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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所有项目，已降至不足170亿美元，或者说大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017％。而且其中近40亿美元大都是通过对外军事资助项目进行的军事援助，目的是提供一项资助计划；使外国政府能够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所以，实际上仅有大约130亿美元或者说013％的国民生产总值被用于通常意义上的援助，其中约30亿美元给了以色列，埃及也得到了20亿美元（这仍是1979年埃以和平协议的部分回报），剩下的则分给了其它各个国家。尽管有冷战的结束、和平红利、全球爱滋病的迅速传播和非洲饥荒的蔓延这些因素存在，这些可怜的数字实际上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如果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美国成了工业化国家中捐赠最少的一个。
我们也是国际组织中最不负责任的捐助者。譬如说，到2001年12月31日，我们在缴纳了以前欠下的一些会费后，仍欠联合国近9亿美元。我们的盟国已经听厌了我们总是谈论特殊负担，难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然而，即使我们真地决定提供资金，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把钱送出去，剩下的人中许多甚至都不能和接受者交谈。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务院大刀阔斧地削减了领事馆和海外办事处的数量。例如，我们在中国的领事馆数量比1939年时还要少。而且，根据总会计局的调查，国务院在多个关键岗位上都面临着人员短缺的情况，而在位的人又往往不够资格。比如，总会计局在调查中发现，在驻外机关事务局派往中国的官员中，62％的人不能达到他们的职位所需要的语言流利程度。在派往俄罗斯的官员中，这种人占41％。在沙特阿拉伯，公共外交处的处长根本不会讲阿拉伯语。为了宣传美国的理念而由艾森豪威尔政府建立的美国信息局于1999年被撤消了。“9·11”事件后，布什政府成立了一个名为“全球联络办公室”的机构，并请了一位麦迪逊大街上的广告经理担任主任。这个办公室是既灵活又有效还是光灵活而无效，还有待于检验。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下面的事实，就一点儿也不会因为上述情况而吃惊了：美国人中只有14％持有护照，许多大学已经不再要求毕业生必须掌握一门外语了。最近的民意调查发现，87％的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伊拉克。
冷战结束时，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短期构想过的一样，美国又有机会来考虑以某些国家真正分担维持和平的责任为基础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了。苏联已经解体，而中国也开始转向市场经济并日益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此时，联合国已成为一个将来更具可行性的机构。美国也有时间来反思像北约和日美安全条约这样的主要联盟存在的理由，以及是否有必要在海外驻军。然而美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诚然，国防开支最终降低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水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军事设施的规模也多少有所缩减。但考虑到苏联的军事实力大幅下降与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增长幅度，美国的军事实力实际上是相对增强了，并保留了基本的部署和任务。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美国倾向于参照外部威胁给自己定位，并总爱寻找敌人。在1992年之后没有具体敌人的情况下，美国仍然认为它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并以此为由保留了在海外的20多万驻军。
说来也奇怪，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总在变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不稳定”居然成了它的大敌。现有盟国及部署发生任何变动都有可能引发危险的“不稳定”，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此种情况发生。“9·11”事件和反恐战争的开始，以及对伊拉克政权更迭的注意，为美国提供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不那么危险的敌人。但这些也凸显出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经指出过的一点：在国际扑克牌游戏中，美国过于依赖军事这张牌。我们不想把自己看作好战的民族，但如果我们只相信武器的话，怎么能指望别人认为我们“热爱和平”呢？
引言
美国，一个律师最多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法制国家。这里律师的数量比其它任何地方都多，我国每千人中的律师比别的国家高出好几倍。比如，有人曾经说过，美国任何一个中型城市拥有律师的数量比整个日本的还多，此话一点不假。任何一个从事国际商务的人都知道，在美国，签任何一项商业合同要考虑的法律事务都比别处多得多，文件也比其它国家的厚出好几倍。只有在美国；才会出现多数议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出身于律师的状况，也只有在美国，学习法律才往往会成为通往大公司顶级职位的途径。在外交舞台上，美国也总是法治的捍卫者，尤其是总把它作为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挂在嘴边四处宣传。（这一点我很清楚；而且自己就经常身体力行。）当然，在国际上扩展和保护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伍德罗·威尔逊时代起，美国就一直担任牵头发起国际条约谈判的角色。
然而，2002年4月尼可尔·德勒撰写了一份题为《权治还是法制》的报告，评论了美国对八项主要国际条约的反应。作者指出，美国“通过妥协或行动，以某种严酷的方式破坏了我在本报告中仔细研究的每一个条约”。当然，美国是几千项国际条约的缔约方，要说它从未完整地执行过其中哪怕一个条约当然是不正确的。但近年来，美国拒绝或削弱了好几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其中包括禁止使用地雷的条约、禁止小型武器贸易的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化学战条约、生物战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国际刑事法庭条约等等。要说明造成美国和世界疏远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际社会限制各种武器，以及我们对军事手段的依赖对美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布雷
地雷深深地埋在地下，有时会默默地躺上几年的时间，在那里等待着玩耍的孩子，寻找孩子的母亲，踢足球的年轻人或者是犁耕新田的农民。它等待的总是毫无戒心的人。然后，当这些毫不提防的人恰好走到那里时，它就没有任何先兆地爆炸开来，将受害者的身体炸个粉碎，或者炸断他们的胳膊和大腿。
