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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奥萨马·本·拉丹提供设施和帮助，并把一个地地道道中世纪式的政权强加在阿富汗人民头上时，美国一直保持沉默，直到“9·11”事件发生。
突然间，我们又需要巴基斯坦了。由于穆沙拉夫总统保证，在反恐战争中他是“与”美国站在一起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又开始流入巴基斯坦。实际上，穆沙拉夫敢这样保证，足见其大胆。他自己的军队及秘密特工部队里就深深地埋藏着伊斯兰激进分子及塔利班的支持者，而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特别是毗邻阿富汗那几个省份，均倾向于支持奥萨马。考虑到穆沙拉夫政权又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暗杀或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过去存在，现在也仍然存在。然而，如果说穆沙拉夫是胆大，那么也可以说他是狡猾。当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支持者抓住了《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珀尔并将其杀害时，巴基斯坦的国内安全部队掌握并且很有可能参与了杀害活动。2002年2月穆沙拉夫造访华盛顿时，他几乎肯定知道此事。可是，他告诉美国公众说，他相信丹尼还活着。为了自己能活下来，也许他不得不这么说。不管怎样，当今的形势是，尽管穆沙拉夫在美国的支持下仍然当着总统，但他并没有控制他自己国家的西部省份或所谓的部落地区，而且他似乎也无法控制他的一些继续支持克什米尔地区恐怖活动的内务部队。这一活动很容易导致与印度的战争，但是美国告诫印度要冷静处理，因为华盛顿需要穆沙拉夫支持它在阿富汗的政策。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在伊拉克和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正在使巴基斯坦朝着激进化的方向发展。现已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正如巴基斯坦一位重要的出版商对我所说的那样，类似塔利班的集团极有可能杀掉穆沙拉夫并夺取巴基斯坦及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如果你觉得有点骇人听闻，但事实的确是这样。
世界新秩序
世界新秩序的形态虽然还未定型，但却越来越令人不安。这一新秩序并不完全是美国反对整个世界，就像我那位马来西亚朋友所预见的那样。但是，美国与它在韩国、欧洲、日本、东南亚以及拉美那些老朋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上升至危险的程度。与俄罗斯、印度及中国这些老对手的关系实际上倒有所改善，不过仍然存在不可预知性。的确，整个世界秩序已变得不可预测和不稳定了。我们需要扪心自问，那是否真的就是我们的本意？
第十章 山巅之城
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除了时下的各种危机之外，目前争论最多的就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战略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我们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我们先说战略问题。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美国奉行的是两种相互依存的战略——遏制和经济全球化。美国和它的盟国达成的默契是：盟国不仅可以获得美国的投资，而且可以进入美国巨大的市场，还可以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盟国必须接受一种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结成的伙伴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美国为长，但也并不总是头号伙伴。正如约翰·伊肯伯里所解释的那样：“美国的势力并没有扰乱世界秩序，因为美国用一套广为理解和接受的共同规则把自身约束住了。”换句话说，其它国家之所以把自身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等同起来，是因为美国“使自己的势力无法造成损害”。本杰明·施瓦茨和克里斯托弗·莱恩在2002年10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共同撰文，将此称之为“再保险战略”。文内描述了外国对美国的疏远感、恐惧感和背叛感，指出造成这种感觉的首要原因是美国势力增长的幅度相对过大。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得非常恰如其分。他说，“我热爱这个国家［美国］与许多欧洲人的想法恰恰相反，美国势力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美国’的，而纯粹在于‘势力’太大，即便是大天使下凡，握有这么大的势力也是件危险的事即便是民主存在于超级势力之内，也会滋生各种诱惑。”加顿·阿什过去虽然从来未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间的分歧发表过评论，但他这番话也许是对的。我认为，这番话值得引起重视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是在美国的战略原则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讲出来的。这种转变使得美国势力在世人的眼中越来越“有办法造成损害”了。
美国在战略原则上的这种转变，始于老布什政府末期。当时，切尼手下一个由沃尔福威茨牵头的研究小组先是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内容很快就泄露给了《纽约时报》）。文件要求政府制定一项旨在阻止任何挑战势力崛起的战略。当时，这种战略原则被看作是几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的非正式想法，因而未被接受。但后来小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讲话中将其作了阐释，这种战略从此便一跃而成了美国的正式战略，并于2002年9月写入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美国认为遏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对手拥有的自杀性心态，加上获得与投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越来越容易，已使遏制首先打击的战略变得不合时宜。所以，新的战略原则指出：“我们不会坐视危险增大，”也不会等到“蘑菇云”升起。相反，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旦我们感到危险大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我们就会先发制人，预防性地实施打击。这项战略原则是打着对付由那些令人失望的国家和“无赖国家”所造成的动乱这一旗号并以此为措辞提出来的。为了消除一些大国担心自己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恐惧，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还谈到了要加强大国间的合作。
