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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3．8 江苏 5．0 浙江 3．0
北京 23．0 广东 5．0 重庆 2．7
上海 15．1 黑龙江 4．9 贵州 2．7
天津 11．1 宁夏 4．4 河南 2．3
新疆 10．5 陕西 4．2 四川 2．2
辽宁 7．0 湖北 4．0 山东 2．2
吉林 5．9 河北 3．9 安徽 2．0
青海 5．3 湖南 3．4 云南 1．4
山西 5．1 江西 3．3 广西 0．9
内蒙古 5．1 福建 3．2 西藏
海南 5．1 甘肃 3．2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版，《经济日报》2001，3，11，
看完这张表，我们可以得知，影响人们贫富的真正原因不是技术，也不是知识，而是制度，是思想观念。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人们就可以明白这种现象，有些国有企业在技术、设备和人才方面都比民营企业高得多，但就是竞争不过民企，甚至最后破产倒闭，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体制。中国今天在地区开发上不注重体制创新，仍然想靠单纯的资源倾斜和技术开发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因此，胡鞍钢同志尽管在地区差距研究方面有不少独到的发现，但说到底，这种研究仅仅停留在政策和技术的层面上，而没有上升到制度、法律和权利的高度。
由此，我们进到了一个敏感的领域，即技术救国还是制度救国的问题。我和一些工科出身的学者最大的不同是从人性出发来看问题。影响人发展的因素不仅有物质的还有法律的。经济学者决不能仅在经济圈子里打转转。
最近，樊纲的研究所和茅于轼、张曙光的研究所都测算出了数字。从经济活跃程度上看，民营经济成分越高的地区经济越活跃，经济效率和效益越高。反之亦然。在2001年5月18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双周学术报告会上，茅于轼先生向大家给出了更详细的数字：民营经济成分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当地人均GDP就增加1640元。这种研究就上升到了制度的和体制的高度，使人们一下子看清楚了问题的实质。
因此我认为，开发西部不能做表面文章。不在体制上加大改革力度，不公平国民待遇，不搞活民营经济，不在公民权利上加大落实，经济不会活跃。就象青海和宁夏，尽管从业人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在全国排第七位和第十四位，但其经济就是没有这一比例低得很的浙江和福建。至于说新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高达10。5％，位居全国第4位，但人均GDP却位居全国第12，与教育程度并不相称。我于1999年冬天去新疆昌吉州做报告时，顺便问了一下州委副书记当地民营经济的比重有多大，他说大约5％，或者8％。我听后感到吃惊。这种经济比例从理论上讲基本上没脱出计划经济。人民大学经济系的顾海兵教授在1999年写过一篇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文章，他经过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比例不超过50％，可能还更低。
中国地区间到底该如何发展？我的基本思想就是打通流通渠道的关卡，一切问题一切差别都会解决。蔡昉先生在2000年《经济学茶座》第一期中有篇文章写得特别精彩，题目是“尼雷尔效应与西部开发”，建议大家有空时可找来看看。我想，这一派学者的共同思路可能就是让政府少管事的思路。你政府官员们根本用不着操那么多的心。只要实行人人平等的政策，放开关卡，地区差距自然会缩小。50年来，你已经通过人工的手段制造出一个东西部差距来，现在又要用人工手段去减小这种差距。当然我不怀疑这种手段的功效，但它决不是治本的办法，一旦手段力度减弱，差距会继续显示出来。因为，任何政府行为都是新的特权、新的特殊政策和新的不平等。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和地区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身歧视性的发展战略的结果。在这种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正在越来越严重，问题也越来越多。集聚起来之后，早晚要爆发出来。
4，缓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由于严格的户籍限制和城乡两元化结构，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也出现了独特的特征，这就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导致中国工业发展的分散化。这种村村点火式的“点”污染，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其工业发展的成果有的比不上带来的恶果。特别是这种分散式的工业化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大批工业人口仍然散居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机械化发展，这种农业的工业化运动，反过来又对农村的劳动力人口形成巨大的积压作用，造成农村的剩余劳力越来越多。当城市吸纳不了这些过剩的农业人口时，剩余劳动力便在中国农村积攒起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忠法等人的研究十分有价值。他们三人于2000年11月29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一篇十分有份量的文章，文章说：目前我国农业的从业人员3。48亿，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0。7％。进入90年代以来，农业领域容纳劳动力还出现绝对量下降的新情况，平均每年下降0。83个百分点。这种加速下降意味着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资本要素加速向农业流入，我国农业已进入资本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国家及社会各方面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使农业资本积累的速度明显加快。变现在资本存量上，1980…1990年全国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1082亿元增加至3898亿元，年均增长13。7％，1990…1998年，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值增长至17940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1％。比前10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农业资本和劳动比率的提高，这一趋势今后还会进一步强化。
