴，其它国家也开始工业化，所以消费量增长的不止是美国，全世界的消费量都增长了。1960至1972年间，自由世界的石油消费量从每天1900万桶攀升到了每天4400万桶以上。1970年，当美国的产量上升到了最高峰，达到每天1130万桶时，剩余生产能力下降到了每天100万桶，从此便一路下跌。1971年，铁路委员会批准全力生产。可是，进口量仍在迅速上升，从1967年的1天200万桶多一点，升到了1973年的600万桶，占美国消费量的35％以上。1968年，国务院通知在巴黎的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后万一发生危机，美国将无法提供剩余生产能力。世界和美国这时已十分依赖中东的产量，而且这种依赖有增无减，而中东则是世界上最不保险的地区之一。
尽管在古时候已有所知，但直到1900年，石油才成为中东商业兴趣的焦点。当时，一贫如洗的波斯国王想稳住他一贯朝不保夕的财政状况，便找到一位退休的英国外交官，探讨有无可能出售在波斯勘探石油的特许权问题。英国企业家威廉·K·达西在澳大利亚从事金矿开采业发了财，还做过多次投机生意，他买下了这一特许权，并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于1908年5月26日上午打出了第一口自喷井。1909年，威廉·达西的公司作为英波公司挂牌了，后来的美国企业家称之为“首次公开亮相”。在后来的五年里，由于英国与德国的竞争日趋激烈，英国政府在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强烈敦促下，把宝重重地压在了燃油的海军船只上，以代替烧煤的船只。国王陛下的政府继后于1914年6月购买了英波公司51％的股份，后来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在那年8月开始的战争中，英波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占国王陛下舰队所耗油料的20％。
中东大油田的发现与开发过程，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故事，只是说来话长，无法一一细谈，只好长话短说：达西在波斯发现了石油之后，竞争就开始了。中东各地一贫如洗的酋长，顷刻之间全成了西方寻求钻探特许权的企业家们所钟爱的对象。英国人依仗自己帝国的势力范围，得到了其中大部，地点在后来成了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地方。但是，他们不知怎么都弄得自己认为阿拉伯半岛没石油。所以，当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孚石油公司去拜访伊本·沙特国王，要求获得在沙特阿拉伯钻探的特许权时，有个英国外交官就劝这位不愿让外国人在他的王国内到处戳窟窿的国王，让他干脆把钱收下，因为那里本来就没油，这样他既可以拿到钱，那些外国人也过不了多久就得走了。然而，1938年3月，达曼7号井喷出了石油，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当时建议美国往这个王国派驻外交代表，美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尽管如此，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是一家美国公司发现的，这一点后来证明十分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半岛有石油一事已人人皆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起初认为那项建议并不重要的美国，却用租借资金支持了沙特油田的维护。不过，中东的石油产量在战争期间还只是具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当20世纪40年代成为过去，50年代开始之后，这种状况迅即发生了变化。1946年，欧洲3/4的石油来自美洲。1951年，一半以上就来自中东了。向中东产品的转变，殖民主义的结束，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以色列国的建立，加在一起生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其主题有两个：一个是产油国政府争夺石油控制权的斗争（注定要成功）持续不断，定价时抛开大石油公司另搞一套；另一个是抹去（仍未成功）或严格控制以色列。
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于1951年，即伊朗（先前的波斯）将英波石油公司国有化之时。此举引起了一片混乱，英国实际上对新成立的国有化公司实行了贸易禁运，使它大幅度减少了中东石油流向世界市场的数量。不过，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手中依然很有意义的剩余生产能力，很容易地弥补了这个差距，消费者没有受到损害。第二次危机始于1956年。当时埃及领导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塞尔采取行动，将英、法所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并控制了水路运输。英、法两国联合以色列做出反应，派部队去夺取运河区。这一行动的结果当然是运河被关闭，从中东运往欧洲的石油再次中断了。英国和法国本指望美国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不料艾森豪威尔总统感到十分震惊，认为这样做只能将阿拉伯人推向苏联，因此不但要求英国人和法国人撤走，还说不撤走就不给他们用作缓冲的石油。这一威胁起了决定性作用。入侵的军队一离开埃及，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再次出面保全了欧洲。
第三次危机源于1967年6月5日开始的六日战争。以色列那天向威胁它的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发起了先发制人的袭击。有可能使用“石油武器”的说法在阿拉伯人的圈子里本来就已流传了一段时间，这时便剑拔出鞘了。6月6日，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部长们宣布实行禁运。6月8日，交运的石油量减少了60％。由于欧洲迅速增长的石油需求3/4要靠中东的石油来满足，所以形势十分严峻。不过，铁路委员会再度赶来救援了，它每天从剩余生产能力中拿出100万桶作支援。到7月份，“石油武器”显然变成了一把橡皮剑。
然而，1973年，世界石油市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美国再也不是什么最后可以依赖的供油国了，沙特阿拉伯才是，而且连美国都得靠它来获取最后一桶油了。1960年，石油出口国为了夺取收益和控制权同石油公司作斗争时成立的“欧佩克”，当时尚未家喻户晓。尽管它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市场上有余量供应的状况和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不断削弱着它的努力。然而，新的形势激励着它在与石油公司的年度谈判会议上采取强硬路线。1973年的年会定于10月8日在维也纳召开。10月6日，也就是以色列的赎罪日，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对占领西奈和加沙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在维也纳的谈判桌上，石油公司提出油价提高15％，上升到大约345美元1桶，欧佩克的石油部长们哄堂大笑。他们的回答是：要么加倍，要么免谈。与此同时，萨达特一边努力压美国和欧洲迫使以色列撤退，一边恳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