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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势力在20世纪的增长，“不情愿的超级大国”这一概念也有所发展。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对这一概念的阐述十分精辟。他说，“有些国家的大国地位是挣来的，美国的大国地位是送上门来的。”按照这种说法，美国并不谋求扩张势力范围或领土，它只是在被迫维护自己的势力，而且是为了保障和平与捍卫民主的崇高目的。美国两党的领导人对此看法均有过清楚的解释。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说，“美国不是从它具有获取并维持对他国霸主地位能力的角度，而是从它具有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与他国共同协作能力这一角度去界定自己的实力——实际上即它的伟大。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深度在大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财政部副部长拉里·萨默斯补充说，美国是“第一个非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时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也不甘落后，1999年秋天，他对加利福尼亚的听众说，“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帝国。实际上，我们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一个有此机会却将它拒之门外的强国——因为伟大比强权更诱人，正义比荣耀更可取。”在这一点上，布什无疑和他的绝大多数同胞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三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6月1日，已当上总统的同一位乔治·W·布什，在对西点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班学员发表讲话时却改变了看法，彻底推翻了美国两百年来的战略原则。讲话伊始便不乏先兆。他说，“美国既没有帝国要扩大，也没有理想国要建立。”“我们期盼他国得到的，”——他认为——“只是企盼我们自己得到的那些：不遭受暴力的袭击，获得自由的报偿，希望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然而，布什接着却强调指出，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威慑与遏制防御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依然适用，但“新的威胁也要求有新的思维。”他接着说道：“我们必须到敌人那里去打仗，在最严重的威胁出现之前就要去对付它。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通向安全的惟一道路是行动之路。”
第一个行动不到两周就到来了。6月13日，美国正式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接着，9月20日，如今被正式宣布为“先发制人”的新原则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年度报告（这种报告是每个总统均须提交给国会的文件）中更加彻底地得到了完善。报告开始即称，美国决不会用它空前强大的军事力量去强行获得单方面的优势，而宁愿建立对人类自由有利的力量平衡。报告强调，只有那些致力于“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并保证政治与经济自由的”国家，“才能使自己的未来得到保障。”报告接着指出：
任何地方的人都想畅所欲言，有权选择自己的统治者，有信仰自由，能让自己的孩子——无论是男还是女——受到教育，拥有自己的财产，享受自己的劳动效益这些自由观是正确的，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保护这些价值观不受敌人的践踏，是爱好自由的人们共同的心声。美国将利用这一时机，将自由的好处扩大到全球。美国必须坚定地支持有关人的尊严的这些不容协商的要求：限制国家的绝对权力，以法治国，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正义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妇女，容忍不同的宗教与种族存在，尊重私有财产。
文件至此并无什么不正常的内容，但接下去说明了如何达到这些目标的办法。总统说，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单独采取行动”，如果有必要，还会通过“先发制人”来保卫自己。为了防止有人不明白这一点的含义，文件在结尾处进一步强调，“我们的军队有足够的实力去劝阻潜在的对手，让他们不要怀着超过或与美国势力并驾齐驱的希望去搞军事集结。”换言之，我们现在处于优势地位，我们希望处于这种地位，并打算将其一直保持下去。
这种新的优势说与先发制人进攻原则的突然提出，不仅使美国多年来实行的国家安全政策发生了逆转，而且还动摇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根基。三百多年来，该条约一直支撑着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现代国际体制。这一条约本是为结束三十年战争于1648年签订的，作为一项基本的国际关系原则，它承认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一国不能干预别国的内部事务。布什的理论似乎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又与纽伦堡审判中将“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战争罪论处的结论相悖。联合国宪章禁止“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这一新政策虽然出乎世人的意料，实际上却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苏联在老布什政府接近尾声时垮台，美国防御机构突然面临一个存在判断的问题。在没有“邪恶帝国”存在的情况下，美国继续维持一支大规模的、分布广泛的军队并给予其预算支持的意义究竟何在？当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要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会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为新的美国防御战略拟订指导方针。鲍威尔在1992年初向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时曾对新战略有所暗示。他说，美国需要“足够的力量”去“制止任何梦想在世界舞台上向我们发起挑战的挑战者。”他还说，“我想成为街区的霸王，”这样，“试图向美国武装部队发起挑战就不可能成功了。”1992年3月透露给《纽约时报》的新国防规划指导方针认为，美国防御战略的首要目标是“防止再出现新的对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必须使盟友和对手都相信，“他们不必力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先发制人的力量若是一种选择，美国就要保持规模可观的核武库，同时还要劝导其它国家削减或放弃自己的核武库。最后，新的指导方针暗示，未来的联盟将是“临时的权宜性组合，常常不会延续到所对付的危机以后，在许多情况下，只是一般性地赞成要实现的目标。”