韩国、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在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期，都曾推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措施，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分别为1：1。5、1：2。9、1：2。5、1：1。9。将四个国家的情况平均起来看，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1。5到2。9个就业岗位。但在我国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1979年到1996年，乡镇企业中的第二产业职工净增7839万人，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等＇不是第三产业的全部＇仅增加2739万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为1：0。35。按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对我国乡村劳动力行业分布的统计口径计算，1984年到1996年，上述比例也不过是1：0。65。如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比达到1：1，20年间至少可多创造3000万到4000万个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要是比例达到1：2，那就要多增加大约一亿五千万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据此判断，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有很大潜力。到2015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应达到3。7亿，比现在净增1。8亿人。
中国经济的工业比重已经达到83％，农业比重只有17％。按理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这个时候，至少要有一半的人口集聚到城市里去。但我们国家目前只有16％多一点的人口在城市里生活。我国现在所说的城市人口，其中包含了近年大规模县改市、县改区带入的农业人口。如果以户籍管理的非农业人口计算，城市人口比重仅为16。1％。从个例中更能看出城市人口中存在虚数。例如山西晋城市人口200多万，城镇人口比率达到72。2％，但非农业人口比重为仅17。2％，城市建成区内人口仅占全市人口的11。4％＇见王远征的文章，《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9月1日＇。
所以，当前对外宣传的中国城市化率30％这个数字，实际上是建置城市化的数字，而非人口城市化的数字。建置城市化是把一个城市所管辖的农村人口都算做城市人口。譬如，青岛市市区人口仅200多万，加上几个郊区县的人口为700万人。对于这种现象，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苏刚同志曾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发表在2000年9月1日的《中国经济时报》上，他在政策建议中提出了“建置城市化还是人口城市化？”的问题。他说：“建置城市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是虽然增加了“城镇”人口，却没有相应减少农业人口。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归结为农民大军的消亡，即农业的工业化。否则，城镇人口就是一个无意义的数字。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2500人以上的聚居地就定义为城市，单照此口径，我国早已城市化。二是城市行政辖区扩大和城镇数量增多之后，城市功能却没有相应增强，人口、资本、资源、市场的聚集效应都不足。这起因于上述的小城镇局限，也与城市管理中的制度供给‘过剩’、地方保护加剧有直接关系。城乡间大市场受阻于辖区小圈子，连同一城市的区之间也搞起了封锁。三是模糊了城市概念与城乡边界，最大‘城市’辖区可达12000多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偏低，城乡结合部管理薄弱、问题多。由此带来的土地问题尤为严重。城市得以“摊大饼”式扩张，郊区农村干部热衷于租售土地，90年代全国耕地锐减与建置‘城市化’同步加快，很难说两者没有关联”
尽管城市化到今天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封锁，如果当年我们的乡镇企业不是遍地开花，而是集中发展，如今这1亿多人连同他们的家属至少有3亿人已经转为城市人口。那样的话，今天的中国至少有5…6亿城市人口，而不是目前的3亿城镇人口。
另外，如果文革期间，中国不是为了搞备战备荒，大搞“三线”建设，将企业大批迁往中西部山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本来还会更快。由于“三线”建设和户籍管制下造成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中国这两次工业浪潮基本与城市化无缘，以致今天仍然有大批的农村人口滞留农村。
晚了，炉灶已经搭起，框架已经形成，再调整谈何容易！现在谁都认识到打破二元结构的重要性，谁都认识到要尽可能地减少农民的数量，不减少农民比例，中国难以早日实现现代化。但怎么减少？你敢放手让农民自由流动吗？看看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做法，北京至今对户口管制没有丝毫放松，最近又在加强对外地人的管理，要求在2001年7月31日之前重新办理《暂住证》，并将新的《暂住证》分为A、B、C三种。你看，又要在进京人口中划分等级。这就是我们国家一些管理部门的水平。要是不搞不平等心里就难受。看似在维护首都的安全，实际上丝毫不起作用。2000年11月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北京市在不到10年的时间人口又增加了300多万。你卡着户口不给办理，外地人不还是照样进京吗？你这种僵死的户籍管理到底在管谁？有门有路子有钱的人，户口照样进京，没门没路子的人，只好干等。这种户籍管制给权力部门多少寻租的机会！到底是谁捞到了好处？谁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我认为说到底是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受到了损害。看看国外一些文章是怎样在攻击中国，“户籍制度如同种族歧视”。中国有必要给外人这种口实和借口吗？
北京市至今不贯彻落实国务院早就颁发的孩子落户口随父随母自便的政策。许多妻子户口在外地的家庭，孩子户口不能落北京。只是在2001年6月，北京市才向那些1992…1996年之间出生的孩子开了一条口子，允许这批孩子随父亲转户口，但也不是全部。目前的北京，有多少人家一家几口已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年，有自己的产权房和固定的收入，但妻子的户口就是来不了，孩子甚至连户口也没上。这就是北京的现状。刘淇市长在2001年3月人大会期间曾经说，北京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全国最高的。我这里就不明白刘市长所指的社会发展水平包括哪些内容。是英格尔斯那现代化的十条标准吗？那十条标准并没有包括户籍管制，因为在外国人的眼里，根本不存在户籍问题。你北京连最基本的自由迁徙的标准都没达标，谈何实现现代化！谈何社会发展水平最高！
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延续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户籍制度今天在中国仍有强大的惯性。要想改变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传统做法是极其困难的。一位学者在开会时曾讲出这样的话：“现在不是落实政策的问题了，而是落实宪法的问题。”1975年的宪法为什么要把迁徙自由这一公民权利拿掉？这种文革时期极左的做法对吗？为什么我国到今天还要坚持“四人帮”时代的东西？这不咄咄怪事吗？因此，我建议，人大常委会要尽快开会修改中国宪法，恢复宪法中迁徙自由这一基本公民权利。
由于僵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