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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还表现在国家之间，加拿大和美国对外来人口严加限制，就是因为怕外人来得太多，分摊了他们的资源。所以，在一个资本可以全球自由流动的今天，人口却不能自由流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敞开门口，让人自由出入。世界尚且如此，中国的城乡之间又怎能避免流动关卡呢？但是，国际间的人口自由流动不好解决，国内间的人口自由流动总是好解决的。这里关键要制订法律，要有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可以在国家内自由迁徙流动。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就可能出现一国之内的不平等。一部分人占据着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好的地方，其他人得不到分享。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的内容却绝然不同。
在一个国家内对人口有分割的，只有历史上的南非和印度有过种族隔离和种姓隔离。其他很少有国家限制国民的自由往来、自由迁徙和流动。中国的户籍管制今天在世界上已经很显眼了。如果中国再不取消户籍管制就很可能成为国际间的笑话。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可能永远甚至长期地忍受这种户籍制度的分割。人民总是要自发反抗的。并且，中国农民从来都不甘屈从这样一个被分割的命运。看看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充分说明追求幸福生活是农民的天性，贫穷不永远属于农民。且不说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何分田到户，80年代乡镇企业如何异军突起，就说90年代兴起的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最多时一度高达9000万人。中国浩大的民工潮是怎样形成的？是政府组织的吗？是国家号召的吗？全不是。是中国农民自发冲破户籍牢笼、摆脱贫穷的表现，是市场经济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表现，是市场给予中国农民广阔的用武天地。马克思说得好，中国农民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民待遇最差。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最低的待遇也使中国农民成了国家改革动力最大的阶层。如果与苏联和东欧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农民待遇远不及这些国家。苏联在60年代就停止了从农民身上抽取资本，并且还反哺农民。苏联的集体农庄变成了与我们国家国企性质一样单位。所以，1991年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变革后，那里的农民就没有中国农民那样的改革冲动，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的劲头并不高。中国比苏东不平等得多，农村在改革前和城市一样完全受国家控制，但国家不负责任。直到80年代中国政府才承认农民的存量改革，即把地平分给农民，平等地占有初始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身上怎么能不蕴涵着巨大的改革冲动。
我小时候在农村老家时，常听到一句口头语：“头生子贵，小生子姣，折腾折腾老当腰。”这句话反映的是一个家庭中孩子们的不同待遇。在我们国家，农民就是被折腾的老当腰。但被折腾的人往往是最有能耐的人。现在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焕发出多大的创造力。2001年5月，我在《中外管理》杂志上发表文章，揭示了创新动力来自何方。文章这样写道：
“《商界》杂志每期都介绍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但介绍的大多是乡镇或城市中的民营企业家。这些文章很值得一读，记得1999年夏天，当我读完介绍江苏森达皮鞋创办者朱相桂的那篇文章后，被中国农民的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深深感动了。森达皮鞋就诞生于江苏北部的一个农村，但发展成中国今天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朱相桂被冠为“中国第一鞋王”，其发展史简直堪称中国奇迹。朱相桂原是江苏农村的普通农民，改革开放给了他创新的机会，他从办在制鞋作坊起家，逐步将销售打入上海大城市，然后进占全国以及国际市场。也就在10几年的时间里，江苏北部农村里的一个小制鞋厂发展成与意大利著名制鞋企业可以相媲美的中国知名皮鞋厂。
“最近又看到《商界》上介绍的湖北荆州蓝星清洗公司创业者杨忠洲的故事，看到《智囊》杂志上介绍的成都恩威制药公司创业者薛永新的故事，都是发人深思的文章。这些故事读完后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些思考：中国经济的原动力在哪？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在哪？在我们过去的思维里，这样的答案往往可能是计划经济的制定者，是领导我们前进的伟大领袖。但从近20多年生动的实践看，那些最无权又无势的基层人民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人世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越是处于困境的人，摆脱困境的愿望越强烈，而要摆脱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创新，创造出一个新的生存环境。因此，任何一个社会，其创新动力和改革动力都主要来自基层，来自人民大众。就是这种脱困要求，逼迫着那些逆境之人和社会底层之人发奋图强，勇于创造。看看中国20多年来的实践，制度的每步改革，经济成就的每一项取得，无不来自要求摆脱贫困的人们自发的追求和努力。从小岗村农民的土地承包，到城镇中大批民营企业的涌现，无不是人民群众要求改善自身生活而采取的行动。80年代初掀起的那场改革给中国经济引入的制度创新因素，其最大的成果是崛起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这部分经济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为中国经济增量部分的主体。
“看看《商界》和《智囊》杂志那些封面人物，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一贫如洗，艰苦创业，白手起家。江苏森达公司的朱相桂，前身是一个普通的江苏农民，砖瓦窑厂的工人；成都恩威制药公司的薛永新早先是四川农村的一个木匠。蓝星公司的老总原先身份高一点，80年代初曾当过一家国营小厂的厂长，后因问题被调查并被迫辞职，成了一个摆小摊的个体户。这种遭遇也成了他发奋图强的动力。
“总起来说，越是困境和逆境之人，创造的心理越强烈。根据这一规律，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民。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批成功的中国企业家，无一不带有这种特点。而那些身居高位的企业，特别是具有垄断特权的大型国有企业，它们的创新要求就比较少，主动性就差。优越生懒惰，条件好了反而消磨人的意志。国企与民企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创新动力上。几十年做老大做惯了，特别是在具有垄断地位日子比较好过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动脑子创新的。即使遇到亏损和生产上的问题，由于有国家这棵可依靠的大树，摆脱困境的责任心也不强。这就是在国企中保守大于创新的主要制度原因，也就是国企难以搞好的主要原因。