这份文件草案的透露，激起了猛烈的批评浪潮。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试图让切尼置身事外，称这份文件是“底下拟的一个草稿，”国防部长尚未过目。1993年1月，五角大楼最终公布了一个口气较为和缓的文本。不过，那时公布已无异于告别之举，因为老布什给新的克林顿政府一让位，后者很快就将新方针搁置起来了。现在，九年过去之后，小布什政府又把它从搁架上取下来，作为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采用了。
此举或许不该令人感到惊奇。上个十年，相当可观的一批先驱就在为新生的美帝国标划航程了。《华尔街日报》的前主编马克斯·布特要求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朗，或许还有其它地方，并且要在那些地方强行实行自由民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京和波恩所做的那样。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学者，后来成了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理查德·哈金斯1997年写了一本书，题名为《不情愿的治安官》。到了2002年夏天，他却在说，如果不得不重写这部书，他会把书名中那个形容词删掉。保守的评论家欧文·克里斯托尔断言，“总有一天，美国人民会认识到我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国家这个事实，即便舆论和我们所有的政治传统观念都不赞成这一想法。”
美国的新战略文件出台后，这种新秩序的最佳写照或许可见于2002年10月底的墨西哥。亚太经济合作论坛的各经济大国首脑齐聚洛斯卡沃，参加与一年一度环太平洋主要企业领导人总裁峰会相关的协商。在墨西哥总统维森特·福克斯举行的闭幕晚宴上，总统与总理们坐在大厅一端的高台上，演员们在另一端的舞台上唱着舞着，实业家围坐在两者之间的圆桌旁。由于是在墨西哥，不到晚9点就别想开宴。我朝高台上瞥了一眼，发现许多领导人其实都在受罪。中国的江泽民主席已经76岁高龄了，前一天刚从北京赶到。他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样，显然都还没有克服时差引起的不适，其他人也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疲劳。布什总统是当天早些时候乘“空军一号”从他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牧场来的。由于只有3个小时的航程，他看上去神采奕奕。他坐在末端，紧挨着越南总理，看样子不像在交谈。实际上，他们似乎根本就没说话。到了10点，饭还没有上。我们坐在企业家桌旁的人把餐前饼干都打扫光了，还喝干了瓶子里的水。我正思忖（以早睡闻名的）布什是否能挺过整个晚宴时，他站起身就出去了。他得上床睡觉，以便第二天早晨6点钟能起来到海滩上去慢跑。我敢肯定，墨西哥的官员们事先早有思想准备，知道这位总统可能会提前离席，可企业家们肯定无人相告。他们注意到，美国总统虽然走了，江泽民、小泉及其他人却都撑到了最后。一位墨西哥的企业经理评论说，“布什以为他是谁，是皇帝？”
美国虽诞生于对帝国的反抗之中，但它从一开始即埋有自身成为帝国的种子。17世纪初，冒险到新大陆来建殖民地的有两种人，他们都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命运而来。与约翰·史密斯船长一同奔赴弗吉尼亚的冒险家和手艺人寻求的是财富，与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去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寻求的是天堂。从那以后，这两股力量就一直在驱使着美国人进行扩张。
首先，在那些开国元勋们的内心深处就存在着一定的两重性。一方面，华盛顿和杰斐逊发出警告，要提防缠人的盟友。大家都知道，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表示过，“美国到国外不是为了寻找要消灭的怪物她有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她将不再是自己灵魂的主人了。”但是，梦想有个“自由帝国”的也正是杰斐逊。他大胆地购置了路易斯安那属地，把国家的版图扩大了一倍，还想象着总有一天“我们要大到即便不能覆盖南美，也要覆盖整个北美。”亚当斯对他的想法表示赞成。他说，“神圣的上天似乎注定要让北美由一个国家的人居住。”实际上，对外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态度和扩张主义精神，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就叫做“美国例外论”。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认为自己是个例外，不同于普通类型的国家。他们建立了古典时代以来第一个共和国之后，就认为整个人类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因此，它不能再沾染依赖的习惯或采取旧历史中那些民族的方式。同时，美国人坚信，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并逐步开始认为自己——用本章前面引语中的话来说——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假如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那么，美国就是希望之乡了。美国人必须创立一个两边都是海的大陆国家，这一说法被命名为“上帝所命论上帝所命论——美国历史名词，广义指美国人是上帝指派去建立模范社会的选民，狭义指１９世纪美国扩张主义者要把美国的疆界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意图。上帝所命论是美国扩张主义的辩护词。——译者注”。1885年，上帝所命论已成为现实。当然，这一现实是以墨西哥和美洲土著人为代价换来的。前者在美国人挑起的战争中丧失了一半国土，后者几乎被完全灭绝。这一现实当时不知怎么无人注意到，反而披上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所谓的“扩大自由区域”的外衣。
19世纪末，这一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跃进。上帝所命论实现后，美国的扩张主义精神转向了本国以外的陆地。事实上，美国对国外并不陌生，它在海外已经打过一百多次仗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游弋在中国的长江中。可是，1898年，麦金利总统却要求国会授权动用武力去保护美国的利益，制止对古巴的压迫。麦金利说，“我们进行干涉，不是为了征服。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的赞扬。”但是，战争结束后，前西班牙属菲律宾却落入了美国人之手。这时，麦金利经过多方“认真的苦思”（尽管菲律宾人已宣布独立）之后断言，“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全盘接受下来，教育菲律宾人，提升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徒。”菲律宾在当了四百年西班牙殖民地之后，就这样又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伍德罗·威尔逊虽然没有领导过对美国所控制的领土进行大规模扩张，却以新的方式诠释了麦金利的使命感，其深刻影响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都余音袅袅。首先，他一直等到德国潜艇发动袭击，将美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所行动。接着，他把国家引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