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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我还加入城市运动俱乐部，当时它的第一条守则是：“俱乐部大楼里不许玩纸牌。”（当创始会员因年老而减少运动时，这个规则被废除了。在我退会许多年后去参观该俱乐部时，我惊讶地看到几乎每一层楼都在玩纸牌。）我在城市运动俱乐部里，学会了两项新的运动——壁球和高尔夫。我的壁球教练是个年轻人。他是当时的世界职业冠军。（最近我与城市运动俱乐部这位热心的会员谈话时，他断然声称自己是当今所有运动员中最伟大的选手。）他跟大多数打壁球的学生打赌说，他们不会超过19分，赌注每次5美元。然后他能轻轻松松地赢得21分，而我们无论谁最多得19分，再想得2分则十分困难。靠着这种比赛，他生活得比较宽裕。但年纪不大时，这个青年就因精神崩溃而自杀了。完整的故事我从不知道——我料想必定事出有因。根据我的了解来判断，他既没有坚强的意志，又玩世不恭。我们对别人思想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我的高尔夫生涯一点也不辉煌。像别人一样，我常以为我击得准确，但结果却是击歪或使球滚入沼泽里，或者完全无效。不久我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反感，主要因为它对击球者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太放任。关于一个人自己的好球和坏球的无休止讨论，嘴上夸夸其谈而内心却怦怦直跳，关于某人击多少杆才能入洞的争论以及不变的赌注——所有这些都会使我这种习惯于网球的严格而有风度的规则的人产生厌恶。在高尔夫球场上玩了7年后，我永远放弃了这项运动，回到我原先的爱好——网球上。到60岁以后我还在继续打网球，自得其乐。最后由于健康原因，我不得不歇手，而我从来不从事轻松不费劲的运动。
我还爱好滑雪，1924年冬天在梅欧柏克湖畔的迪恩·豪斯我开始练习这项运动。那里雪很多，想冒冒险的客人最适合于滑雪。滑雪的基本注意事项是绑扎，甚至连脚趾也要用带子裹好。有一个小斜坡从旅馆延伸到湖滨，我很自然地沿着斜坡滑雪，小牛顿也在滑。我们带有一架早期的业余摄影机，还有投影机和屏幕，这是以前NH＆L公司在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前几年他们从我这里接到大量生意而未付任何酬金）。我的家庭档案里还有用这架摄影机制作的影片盘，它记录了我们第一次滑雪时乐不可支的情景。
海兹尔初次使用贝尔·豪厄尔摄影机对她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她的预料。她后来干上了摄影这个职业。多年来担任庞大的哈达莎公司（Hadassah）的正式摄影师，也是其全国摄影协会的长期会员。她制作的关于以色列生活和风景的影片已经放映，到处受到欢迎。
在我近40年的滑雪生涯中，我目睹了滑雪由最初的小规模活动发展成为一项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的过程。现在，无数斜坡上有巨大的滑雪设施。但在1924年，连拖索都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次我爬佛蒙特州斯托的曼斯菲尔德山时，那里既没有升降机，又没有绳索。我们花了4个小时才爬上公路旁的山坡（利用滑雪板下的外壳阻止我们往回滑），然后沿原路20分钟就可以滑回。我听说过滑雪中弓步转弯和快速滑雪下坡时突然刹住的方法，但只有生来就与滑雪板打交道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才擅长此道。当时我们只能依靠良好耐用的雪犁来刹住和转弯。多年以后，我熟练地掌握了转弯的方法，我永远忘不了当我向观众炫耀我的滑雪技巧时他们发出的兴奋的欢呼声。
滑雪的假期是我一生中最快活、最具活力的时期。我们常在晚上乘火车到普莱西德湖去度过圣诞假期。旅馆附近的斯蒂文斯山，滑雪比较容易，还有一条拖索，许多滑雪者都到这里滑雪。开始时，山上挤满了新手，看来他们都比较害怕，不断有人在我前面摔跤。拖索不得不常常停下帮助那些仰面朝天的生手爬上来，或者把他们拖离滑道。过了5天，我惊讶地看到了另一幅景象。那些曾经害怕和出尽洋相的新手好像都变得比较熟练了。绳索顺利地前进，没有人摔跤。（我原以为那些表现极差的人会放弃斯蒂文斯山，转到更容易的地方去滑。无论如何，这种神速的进步简直是奇迹。）
