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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美国人则把欧洲人的无神论视为他们易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毁灭性世俗信仰影响的根源，以致在上个世纪美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从中拯救出来。他们还视欧洲人为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认为欧洲人遇到独裁者就姑息迁就，还利用美国的保护伞作防护，可是暗地里却又摆出一副道德高尚的样子。在美国人看来，欧洲人尽管自己的人口在下降却反对外来移民，在批准土耳其要求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的申请上又表现得犹豫不决，还对以色列的政策提出批评，这些都略微带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味道。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欧洲根本不是个民主政体，而是一个由远离普通民众、半似贵族的精英所统治的官僚主义大杂烩，他们决意要遏制比较生机勃勃的美国，是出自嫉妒和留恋已经失去并永远不会再次获得的全球控制权。我必须再次强调，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美国人对欧洲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批评又同时是主要评论家所表达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触到了问题的症结——欧洲和美欧联盟的未来。从一开始，欧洲规划就提出，要通过经济的逐渐融合而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经济融合现已基本完成，欧洲的领导人正在考虑亨利·基辛格所提出的众所周知的问题：拨哪个电话号码能打到欧洲？我写本书时，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正在组织起草一部欧洲宪法，计划于2003年6月提交给欧洲的领导人考虑。如果被采纳，它将创建一个用更真诚的声音讲话的更统一的欧盟机构。不过，它的目标早已在文件和讲话中有了预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1999年5月在接受查理曼奖时说道，“对欧洲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外部世界所提出的，即我们如何使欧洲变得强大和富有影响力，以及我们如何充分利用欧洲所具有的潜力来永远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势力。”布莱尔后来强调，“这是一个有关集体的力量和影响力的规划此举可造就出一种超级势力。”2000年9月，欧洲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发出指示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使欧洲扮演一种全球性的角色，有着与我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分量，能用有力的声音讲话，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当然意味着将由来已久的主权让位于大欧洲一体化。因此，欧盟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在牛津大学举办的2000年查塔姆讲座上指出，“如果从不受约束的行动自由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主权，那是胡说八道。一个赤身露体、饥肠辘辘、独自一人呆在撒哈拉沙漠之中的人倒是拥有主权——但却是必死无疑。”瑞典首相卡尔·比尔德也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作为独立的角色已不存在。”
这种观点是不会引起美国政客或政治家的兴趣的，然而，正如《时代周刊》的编辑约瑟夫·乔菲向我指出的那样，“欧洲领导人正在与自己的无能为力作斗争。”这种无能为力在整个冷战期间被掩盖起来了。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欧洲列强时代划上了句号，但欧洲作为冷战主战场的地位，以及随后美国需要与欧洲人商讨并密切合作的状况，使欧洲维持了仍居列强地位的幻觉。实际情况改变许久之后，这种幻觉仍然存在。苏联崩溃及美国人的兴趣转移之后，欧洲人的电话就没有以前响得那么频繁了。
这种无能为力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即有所体现。1991年波斯尼亚爆发种族冲突时，正值卢森堡任轮值主席。卢森堡的外交大臣雅克·普斯飞去进行他认为的救援活动，并且宣告说，“这是欧洲时代，而不是美国人的时代了。”一想起这番话，普斯现在仍然如鲠在喉。后来证明欧盟根本无力处理局势，还是美国人最终起草了结束战争的代顿协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科索沃那份尴尬。欧盟不仅无法在自己的后院发起一场有效的军事行动，甚至几乎不能够支援美国的行动。此外，尽管欧盟极不同意美国主要针对贝尔格莱德的空袭策略，而主张在科索沃本身动用地面部队，但它无力改变美国的行动计划。欧洲的反应是复杂的：对美国人的努力导致米洛什维奇政权的垮台感到欣慰，对自己的能力不足感到尴尬，对美国与欧洲军事力量之间的技术差距感到震惊和懊恼。这一经历导致它1999年做出决定，要加快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并任命贾维尔·索拉纳为该机构的欧洲高级代表，负责处理创建一支大约六万人的独立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等事宜。这支部队配备的武器和装备，可以使他们不必请北约和美国人参加即可独立处理类似科索沃那种情况。这便是基辛格要的电话号码，至少是代接电话的机器。
但是，既然北约能够轻而易举地创建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而且实际上随后也是这么做的，人们便有理由提出这个问题：欧盟部队存在的意义何在？尽管也可以披上永恒的友谊和相互协作的外衣，但真正的答案似乎主要是美国人不会加入其中。正如托尼·布莱尔所言，“不管其初衷如何，如今的欧洲不再仅仅是关心和平，它要考虑展现集体的力量了。”在北朝鲜及中东这些传统上一直在美国影响下的地区，欧洲已开始迅速主动地展现它的力量。
如欧盟本身一样，欧盟的外交政策亦在完善之中。尽管如此，目前已有一些重要迹象可显示其可能的基调和实质内容了。首先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是欧盟正在进行的扩展问题。2004年增加10个新成员国，不仅会极大地扩展欧盟的规模，而且还如伊莱恩·西利诺所说，这是１２００年来最大的一次自愿放弃主权。虽然这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但也是在外交政策上采取的一项主动行动，因为它使欧盟将其稳定的民主化影响延伸到了俄罗斯及乌克兰的边界，并直指中东。从欧盟一贯通过无休止的讨论最终达到意见统一的内部作法判断，它将在外交上坚持实行多边政策，并将坚持主张通过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来处理全球问题。罗伯特·卡根及美国其他保守派评论员认为，此举也许部分反映了弱者想利用联合国中小人国的人来捆住美国这个格利佛典出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名著《格利佛游记》第一卷，描写格利佛乘船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小人国厘厘普特，他在那里睡醒时发现自己已经被许多６英寸高的厘厘普特人捆绑起来，当了俘虏。——译者注的策略。然而，此举也证实了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的真实性。在经历了数世纪的战争之后。欧洲不再相信绝对主权论，而发现会议室是一条更好的通向光荣之路。