尽管在美国内战期间地雷就研制出来了，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它才大量投入使
用。当时坦克刚刚发明出来，打破了堑壕战长期僵持的局面，地雷则作为对付坦克的手段大出风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共布了3亿多颗反坦克地雷。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反坦克地雷就暴露出了一个致命的弱点：敌人可以把它们挖出来重新布设。为了弥补这个缺点，很快又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地雷——杀伤人员地雷。这种雷往往埋在反坦克地雷的周围，以防它们被人移动。这种雷中最具威力的可能当属德国的跳雷，它被触发后可以弹到臀部的高度，然后向周围宽广的空间射出数千块致命的碎钢片，以此来杀伤敌军。地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很快就不仅用于防御，在进攻中也开始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武器技术突飞猛进。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不规则布撒的地雷，这种雷可以从飞机上投掷下来，触及地面时自动激活。一队飞机很快可以布撒大量的地雷，再不用人费力地一个一个地埋设了。不规则布撒的地雷最早由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使用，它是隔离敌军部队与其基地联系的武器，也是将敌军赶往不利地形的主要武器。这种地雷还被双方用来毁灭村庄，毁坏良田及破坏道路、桥梁和水源等。有时，地雷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军就常常发现在撤退的时候正好穿过自己布设的雷区。据估计，美军在战争中近三分之一的伤亡是由己方的地雷所造成的。
随着六七十年代低强度战争的频频爆发，地雷不仅被政府军大量使用，也受到了准军事部队、警察和游击队的青睐。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用的是一种经过改进的新型不规则散雷，称为“蝴蝶雷”；而且投得阿富汗几乎到处都是。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布雷区常被精确地标出并绘制成图，以使人们能避开并最后将之清除，但散雷的出现及人们对它越来越频繁的滥用，使得雷区不可能被全部标出并绘制成图。阿富汗就是这种状况最真实的写照。尽管苏联人最终在1989年被穆斯林游击队赶走了，但地雷却留了下来。
英国前陆军军官，绰号“疯子米奇”的科林·米切尔中校对这一痛苦的现实感受尤深。20世纪80年代，他被派往阿富汗帮助阿富汗人恢复农业生产。他发现那里的地雷多如牛毛，不将其清除就不可能像样地进行耕作，由于已有的雷区没有地图，也没有标记，扫雷是一项异常危险的任务。不管怎样，米切尔没有放弃，他发起了“光荣的信托”行动来执行清除地雷的人道主义任务。
阿富汗远不是受地雷困扰的惟一国家。柬埔寨、越南和其它七十来个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战事平息后仍然残留着大约11亿颗地雷。这些地雷每年杀伤的人数大约在26万左右。1991年1月，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妇女委员会的领导人在泰柬边界的难民营照看了地雷受害者几个月后，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那年夏天，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在柬埔寨成立了它的第一家康复诊所。9月，人权观察组织和人权医生组织发表了《懦夫的战争：柬埔寨的地雷状况》，也加入了要求禁止使用杀伤地雷的阵营。以上这些及其它一些组织最后于1992年秋汇聚成一股力量，组成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代表们挑选了一位意志坚定、精力充沛的女性来领导这项事业，她就是美国越南战争老兵基金会的乔迪·威廉姆斯。
威廉姆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这项史无先例的事业中去，最后将85个以上国家的1300个非政府组织召集到了国际禁止地雷运动的旗下。这一运动非常强调建立尽可能庞大的同盟，并很早就经常会见宗教、劳工、商界、科技、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人。佛蒙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是较早转向这项事业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和依利诺伊州的议员莱恩·埃文斯一起提出了将美国杀伤地雷的出口暂停一年的议案，1992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来证明，这是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从此开始考虑，既然美国能采取这样的行动，这项事业就真有可能取得重要进展。1993年2月，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访问柬埔寨期间，宣布法国将禁止地雷出口；很快十几个国家纷纷效仿，发表了类似的声明。1994年6月，瑞典国会要求全面禁止地雷。8月份意大利议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禁止所有地雷的出口。接着，压轴戏开场了，在当年9月份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的开幕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呼吁“最终根除”地雷。紧接着，他在1996年5月宣布了一项新政策：到1999年，美国将在除朝鲜之外的地方停止使用“迟钝”地雷，在达成国际协议前将无限期地继续使用“灵巧地雷”（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自爆的地雷），将努力通过谈判来达成一项禁止杀伤地雷的国际协议。
这就为1996年10月召开的引人注目的渥太华会议奠定了基础。加拿大遍邀所有赞成全面禁止地雷的政府共商大计。与会者包括50个国家的政府和24个观察员国家的代表；另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团体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加拿大外交部长劳埃德·阿克斯沃西宣布；加拿大政府计划一年后再召集这些国家，以及其它愿意加入的国家，在1997年12月签署一项条约，立即全面禁止所有种类的杀伤地雷。与联合国在同一问题上拖沓的会谈相比，它成功地提供了另外一种快捷的方式。
但是，正当渥太华进程积聚力量时，美国的说法听起来却带上了几分迟疑。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卡尔·F·因德弗斯说，“我们不准备明确确定日期，但我们打算立即行动起来。如果渥太华进程能够在那一时间框架内完成，并且能解决我们所关心的事情的话，我们将非常支持。”这话口气上虽然肯定，却有一大堆的“如果”。实际上，美国在地雷销毁方面正走在世界的前列，它已经销毁了武器库中的300万颗地雷，为世界范围内的地雷销毁提供的财政支持也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美国还不断延长地雷出口的禁令，并在联合国提出要通过一项决议，号召所有国家“积极奉行”禁止地雷的政策。然而，随着渥太华进程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