在后一个圣诞节假期，我们与好友查尔斯·戈德曼夫妇及其子女一起在普莱西德湖度假。他们的长子罗伯特是一个有魅力的大学生。我想起那天晚上在一起的情景，大家坐在下面的铺位上，谈论哲学，背诵诗歌，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30年后，当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获悉罗伯特·戈德曼夫妇正在密西西比州某地，仍然抱着一丝希望，祈愿他们的儿子安迪还活着。安迪投身于争取黑人民权运动，是20天前失踪的三位积极分子之一，现场除了烧毁的汽车，没有其他任何痕迹。我从心底非常同情失去儿子的父亲——罗伯特，我知道以前他是个思想严谨、理想主义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儿子，而现在他必须学会接受安迪殉难这一事实。我的同情更加深切，因为我自己的儿子——小本杰明（巴兹）如今（1964年7月）正在密西西比州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志同道合者，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人道主义事业中去，良知告诉他们这项事业必须由他们这样的人去完成。
但是回到普莱西德湖后，有一件事暴露出海兹尔和我性格的不合。由于我们准备在旅馆里过除夕，我决定带上我的礼服。不知为何海兹尔反对参加正式聚会——或许她的发型不好——而且极力劝阻我。我说戈德曼夫妇准会带上礼服出席，我也想这么做——于是我带了礼服。当然，旅馆里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些娱乐节目，戈德曼夫妇上楼换礼服去了，我也准备换上礼服。在房间里海兹尔求我不要穿上晚礼服，如果我穿了而她没有她会非常尴尬。我固执不听，埋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反复无常，她没有理由不带晚礼服的。我已经厌烦对她总是百依百顺了。我不厌其烦地带来晚礼服，却又不穿，岂不是太蠢了！
我们越吵越厉害，海兹尔抓起我放在床上的衬衫扔到窗外的雪地上。我故作镇定地从抽屉里拿出另外一件衬衫，并准备安上领扣。海兹尔从我手里夺过衬衫又扔到窗外。我无计可施，只有认输——肯定我当时极没有面子——灰溜溜地穿上普通衣服下楼吃饭。海兹尔从雪地捡回衬衫。我们笨拙地向朋友们解释了这件事。最后返回房间时，我们发现好事者（是鲍比·戈德曼）细心地把我的晚礼服铺在地板上好像穿在水平的人体模特身上一样。这次风波以幽默的气氛收场。
毫无疑问，心理学家或好管闲事者也许会从这一风波中推断出我们婚姻状况的许多麻烦。在我看来，海兹尔和我都不错，优点多缺点少。我们有相当广泛的共同志趣——首先我们都爱孩子，还喜爱戏剧、歌剧、音乐会、假期旅行、体育和慈善活动。婚前，正是海兹尔使我对为盲人工作发生了兴趣。她在戴克高地盲人之家教孩子们跳舞，后来转到新建的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任教。（我写这些文字的那年，该协会的名字稍微变动了一点，正在庆祝成立15周年。）由于海兹尔的缘故，我开始成为一个行动非常不便的盲男孩的“大哥哥”。后来我先后成为主任、预算委员会主席，最后担任协会主席。协会的年预算额也从3万美元增长到最近的130万美元，其增长率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差不多。
我们比其他夫妇有更多理由相信会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为什么我们的婚姻会失败呢？次要的原因可能是缺乏一定的生理上的和谐。当时我们太年轻且没有阅历，所以不能认清我们的婚姻形势。但我相信，主要的麻烦是由我性格中的缺点引起的。那些缺点使我不能正确地对待海兹尔性格上的毛病。我妻子的显著长处是精力充沛，有各种实践能力。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她的长处也带来了缺点。她总认为干任何事都比别人强，于是很自然地在各种事上都由她做主。这就养成她对别人发号施令的习惯，包括对自己的丈夫。我忍受不了这种状况。虽然我愿意让步而不愿彼此争吵，但我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而且从心里不满受别人的支配。
