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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他说“真讨厌”。第二天他下了命令：不准再嚼烟草，不准再放痰盂。罗伯茨对人员的管理确实严厉。
在罗伯茨当选为总经理后的三年里，该公司进行了积极的清理。我离开了大学，正在设法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的一名雇员。我的老板对我说：“本，据我所知，美国捷运公司仍旧拥有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10万美元永久债券。快去见总经理，问他将采取什么行动。”与罗伯茨的这种新关系打动了我的虚荣心。我轻轻拍拍我的帽子，不久就出现在罗伯茨的办公室里，并且很高兴他把我当成华尔街经纪业派来的使者。当我向他提起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Lehigh Valley Railroad）的永久债券时，他说他愿卖掉它们，并想知道报价。这下可羞死我了！由于匆匆忙忙地要去见总经理，我忽视了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即动身前查看一下证券市场上的债券行情。我支支吾吾，说什么需要我们费城的办事处对市场进行专门调查，以此笨拙地进行搪塞，然后慌慌张张地告退出门。我不记得我们是否从罗伯茨那里买过债券，但我记得从那天起，不作好充分准备，我决不再去进行商务面谈。
大约七年后我与罗伯茨先生重逢。那时候，我已在市值低估的证券领域开拓发展自己的业务，特别是正在清算的公司证券，他们的股票很可能支付比市场价格高得多的红利。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正是提供这种机会的品种，该公司的最终解散拖延了很长时间，但看起来它肯定能提供利润。因此我成了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这与1913年我担任地位低下的提单核对员时的身份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到总经理那里询问下一次现金发放的日期和金额，因为我认为快到发放的日子了。罗伯茨先生的变化很大，现在他已是一个干枯的老人，常常缅怀往事。他坚持要详细地告诉我，数年前他如何卖掉莱克特街2号的美国捷运大厦，取得了50万美元现金。他还详细地叙述了当支票从一个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时，谁坐在这把椅子上，谁坐在那把椅子上。这个唠唠叨叨的老人难道就是1913年夏天在房间里昂首阔步，而我们在他面前吓得发抖的小暴君吗？在华尔街谋生期间，我还会看到许多人和机构发生这样的变化。同时我还将懂得公司的成长史与公司管理人员的成长史是十分不同的。两者都会变老，失去优势，但是许多衰老的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恢复了青春，而经理一旦老态龙钟，通常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我还得到过一份辅导军官孩子——其中有著名的列奥尼德·伍德将军的一个儿子——的工作。伍德将军与他的家眷一起住在加文纳斯岛上。1920年，列奥尼德·伍德成为芝加哥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主要候选人。他曾得到过多数票，可是后来的选择和最终的胜利却意想不到地属于参议员沃伦·哈定。我与伍德将军在他雅致的藏书室里见过一次面，对他的举止和谈话印象很深。可惜他的孩子远不如卓越的父亲或端庄的母亲那么讨人喜欢。
每周四次我坐专门的渡船从南渡口码头离开曼哈顿开始旅行。军官及其客人（包括我在内）在上层舱享受比较奢侈的食宿，而士兵都坐在下层舱的长木凳上。有一天我独自待在上层舱，感到相当厌烦，就漫步走下楼梯与两个士兵攀谈起来。第二天，米彻姆上校来到我辅导他的儿子的书房，对我说，有人看到我在渡船下层舱与士兵谈话。这是绝对违反规定的，我不可再让这种事情发生。这就是1913年美国陆军的铁一般的规矩。
