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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感到滑稽可笑。她并非低声地问：“本，你爱我吗？”“亲爱的，当然爱你啦，”我低声道。“告诉我，你爱我超过爱世界上的其他人。对大家说。”她坚持要我回答，她的声音几乎有点刺耳了。“真的，真的，阿尔达，世界上我只爱你。”
第二天晚上我寄给阿尔达一封明智的长信。我说我仍在读大学，毕业后可能还要花三年时间读法律。如果在我足以供养她之前必须推迟结婚的话，我们怎么可以一本正经地谈情说爱呢？可是与此同时我们却越来越难舍难分。情欲越来越强烈，我们都没有希望加以满足。我写道，我对她朝思暮想，刻骨铭心，以致大学学业也无心投入了。在写了许多理由和借口之后，我宣布了令人悲痛的决定：我们必须一刀两断，立即结束恋爱；对我们两人来说，不再见面是上策。
由于年代久远，事过境迁，我已难以记起这封信依据的前提了。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我和阿尔达在恋爱时发生肉体关系。与一个正派的姑娘同床共眠，甚至在你恰当地供养她之前与她结婚——这种事都像小偷或酗酒一样不光彩。对一个体面、有抱负的青年来说，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阿尔达回信接受了我的决定，毫无一句怨言，她还希望我将来取得成功和幸福。
我与阿尔达的关系以及后来与一个不大有趣的姑娘更加肤浅的关系，为我青年时代的主要爱情篇章铺平了道路。这导致我与海兹尔结婚，导致生育5个孩子，导致我和海兹尔分享许多成功的喜悦，共担忧患和悲哀，但是也导致最终的离婚。离婚这一天的早上，我恰巧在阅读康拉德①的《黑暗的中心》，马洛的深刻看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生活真是滑稽离奇——为了一个徒劳的目的，按照冷酷无情的逻辑作出神秘莫测的安排。从生活中你最能希望得到的是对自己的了解——往往得到时已太晚——以及许多无法消除的后悔。
我和海兹尔几乎可以互补一切，然而却都缺乏对自己的必要的了解，事实证明这对我们的婚姻是个致命伤。
海兹尔在波士顿的艾默生学院待了一年后回到巴斯滩，马上与所有过去向她献殷勤的男朋友（包括我在内）恢复往来。渐渐地和谨慎地，海兹尔打定了主意：我是她要嫁的男友，下了这样的决心后她开始说服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需要时间和技巧。她既没有像阿尔达那样要求我在公开场合作出令人尴尬的爱情表白，甚至也没有在私下里对我说些令人心醉的肺腑之言。我们两人等待适当时机的到来是有益的。
1914年春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然后开始就业谋生，虽然1914年夏天几乎算不上是我事业起步的有利时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纽约证券交易所大门紧闭，但我仍能在华尔街得到并继续保持一份工作。虽然每周我只挣10美元，但我在加文纳斯岛辅导军官的儿子，并在一所夜校向外国人教英语，赚点钱作为补充。在夜校当教员是我的第一个教书经历，我们使用了古因教学法，教某个字就要作出与此字义相配合的动作。例如，在第一堂课上，教师用拖长的语调念“我开窗（I open the window）”时，马上作出开窗的动作。小学生一个接一个地重复这一句，通常他们大体上读成“Ioopenzevintow”，同时走到窗前，放进一阵冷空气。这种教学法似乎比《尼古拉斯·尼克尔贝》①一书中多西博伊斯·霍尔学校的好一些。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所小学的校长瓦克福德·斯奎尔斯是这样教拼写的：“Winder…w…i…n…d…e…r。约翰逊，今天下午你擦洗教室的玻璃窗，要是不洗，我会把你禁闭起来。”
