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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反应。这一决定（考虑到目前美国对法德两国的行为不满，记住这一条尤为重要）纵然是一致同意的，但从技术上讲，非政府组织的恐怖行动根据北约的规定实际上可能不能算是武装攻击。况且，“9·11”事件后，法国、比利时、英国以及其他北约成员国不仅提议，而且恳求允许它们派部队参加在阿富汗的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行动。然而五角大楼只同意英国派少量特种部队参加，它对其他国家说：“谢谢，不劳大驾了，没有盟国参加更方便一点，我们还是自己单干好，需要时我们会请你们的。”除了退出反导条约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之外，美国这一单边主义的表现引起了全世界对美国做法的普遍反对。一位马来西亚的最高领导人告诉我：“照这样下去，美国很快就会与全世界为敌。”美国人谈论“志愿者联合”、预防性战争或先发制人战争总是与防止出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的明确战略联在一起的，其目的是吓唬世界人民，迫使他们考虑他们最好还是回到丛林中去，或者永远也不要离开那里。对美利坚帝国——或者中国人称作的美国霸权主义——的恐惧被“支持我们或者不要介入”的花言巧语闹得更加严重，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不同意鲍威尔的要挟性言论的部分原因。搞掉像萨达姆这样的彻头彻尾的无赖的努力受到了削弱，因为人们害怕萨达姆，但更害怕美国。
欧洲的长期领导人、美国坚定的老朋友艾蒂安·达维隆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对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面强大，它用广泛划定自己国家利益的办法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这就吸引别的国家趁机照美国的办法划定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在美国支持建立全球机制、公理和法律规范方面更是如此。现在美国又全面强大，而世界再次需要进行根本性的重塑，但这次美国没有对任何人说，它打算放弃半个世纪以来所创建的机制，转而去保卫美国自己的狭隘利益，而且主要是以军事安全为借口。另一个大西洋主义者、三边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前世界贸易组织总裁彼德·苏瑟兰在另一次交谈中说：“美国不再支持它曾经大力提倡的多极化了。”另一个欧洲人、前欧盟驻美国大使胡戈·佩曼指出：“在国内，美国有很好的检查和平衡机制，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完全没有准头，美国的钟摆可以很快地从这一边倒向那一边，我们这些深受其影响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只能受其影响。这是很令人担心的，因为美国的动机通常都是好的，但其行动则经常被说成是愚昧无知、空想或追逐某种利益，它可能对我们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美国人可能感到奇怪的是，许多外国人认为美国人嘴上说的是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其真正目的是控制其他国家的命运，以满足它自己的短期利益或者思想偏见。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我们以各种方式几乎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投资。就拿韩国来说，美国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受了美国许多恩惠的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为从北朝鲜和中共手中解放韩国人，美国牺牲了３６０００人，美国对韩国提供的大量援助，从多方面为韩国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近来，美国把北朝鲜归入邪恶轴心，停止了对北朝鲜承诺的粮食和电力援助，除非北朝鲜停止核武器计划。美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在保卫韩国。
有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是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然而从另一方面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韩国人知道并感谢美国人为保卫他们所作的牺牲，但是，他们指出，美国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它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保卫美国利益的更大政策的一部分。韩国人还指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支持的好几届残酷的军人政权，践踏韩国人民的权利，华盛顿并没有出面明确地反对。刚刚卸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由于多年遭受折磨和监禁，至今行走困难。不错，美国军队今天仍然面对着非军事区对面的北朝鲜军队，但同样不错的是，美军很欣赏这种帝国地位。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就在汉城市内，那里经常出事。美国兵经常出事故，一会儿在交通事故中撞死了韩国人，一会儿骚扰韩国妇女或违犯韩国法律，美国人却很少被投入韩国监狱或在韩国法庭受审判。美国和韩国签订的“驻军地位协定”规定，美国兵在执勤时犯法，只有美国当局有权处理。原则上，韩国当局对非执勤军人有制裁权，但实际上这也受到严格限制。
当美国企图破坏北朝鲜的稳定时，韩国人明确指出，他们不希望这么做，因为这违反了南方的“阳光政策”，该政策正努力构筑通向北方的桥梁，以便达到渐变的目的。去年，我拜访韩国的一位顶级外交政策官员时，他求我向华盛顿说明，韩国经受不住北朝鲜政权的突然垮台。“我们不是西德”，他说，“我们不能像西德吞并东德那样吞并北朝鲜”。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亚洲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同样是时好时坏。尽管通过合作对付“基地”组织——这是反恐战争中的一个亮点，使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美国的态度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美国与中国发展贸易与投资关系，其规模之大以至于我国最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美国投资的数百亿美元都流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我们企图将防御重点转向中国，将它作为潜在的威胁，理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并声称要在世界上重新发挥“适当的作用”；中国拥有核武器和现代化军队；以及中国决心要让它的国旗在台湾（它认为台湾是一个背叛的省）上空高高飘扬。美国人所以要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部分原因是出于上述考虑，部分原因是在对待迅速增长的经济关系上有点患精神分裂症，以致使美国搞导弹防御部署，故意将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十分爱昧。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开放后，美国尽管断绝了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美国与台湾继续保持着亲密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在台湾近年来由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并声称准备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时候，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了新的庞大的售台武器计划，并声称美国“将尽一切可能”保卫台湾。