“农民一旦得到施展的机会，其创造精神是惊人的。但这种创造精神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的是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如2000年，“四川第一打工妹”李晓芳，出资6000万元买下了她三台老家县委机关大院。她在珠海打工8 年，就攒下如此巨大的财富，真难以置信。四川省有3800多万农村劳动力，仅1999年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已达1111万人，其中向省内转移的有702万人，转向省外的408万人，在全国属第一。四川省外出民工创造的劳务收入，1994年为107亿元，1995年为170亿元，1999年是329亿元，相当于四川省全年的财政收入。2000年1…9月，全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41元，以南充阆中为例，劳务收入占到全县人均国民收入的40％，有的地区更高。”＇见成都《新经济时报》，2001年2月1日，＇
农民创新的反面性就是赖昌星式的腐败人物和张君式的凶残人物。看看赖昌星有多大的本领，不仅将厦门200多名政府官员拉下水，并且将公安部副部长、中国打私办的主任李纪周也笼络地与他称兄道弟。大家说这是不是制度创新？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民创造性大不大？因此，农民问题就是这么复杂。你又同情他，又要警惕他。不减少这贫困一族，中国社会很难走上法治和正规。农民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文化精神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愿听到一些好消息。例如，2001年4月20日，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播出了四川欧阳晓玲的感人事迹。估计她也是一个农家出身的姑娘，四川南充市人，现在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农业青年。1987年，欧阳晓玲从林业学校毕业后，被分到当地林业研究所工作，干了6年林业员。但当以看到大片山坡地废弃荒芜，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又无法在单位里施展，便决心另走新路，创办新型的业务组织，绿化荒山。1993年，她辞职自办林业研究所，筹资2000元，将研究所建到山上，与农民合作，开发新的经济林品种，既绿化了几千亩荒山，又使农民增加了收入。
创业初期，她与农民们一起劳动，烧火担水做饭，给农民们提供技术，租农民的地，找农民当工人，开发新的柑橘品种，种植密度由传统的60株增加到300株，产量大增。七八年来，欧阳晓玲创办的林业研究所已经让1000所户农民脱贫致富。他们绿化过的山坡已经变得郁郁葱葱，鸟语花香。
可惜，欧阳晓玲没有参加2001年5月19…20日在北京举办的“中国职业妇女发展论坛”。在那个论坛上，当我说出贫穷是创新最大的动力时，台下有听众表示不同意这一观点。后来我在回答问题时说：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创新动力，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在座的有几个是来自农村基层的妇女？这里能找出一个农村职业妇女的代表吗？台下无人回答。我进一步说道，可能大家还没意识到自己是中国社会中具有特权资格的一员，那些没有特权的中国妇女可能还没有在这里与大家对话的资格。
通过这个会议，也使我感觉到当今中国社会对我国存在的不平等国民待遇这一现实是多么得淡漠。我很后悔当时没与那些职业妇女精英们回顾一下中国的革命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通过我国的历史，通过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游击战，谁还能说中国农民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性不大？所以，我奉劝人们不要忘记农民，亏待农民，不要让过去发生过的历史再发生了。
5，中国要进入平等权利时代
中国的事情需要与国外其他国家作一横向比较。各国的发展都是有规律性的，发达国家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头，发达国家多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很可能就是中国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譬如美国在国民待遇上就走过几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随着《平等权利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出台，美国国民的权利待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进入21世纪，即将到来的不仅是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伴随着的必然是一场平等权利革命。
美国与中国不同，它没有城乡隔离，没有户籍管制，但历史上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这就是国与国的不同，各国有各国的问题。1995年10月，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显示，出生于外国的人口占全国居民8。7％，而这个数字在1990年是7。9％，1970年是4。8％，由此可见外国人口在美国不断上升。在外国出生的居民中有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两种，估计非法移民约有400万至500万人。而合法移民，在1994年共有2200万名，平均每年约有91万人。
不仅有大批的外国移民，美国还有历史上形成的黑人，黑人是美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比例最高的人种，占美国总人口的11。8％，亚裔只占3。1％。相比之下，白人占总人口比例的74％。由于白人在人口数量和各个层次上都占优势，因此，种族歧视在美国的历史上就表现的特别强烈。种族歧视说到底就是肤色歧视。在世界各地到处存在，如前面章节讲过的南非。黑人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受过非常不平等的待遇。
1863年，当美国南北战争进行正酣之际，美国宪法中增加了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尽管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但在保守的南方原蓄奴州里，种族隔离却出现了。许多州的法律规定，黑人与白人不得在同一学校上课，不得使用同一洗手间。在象饭店和公共汽车这样的公共场所，都有给黑人指定的座位，也就是说黑人不能与白人同坐一起。
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奴隶制取消了，但人种和肤色的歧视并未取消。白人和黑人仍然有很大的距离。实行种族隔离的州指出，这一政策的原则是“平等但隔离”（equal but separate）。白人虽然在法律上与黑人平等，但在生活上却拉开距离。
这种种族隔离政策在1896年首次受到挑战。一位名叫普列西的黑人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火车上因坚持坐在白人的座位上而被捕。他上诉到最高法院，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