1914年我们迁居到一个称为亨特角宫殿的相当独特的联合公寓去，享受了意想不到的豪华。这么漂亮的房子的租金怎么办呢？十分简单。不太尽如人意的5间套公寓每月租金只有45美元，仅比我们在凯里街的房租贵10美元。我的三份工作可以每周挣28美元，加上我哥哥付出的钱，足以支付不贵的房租。这里陈设琳琅满目，守门人衣着华丽，有很多电梯，有5个极好的网球场，设想一下，格劳斯鲍姆一家住在这么一个又大又熠熠生辉的大楼里①康拉德（Conrad，1857…1924）：英国航海家，小说家。《黑暗的中心》是他写的最享盛誉的小说。——译者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1812…1870）的主要小说之一。——译者该感到多么自豪！这是我家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过去任何充分的享受都不会稍稍减少我们对这种新的豪华世界的热情，理智也不会让洋洋得意的心灵明白所有这一切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
①康拉德（Conrad，1857…1924）：英国航海家，小说家。《黑暗的中心》是他写的最享盛誉的小说。——译者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1812…1870）的主要小说之一。——译者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收到一封正式通知信，我已获得学费奖学金，并且必须在一周内回信表示接受。这是个好消息，但它使我陷入困惑的境地。我应当像自己一直预期的那样去从事专门职业吗？我可以放弃华尔街的职业，物质上没有什么牺牲，并且经济上也不会减少。但是权衡下来，若去读书，将要耽搁三年，我才能在生活中真正开始创业，而且相应地要花更多年才能考虑结婚。我与海兹尔讨论过这件事。她用微妙的方式使我明白，再读三年书对我对她都是很长的时间，而如果我坚持把现在的工作干下去，凭我出众的能力，就会她没有谈我该做什么，但是我按照她希望我做的，也按照我自己希望做的去做了。我写信给法学院，谢绝了这笔奖学金。我也把决定告诉了凯佩尔校长（没有提及海兹尔）。他写了封短信给我表示同意，说随着证券交易所的歇业，许多无法适应形势的人肯定会退出华尔街，这样就留给有能力的人更多更好的机会。
不久我和海兹尔彼此许了诺。我记不得许诺的日期，但记得许诺时的情景。我从剧院送她回家，我们必须在BMT火车站等很久才能换乘去本森赫斯特的火车。肯定是我首先表白我多么爱她——她是我最思念和爱慕的人。她说她非常爱我，决心等我。我们都感到幸福，但说这一切的时候也非常庄严。海兹尔提醒我，我们共同的保证绝对不可告诉别人，因为她的母亲（利昂称其为“不可一世的人”）和举足轻重的麦克斯叔叔要是得知宝贝海兹尔把终身托付给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是会大发雷霆的（她的父亲——是一个波普·米勒类型的人——不在乎这一点）。但海兹尔向我保证她可以处理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私订终身的秘密大约保守了一年半，即一直到1916年夏。时间的耽搁使海兹尔在与无数追求者的周旋中——包括应付一个名叫凯西陀的向她热烈求爱、易于激动的南美洲青年——以及在应付有独立主张、一直为她寻找如意郎君的母亲方面费尽了心机。她的母亲的热情引发出各种事件，其中有件事似乎有点让人蒙羞。梅休尔夫人相中了一个人才出众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内森·古特曼，他和他的父亲的女式羊毛衫生意很红火。1915年海兹尔和她的母亲打算在新泽西州莱克伍德过复活节。当我问海兹尔我能否同去过周末，她说这会使她很为难。但是如果我同意以她的表亲身份出现，并且不要为此向她提出任何问题，事情就好办。我头脑简单地同意了。当我到达莱克伍德时，我发现古特曼舒服地住在海兹尔的旅馆里，梅休尔夫人待他极其亲密，而对“表亲本”的到来却毫不掩饰她的不高兴。
当然我对这一场面是很不痛快的，但是我认识到海兹尔的困难处境，不可为此闹别扭。这段时间对两个热恋中的青年来说不是容易打发的。虽然他们几乎每天要相会，但当时的习俗限制了他们情欲的冲动，而他们的性情却与惯例不尽一致。海兹尔秀色可餐，但她心如铁石，十分自信，甚至远比一般女性更加有克制力。表面上我很随和圆通，但内心却对一切严格的管制感到不满。此外，我得装出毫不在乎男人向海兹尔献殷勤的样子，保持某种程度的英国人的克制。
我们有过大大小小许多误会。我们不止一次同意停止争吵，争吵总是云过雾散。有一件事却非同寻常：我带海兹尔出来，在湖上划船。突然她宣称她肯定我爱她爱得不够，所以我们的恋爱肯定是不幸的，她不想活了，决心投河。说着纵身跳入湖中。她的水性很好，在水上漂浮毫无困难，而我只能尽量划近她，恳求她保持理智，要相信我等等。这个插曲表演了几分钟后，海兹尔爬回船上来，声称她决定给我们的恋爱再一次机会。