我在亚洲旅行的时候发现，这些举措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不安而不是放心。几乎没有人会同意这种观点，即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１８枚弹道导弹、国防预算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的国家，在当前的任何时候企图或能够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我见到的中国领导人的确对美国将中国看成是取代苏联的对手、企图把中国变成妖怪、“把中国压下去”的做法表示担心。他们指出；不是中国用军事基地包围美国或者用间谍飞机经常在美国沿海地区飞行。他们还指出，中国的重点是发展经济（在美国工业界和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量的军事开支会延缓经济的发展。上海一位官员对我说：“我们希望向美国卖东西，而不是攻击它”。其他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在内都指出，主观想象的东西是危险的，如果我们硬把中国当敌人看，那么它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至于台湾问题，许多亚洲人士都感到震惊的是，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了三十年“一个中国”政策后，美国改变作为整个美中关系的基础的立场，将会损害该地区的稳定。即使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支持独立，也不太担心共军入侵。实际上，台湾人正在涌入大陆，他们在大陆的投资已经超过了６００亿美元。仅在上海市就有近５０万台湾人定居。我采访的一些亚洲人惊奇地问道，是不是美国真的需要树立一个敌人。
许多外国领导人还指出了美国单边主义的其他缺陷：言行不一，目中无人。他们指出，１９７９年以前阿富汗在美国人眼中几乎是看不见的，１９７９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在那里建立了共产党傀儡政权，美国做出的反应是扇动伊斯兰圣战组织起来反抗，为阿富汗游击队包括奥萨马·本·拉丹提供资金和武器，让他们打苏联人。苏联一撤出阿富汗，美国人对阿富汗立即失去了兴趣，当塔利班强迫阿富汗妇女离开学校、离开工作岗位并佩戴面纱时，美国一言不发。现在美国又对阿富汗十分感兴趣。从这一角度讲，美国是不可信的，自私自利的，不讲道德的。
美国类似的口是心非还表现在全球化方面。美国的经济实力如同它的地缘政治存在一样是抹杀不了的。在过去的５０年中，美国是全球化的设计大师，它鼓吹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利己主义、非条例化和相互依存。当印度尼西亚、巴西和马来西亚的经济面临困难时，美国及一些与其有亲密关系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贷款，条件是停止财政补贴和“任人惟亲的资本主义”。在与日本、韩国和欧洲没完没了的谈判中，美国官员坚持要终止对所谓的敏感物资进行保护和补贴，并要求开放大米、牛肉、桔柑类水果以及大量其他产品的市场。美国在鼓吹“贸易不是援助”的时候，强调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发展和强大的最佳途径。
２００１年，美国对进入美国的钢铁加征紧急关税，使世界其他国家非常失望。甚至更无理的做法都被说成是合理的，美国政府声称，钢铁是在进口倾销中遭受损失的敏感物资。全世界许多受到美国贸易谈判官员威胁和要挟的人只能一笑了之。然而，更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农场报单显著提高了所有美国农产品的补贴。在这里，请看加征紧急关税和进行补贴对别国带来的后果，饱受危机折磨的巴西出口的近７５％的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巴西人惊叹道：原来这就是“贸易不是援助”啊。墨西哥的情况更糟糕，尽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严格的限额使墨西哥的大部分白糖根本进不了美国市场。现在，墨西哥的糖业工人失业，墨西哥软饮料的用糖已被得到大量补贴的美国的甜玉米产品取代了。
与贸易一样，全球气候变暖一直是过去２０年来大量谈判的课题。美国作为使世界气候变暖的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源，一直是这些谈判中的关键角色。大家对气候变暖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产生的原因、可能的程度和影响却有不同看法。由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美国对此表示了谨慎的关注，但在讨论的问题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以前，反对规定数量指标。１９９２年，美国保证按里奥条约采取措施延缓气候变暖，但仍坚持超出协定规定的减少排放量的定额或特定指标。后来，到２００１年３月，布什政府拒绝批准关于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从而退出了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切条约。
这一行动虽在国内受到欢迎，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却遭到广泛谴责。大家特别指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仅因为可能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就不愿与其他国家一道用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办法来延缓严重的环境恶化。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４日，布什总统前往瑞典的哥德堡，参加与欧盟１５国元首的会面，在当地受到数百名示威者的抗议，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代表欧洲领导人对记者讲话时说，美国正在推行一条“可能危害环境的错误政策”。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任何问题上的隔阂都没有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隔阂那么大。对美国人来说，以色列是亲密朋友和盟国。千百万美国人作为旅游者到过以色列，数十万美国人——如果不是数百万的话－－原来就住在那里或者有朋友和亲戚住在那里。对许多犹太裔和信基督教的美国人来说，以色列是上帝许给犹太人的地方。美国许多科技公司在以色列的尖端工厂中有大量投资。近４０年来，美国是以色列主要的武器供应国、保护国和财政支持国。不仅如此，“９·１１”事件后美国人开始把以色列人反对恐怖分子自杀性爆炸的斗争看作如同它自己反对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一样重要。布什总统要求结束巴勒斯坦的动乱，举行新的大选，以便取代已经当选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即亚西尔·阿拉法特），这种做法在美国是十分正常和合法的。然而，美国的一些盟国却表示，根据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他们应当在必要时与巴勒斯坦人民选举出来的包括亚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