因此，欧洲人坚持继续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付伊拉克，以使行动合法化。对美国号召由志愿者组成联盟以发动预防性战争的举措，他们一直感到十分忧虑。J·索拉纳说，“也许恐怖需要用一种新的遏制形式来对付，但预防性地使用武力需要通过联合国或某种形式的多边支持来得到更广泛的合法认可。如果美国声称自己拥有那种权力，那么只会助长人们的憎恨并损害它的国家利益。”除了多边主义外，还应通过经济及社会计划重点解决不安定因素的根源。索拉纳在此指出，美国往往强调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欧盟则相信，单靠军事行动是解决不了恐怖问题的。他说，“欧盟有一种通过对话以及对经济及政治暴力根源的敏感性来避免冲突的特殊文化。”他的同事，外部事务专员彭定康补充说，“我不会那么天真地相信，你丢给阿富汗几宗２０００万美元的援助，恐怖主义明天就会消失了；但是我的确相信，在全球不平等及国家分裂、暴力、不稳定与恐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欧洲用在发展援助方面的开支达到了30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在该方面开支的3倍。
最后，欧盟十分怀疑渗透于美国外交政策之中的道德情感以及在中东等地区的“意外曲折”。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威廉·华莱士说，“美国认为只有它才能够促进民主，而且它是惟一有效的模式。然而，它在道德与经济方面那种令人不快的优越腔调往往招致强烈反对；而它那些诸如支持以色列而同时又在信奉伊斯兰教的沙特阿拉伯腹地建造庞大基地的政策是毫无道理的。”因此，用马丁·沃尔夫的话说，“起平衡作用的力量［意即欧盟］就是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
长久以来，美国一直对欧洲怀有矛盾情绪。1962年7月4日，肯尼迪总统在独立纪念堂讲话时说道，“美国以充满希望和羡慕的心情观望着这一雄心勃勃的杰出事业。我们并不把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当作对手而视为伙伴。在过去的17年间，帮助它发展壮大一直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他接下来号召发表一个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互相依存宣言”。然而，随着欧洲变得更加强大，这一观点改变了。1991年欧盟各国政府间会议提出了一个赋予欧盟一种安全功能并最终使其具有军事能力的建议。鉴于美国经常抱怨欧洲人没有分担足够的防务负担，许多人认为美国人会欢迎这一举措。可是，华盛顿的反应却是失望，并警告说，此举有损害北约的危险，于是这些建议未被采纳。六年后，鉴于在波斯尼亚的经验，美国完全赞同把欧盟发展成为具有安全和防务特色的组织的建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未经协商就设法将北约扩大到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随后，当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构开始形成并计划让它的快速反应部队在1999至2000年间向前跨进一步时，华盛顿又一次表示担忧并发出了警告。美国参议院议员杰西·赫尔姆斯抨击“欧盟军队”，称它是“北约内部的一种危险的分裂因素”。他的评论受到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及国防部长威廉·科恩的赞同。即将上台的乔治·W·布什总统的过渡班子称这支快速反应部队为“刺向北约心脏的一把剑。”就这样，美国政策一直游移于督促欧洲分担更多的防务负担和设法阻止其发展独立的欧洲军事力量之间。正如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是受美国保护的地区。”华盛顿需要欧洲作为一个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的中途补给基地以及作为它全球通讯网络的一部分。北约是美国在欧洲餐桌旁的座位，所以美国想得到欧洲对北约以及对美国领导的行动给予更多支持，但对如何能导致欧洲发挥真正作用的事情却丝毫不感兴趣。
由于欧洲坚决主张自己独立，美国对欧洲的评论已明显趋向负面。甚至在“9·11”前，像《国民评论》编辑约翰·奥沙利文一类的分析家便警告说，欧盟有“实行一套竞争和敌对政策的动向。”奥沙利文写道，“没有必要成立欧洲安全部队或制定欧洲安全政策。它纯粹是一个以反民族主义为掩护、刚刚萌芽的国家地位及民族主义的代名词。”此外，他认为，独立的欧洲政策来源于反美主义及挑战美国的愿望。“9·11”后，欧洲迟迟不能像美国一样快地将同样装备精良的部队派往战场（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如英国的特种部队），它在支持美国除掉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方面犹豫不决，却坚持按复杂的联合国的程序办事，这一切向许多美国人证实，欧洲不仅是个不可救药的绥靖者，而且与其说热衷于监管别的什么人倒不如说对抑制美国势力更感兴趣。当然，欧洲人指出，对阿富汗的初期进攻阶段结束后，正是他们提供了大部分维和部队及援助，并且坚持认为，按联合国程序办事才是避免国际间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根本。这一论点对美国没起什么作用，它更倾向于罗伯特·卡根的观点，即欧洲人来自金星，而美国人则来自火星。
卡根的论点，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受到美国势力的保护，欧洲在享受低国防开支优惠的同时怀有一种错觉，认为军事斗争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及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得以避免。在这一观点看来，既然欧洲不理解霍布斯的哲学世界而美国又必须依其行事，它就会将美国视为必须加以遏制的威胁，而没有认识到它自己幻想的世界只有通过美国势力的保护才能得以存在。这一论点有其正确成分，但不幸的是，它并非完全正确。欧洲人如同日本人以及处于美国防护盾牌之后的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没有为他们自己负起完全的责任，因而能够透过更呈玫瑰色的眼镜看待世界，而这正是美国所喜欢的。当欧洲朝着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迈进时，美国便频频出来反对，并试图破坏欧洲的这一努力。
例如，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