但是，该战略原则的第二部分却一改这种令人放心的基调，坚持认为美国要保持自己与其它国家间的实力差距，让所有国家连向美国挑战的念头都断掉。这是一种依靠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获取绝对安全的战略原则，在许多方面都很适合美国。不过，也只有美国拥有成功地将其付诸实施的人力、机构、自然和技术资源。这种战略原则不仅迎合了美国人那种久已形成的认为美国人生来不可战胜的看法，而且也迎合了美国人对优势武器习惯性的信赖，同时也反映出了美国人具有的那种认为自己例外和与众不同的感觉，觉得自己是上帝特殊的选民，理应可以获得豁免。美国人还认为，世界上的其他人没有怕他们的必要，因为上帝把“真理”赐给了他们，而“真理”使得美国人拥有自由，乐善不倦。因此，在总统关于“自由战胜其所有夙敌”的言论中，惟我的善恶二元论体现得十分明显。
不过切莫搞错，这种新的战略原则实质上是属于帝国主义式的，深受当代拉迪亚德·吉卜林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作品表现英帝国的扩张精神，有“帝国主义”诗人之称。——译者注们的欢迎，而这帮人是《华尔街日报》和其它一些右翼出版物培育出来的。这些出版物错误地将自己列为“保守”性出版物，号召美国“肩负起白人的责任白人的责任：即所谓“白人应将其文明带给落后民族”的责任，语出吉卜林的诗作。——译者注”。《华尔街日报》先前的一位编辑马克斯·布特在《建立美利坚帝国之理由》一文中称，“9·11”袭击是“美国干预不够和雄心不足造成的结果；解决的办法是树立更加远大的目标，采取更加果敢的行动。”布特还说，“阿富汗和那些处于战乱的国家，如今迫切需要那种曾经由戴着遮阳帽，穿着马裤，信心十足的英国人实行过的文明统治。”《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新帝国主义的理由令人信服得无法抗拒，”并敦促以美国为首的秩序井然的社会“把自己的公共机构移植到那些无秩序的国家中去。”《大西洋月刊》也不甘落后，它的记者罗伯特·卡普兰号召“在美利坚帝国软力的影响下，把繁荣带给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国度。”
这种观点在两个方面很有诱惑力。首先，新的非对称威胁已经出现，而旧的威慑力量可能已经不足以抵御这些威胁。这是不争的事实。其次，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世俗的物质至上的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来说，美国人管理下的有序状况和经济发展，似乎显然比动荡不安更可取。尽管那些支持该观点的凡夫俗子们会否认，但是这跟麦金利总统当年提出的思想如出一辙。在决定将菲律宾纳入美利坚帝国时，他谈到有必要“提升他们并使他们基督教化”。绝大部分新帝国主义者都不愿意跟“基督教化”沾边，而代之于“美国化”，避免把二者联系起来，其实这两者之间完全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新的战略原则的根本点是主张无限扩张。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潜在威胁的数量极大。试图控制住像伊拉克这样的威胁，可能只会使我们面临新的威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阿富汗已经看到了。为了对付新的威胁，可能就会有必要去控制新的领土和新的实体。到头来，保障安全的惟一办法就是把每一块土地都变成自己国土的延伸。
这似乎是一项令人胆怯的任务。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任何一支帝国势力的崛起，都会使其它大国自动结盟与合作。结果，该帝国又会为对付这种新的联盟而加倍努力进行扩张。如此周而复始，直到它扩张过度而最终灭亡为止。另外，新帝国主义者还相信，美国是个例外——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贪图领土得失，它的统治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善为被统治国着想，是一种软力，甚至颇具魅力。任何抗衡的行动都不会出现，因为没有人不喜欢美国的方式。如果有可能，谁不愿成为美国人呢？因此，应该把美国的男女编成一支远征军，将他们派往地球的各个角落，去播撒世人如饥似渴地寻觅的美国信条。
但是，这种办法行不通。个中原因，让我们一一来看一看。
首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军事安全。美国的激光制导炸弹，核导弹，侦察卫星照片，能保护美国免受“9·11”用小刀劫机的人和自杀性狂热了吗？我们高度发展的军事能力吓得北朝鲜人屈服了吗？我们在海外到处修建军事基地减少了我们面临的危险了吗？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而军事基地的扩散说不定还会增加我们面临的危险。
其次，即便我们美国人确实很好，但是世界上其他的人未必同样这么认为，即便他们喜欢我们，也未必想跟我们一模一样，况且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与我们的势力抗衡了。这一点从联合国安理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举一动中看得最为明显。不过，在其它方面表现得也很清楚，例如，欧盟努力寻求跟美国更加平起平坐，俄罗斯和中国恢复关系，许多国家积极倡导用莱纳克斯而不是用微软的视窗作为计算机的主要操作系统。这里面有一种人的因素在起根本性作用，美国人觉得很难理解。但是，考虑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我们应当头一个表示理解才对。国家与个人其实非常相象，与其说是受获得物质的欲望、恐惧和爱的驱使，不如说是受获得尊严与尊重的渴望以及被认可的需要在驱使，都极想被看得与旁人或旁的国家同样可取，同样重要。有人曾问过土耳其小说家奥尔汗·帕穆克，是什么让伊斯坦布尔的老人宽恕袭击世贸大楼的行为？又是什么让巴基斯坦的青年仰慕塔利班的？他回答说，“是因落魄潦倒而生的无能为力感，是不被人理解，同时也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能力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个世界上其余的人也许喜欢，甚至羡慕美国人（正如我们说过的，他们的确如此。），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也希望这些能够得到尊重。
全球化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法国人不会因为吃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就不再当法国人了，或者转而抛弃笛卡尔。年轻的印尼妇女会离开传统的村庄，到奈克运动鞋厂去打工并住在集体宿舍里，但这种经历可能会使她们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更加注意戴穆斯林妇女那种头巾，甚至不戴了的还会重新戴起来，以此来坚守她们的价值观。我们不能去扑灭这种火焰，也不应该试图去这样做。
第三，发动美国人进行十字军式的远征行不通，是因为它会使我们越来越多地涉入各种各样的便利联盟和残忍的行动，这样不单会败坏我们的品德，腐化我们的机构，从长远看，也只能使我们的生活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