那年夏天的晚些时候，我正式向海兹尔求婚。我向海兹尔的三位一体的长辈——父亲、母亲和麦克斯叔叔提出了我的要求。海兹尔表面上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方式退回到自己房间去，实际上坐在楼梯最高一级，专心地听着。我简要地谈了我俩的相互爱慕，并详细地谈了我的金融事业前途——当时这是一个要考虑的因素。母亲梅休尔承认她未曾料到我会求婚，并且难以接受我太年轻的年龄。她还询问我是否经常刮胡子。我说是的，这使她的猜想得到了满足，于是她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我们用一瓶香槟酒来庆祝求婚成功，因为喜讯是突然从天而降的，所以庆祝只能不铺张了。同年11月我们按惯例举行订婚舞会，次年6月结婚，但是不久我便面临因美国参战而引起的痛苦的个人问题。
第七章 事业的起步
在我读大学的最后一个月中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首先是哲学系系主任伍德布里奇教授邀请我到教师俱乐部共进午餐。他建议我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工作。紧接着，霍克斯教授代表数学系向我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令我惊讶的是，了不起的霍厄斯金教授也要我到办公室与他谈谈。他感到我能成为英语系的一名好老师，而且我会发现大学教师是个非常舒适的职业。尽管初始工资很低，提升很慢，但是大学里有无数其他东西让人感到心满意足。为了更好地说服我，他讲述了自己那段引人入胜的经历：开始时的讲师生涯，早期的婚姻状况以及随后的经济拮据。
不用多说，这么多的邀请自然既使我洋洋自得，又使我困惑不安。然而当我与校长凯佩尔谈论此事时，他建议我暂缓作出决定。他强烈地倾向于把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送入商界，而不是将他们关在象牙塔里搞学术研究。或许他能为我指明方向。
几天后，当我们在校园里碰到时，凯佩尔告诉我：“昨天我打电话找你，但没有找到。真是太糟糕了。你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先生，是什么机会？”
“诺曼·安吉尔先生昨天在我办公室里——你该知道他的，他是《大幻觉》一书的作者。他今天早上从这里出发，到整个欧洲开展一次新的和平运动。他想找位年轻的助手，我推荐了你。但由于找不到你，他只好自己走了。”
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失去了一次与这位杰出的作家兼演说家结伴作不寻常旅行的机会。后来我却想：幸亏那个电话出了毛病。大约两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那时我和安吉尔可能正在英国。作为一名英国人，我有可能应召入伍，随即到比利时的佛兰德战场去冲锋陷阵。这对我的和平使命是个多大的讽刺啊！
我有个朋友名叫弗赖德·斯威德，他开了家规模很小的广告代理公司。他认为我能成为出色的广告撰稿人，所以建议我到他办公室来试一试，挣些微薄的薪水。既然我的学业已经结束，离毕业典礼又有段时间，所以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次机会。他的主要产品是“卡波娜”，一种很有名的不会燃烧的清洗液。我开始编撰一些广告语，并着手设计其他广告。我想，我的第一件作品是：“卡波娜——让一切污痕无影无踪。”在我写了类似的一些广告语后，我写出了经典之作——一首五行的打油诗——这首打油诗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位威诺纳姑娘，她从未听说过卡波娜。
她开始洗东西，却用了一罐苯①，现在她可怜的父母要为她的灾难而痛苦悲哀。
①苯：易燃易爆的化学品，这里用苯的易燃易爆性来衬托“卡波娜”的不可燃性。——译者当我将打油诗交给斯威德时，他兴奋异常——这种兴奋只有在广告人身上才能见到。他戴上帽子，冲向卡波娜公司的办公室。他要让公司总裁威恩斯坦先生看看我的大作。我忐忑不安地等着。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但神情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