我做得不太成功的一份工作，我称之为“在衬衫硬纸牌上做业务广告”。最后一个学年的某天，哥伦比亚大学就业办公室通知我与一位名叫布克曼的先生联系，他想把洗衣店插在男式衬衫上的椭圆形纸牌上的广告位置推销出去。在与可能愿在这纸牌上做广告的厂商进行联系之前，他必须与足够的愿意使用他的纸牌的洗衣店签订合同——诱饵是售价从每一千张通常1．40美元降低为1美元。他要我尽可能多地说服当地洗衣店来签订合同，每签订一份合同，我可获得15美分。布克曼先生给我用三种颜色套印的很漂亮的有轨电车箭牌衣领广告作为样本，这些广告恰巧与还没有剪裁过的衬衫纸牌一样大小。我恭恭敬敬地对洗衣店主说，如果他们与我们签订合同，这些就是他们可以获得的那种硬纸牌，而且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现金。但是布克曼先生的硬纸牌在最后交货时却质量很差，而用黑墨水印的一大堆当地小广告使它显得更加糟糕。
也许是由于我的严肃认真和天真无邪的热情赢得了洗衣店主的好感，我访问过的大多数店主都签了约。也可能是因为不要求他们付现钱。但并不是全部店主都相信。我访问的第三家洗衣店是中国人开的，他无动于衷地听着我的长篇大论，饶有兴趣地仔细察看了箭牌衣领硬纸牌，仔细地研究了两页合同书，然后递还给我说：“中国人的洗衣店不用衬衫硬纸牌。”
过了一阵子，布克曼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在推销合同方面我已干得如此出色，所以他要派给我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一个赚大钱的机会。现在我得寻找潜在的做广告者，使他们签约使用我们的衬衫硬纸牌上的广告版面。我首先与第125号街上相当大的零售商店布鲁姆斯坦恩（Blumstein‘s）联系。费了些周折，我才走进年轻的布鲁姆斯坦恩的办公室，他是负责做广告事务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宣传，他就厉声打断我：“不感兴趣！”我径自说下去，他重复说：“不感兴趣！滚开！”我想我该说几句抗辩的话，可是他说：“你滚不滚开？难道要我让人把你掷出去吗？”我只好走出去了。我的热情逐渐降低，我联系了名单上其他几家商店，结果都未成功。第二天我这个垂头丧气的推销员向布克曼作了汇报。他十分镇静达观地对待这件事。显然我的年纪太小了一点，不适合推销广告版面，但是我与洗衣店主打交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于是我回到了老行当。
接下来谈谈有关与异性交往的琐事。尽管我在智力发展方面是早熟的，但是人们认为我在交女友和谈恋爱方面却是迟钝的。13岁那年，在阅读菲尔丁①的《汤姆·琼斯》时，我不经意地听到家庭法语女教师康斯坦斯·弗莱希对母亲说：“本尼读的不是一本相当淫猥的书吗？”母亲很有把握地回答：“那些情节他不懂的。”当然，正是母亲的迟钝使得她以为本杰明除了性的问题外，其他都懂得很快。但是实际上我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对性的问题有着好奇心，由于我看书比其他小孩看得多，所以我有许多书使我能了解这个问题。不过在实际行动中我的确比其他男孩落后。
①菲尔丁（Fielding，1707…1754）：英国小说家，代表作有《汤姆·琼斯》、《阿米丽亚》等。——译者一方面，我继承了——天知道我从哪里获得的——说话过于拘谨的性格。我的同事说话粗俗总是使我感到不舒服，若要我说粗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语言上的节制使我一生寡言少语。另一方面，我在女孩面前很害羞。中小学时代，我从未与女生在同一课堂上读过书。到了大学时代我与女生的接触仅限于情窦初开时对康斯坦斯的爱慕以及对一个名叫维奥莱特·加斯纳的女孩在心中的幻影似的好感。但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我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期，对我很有影响的人是哥哥利昂，他与年轻的姑娘打交道很有一套办法。他自信，能说会道，喜欢引用爱情诗句。来找他的姑娘经常多得他无法应付，于是他自然把一些姑娘交给了我。事实上，我成为利昂与其女友惯用的谈话伎俩的一部分。如果女友听信他的话，我就不仅是一个神童，而且是个独一无二的神童。她们都要求见一见我这个惊世奇才，利昂谦和地同意了。
通过我的表姐海伦，我会见了一个名叫罗斯的姑娘，但是我不敢搂住她的腰，甚至当我们在纽约州科尼岛乘汽球飘越那奥尔德山时都如此。后来罗斯嫁给了别人，但是我写了一首幼稚的诗纪念她，这首诗可在我的活页《诗草》集中找到。利昂还带我到布鲁克林去看望一个卖亚伯拉罕和斯特劳斯乐曲唱片的漂亮姑娘。利昂对歌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对我说过），由于已经充分引起这位姑娘的爱慕，每星期六下午他可以在唱片间免费欣赏全部歌剧精品而不买一张唱片。这位年轻的姑娘楚楚动人，含情脉脉，我的那位鉴赏唱片的兄弟却相当随便地不把她放在眼里。
这些相会仅仅是比较认真的初恋之前的一种“热身”。利昂已对西尔维亚·梅休尔动了心，这个姑娘住在布鲁克林区巴斯滩。当西尔维亚与一个姓阿明达的男子订婚后，利昂开始去找她的小妹妹、当时只有16岁的海兹尔玩。海兹尔具有值得称道的一切美德。她漂亮，聪明，泰然自若，并具有各种实用知识。她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因为教邻居的孩子以及一些成人跳舞和朗诵而挣到不少钱。她慈善宽厚，乐于助人，是个十足的好人。如果说她有缺点，那么缺点就是优点太多：她相信自己是一贯正确的。
不久，利昂需要向海兹尔炫耀一下他的著名的小弟弟，反过来也想在小弟弟面前炫耀一下海兹尔。此外，从布朗克斯走到布鲁克林外环地区的路程又长又乏味，有人陪伴走远路不会厌倦。有个星期天，我跟他来到一个小木屋的客厅。海兹尔进来欢迎我们。她很直爽，但直爽得讨人喜欢，深褐色头发直披在肩膀上，样子使人误以为稚气十足。我们彼此都很有好感。我成为梅休尔一家的常客，有时我与利昂一起去，有时我独自去。我们两人向同一个姑娘求爱没有逃得过表弟洛的注意，他经常拿我们当笑柄来嘲弄。几个月后，海兹尔忙于安排一次文娱演出，以显示她教的小学生的才能和进步。为此我仿照弥尔顿的《科穆斯》的风格，写了一部假面剧剧本，剧名叫《仙女的节日》，海兹尔从各种来源为该剧配上了音乐。该剧是从七岁女孩朗诵序诗开始的：远离本森赫斯特的农村生息地，远离老巴斯滩，在深沉的宁静中，有一块仙女们居住的乐土
为了帮助办好这件大事，海兹尔把过去、现在，甚至将来可能对她献殷勤的男子都召集拢来。他们结合成许多个领票、卖票和置换布景的小组，海兹尔甚至招聘我的另一个哥哥维克多来服务。她对维克多的一切（包括对他的业余表演才能）了如指掌。这天晚上演出的高潮是二重唱，瘦长的维克多和一个6岁的小男孩合唱艾尔·乔森新近创作的流行歌曲：“如果长大的姑娘行为像婴儿一样，我准会爱上她——这就是我的全部追求。”听众掌声雷动。但是表弟洛——他是经过一点劝说才来看演出的——变得越来越冷嘲热讽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全部在一个与小孩差不多的姑娘的掌握之中吗？这对格劳斯鲍姆家的尊严是一个打击，真丢脸。可是不久洛也成为海兹尔身边的追随者之一了。
当我19岁时，我产生了比较专一的爱情。通过罗·伯恩斯坦的介绍，我认识了阿尔达·米勒。阿尔达没有海兹尔漂亮，但她有一张活泼有趣的脸。她在一家专利代理公司当秘书兼打字员，从她办公桌上源源不断地经过的技术资料起到了扩大她的知识视野的作用。我一直怀着深切的爱和某种内疚回想起她。我们的爱情很快发了芽。不久我们每天下班回来在艾尔火车站相会。米勒家有个后院，一棵树上挂了一个秋千——这个秋千很宽，足以容纳两个年轻人，我记得有一个弥漫着紫丁花香的晚上，我俩并坐在秋千上，海阔天空地闲聊时，我想起了康德的哲学。我感到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然后越来越迫切地把我的脸转向她。好长时间我才揣测到她想吻我，最后，即使最愚笨的人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自此之后，我们完全堕入了爱河。这段时期既甜蜜又心乱。每次见面，天性敦促我们结合为一体，但我们从未交欢，因为这样做不体面，我们都是十分正派、有身份的人。但是在米勒家的吊床上我们有过爱的体验，其中的细节读者自己可以去想像，但我们都保持了各自的贞节。不管怎样，至少我感到羞愧。我曾用某种荒唐的方式，对阿尔达压在我身上表示不满。
有一个星期日下午，米勒家举行年轻人聚会时，阿尔达坐到我的膝上——私下里我很喜欢她的这个举动，可是在这么多朋友面前这么做使我感到滑稽可笑。她并非低声地问：“本，你爱我吗？”“亲爱的，当然爱你啦，”我低声道。“告诉我，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