如果我23岁时就懂得现在这么多，我们的婚姻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从一开始我就会拒绝言听计从，对待一切事务都会坚持我的愿望与海兹尔的应有同等重要性，甚至会有意提出异议，提醒她不能总是一意孤行。我本应该更加认真地研究一下她常常使自己对而使我错的技巧和方法。我应该想出一些有效的对策。但恰恰相反，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以为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认真应付。我想我真正重视的是在金融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以及我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稳步提高。这可能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生活在梦想中的年轻人。
我们的婚姻注定要失败——不，在海兹尔或我觉察两人完全不对劲之前，已经基本失败了。1926年夏天，我们住在迪尔舒适的假日饭店里，每星期三我在很有气派的迪尔乡村俱乐部和伯特·帕克打高尔夫球，他是当地麦克唐纳公司（McDonnell andpany）的经理，我和他有生意上的往来。生活的许多方面看来都很舒适、豪华、有趣和有益。有个周末我的哥哥维克多探望我们时评价说，我们的生活情况十分美满。我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接着说道：“也许会物极必反，福兮祸之所倚嘛！”这个预言被事实验证并不出乎意料。我结了婚，养了三个孩子，用培根的话来说，我已经“抵押给运气”，而我比想像中更容易受到伤害。
次年3月上旬，我们从佛罗里达度假返回时，发现牛顿染上耳病。我们请西奈山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弗赖斯内尔博士来看病。他诊断是乳突炎，必须动手术。手术过后牛顿得了脑膜炎，1927年4月20日死去。如果到5月12日，他就将满9岁了。
许多与牛顿的疾病和死亡有关的沉痛故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但我没有勇气一一追叙——如果读者原谅的话，我由衷地感激。如果要我追忆的话，我的心情跟那出令人伤心和怜悯的悲剧的主人公一样：代达罗斯在石头上刻下了关于他钟爱的儿子伊卡鲁斯的飞行和坠海之死。维吉尔的诗句深切地表达了我的情感。数年后，我看到奥尔德斯·赫胥黎的《针锋相对》一书中关于小孩之死的描述时，我就想起我们的牛顿，禁不住抽泣。唉！天下如此多的父母遭受到与我们一样的痛苦。但是想到青霉素已能治好脑膜炎、白喉和其他夺去孩子生命因而刺伤父母之心的疾病，那是多么大的慰藉啊！
牛顿葬在西切斯特山公墓的一块坟地上，作为自由犹太教会堂成员，我不久前才获得这块地，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快使用它。小石碑上刻着：“最可爱、最勇敢、最钟爱的孩子。”他的确是这样，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我母亲在欧洲探访她的许多亲戚。海兹尔拍了一些我母亲动身赴欧时欢乐的照片，最后一张上还有活着的牛顿。我们想不让母亲知晓牛顿生病的消息。最终她怀疑发生了什么不幸而恳求我们告诉她真相。我独自挑起这不幸的重担，尽可能将哀痛掩饰起来。我尽量用能够引用的哲学来减轻这一不幸消息对母亲的沉重打击。母亲在回信中凄楚地安慰我们，隔着大洋，我仿佛看见她跟我一样潸然泪下。
由于悲伤我和海兹尔的心贴得更紧了，但这种感觉也更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有多么深的隔膜。葬礼后不久，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我们计划一起开始全新的生活。海兹尔觉得应该同我谈谈她一直隐藏在内心的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她认为我是一个冷冰冰、责任心不强的丈夫，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很少关心她。她需要更多的温存和理解，因此她和我们的家庭医生建立了友谊，并从中得到了弥补。她还解释说那仅仅是亲密的友谊，没有别的。我没有过多地盘问，而是接受她的坦诚直言。我许诺从那以后要做一个好丈夫，海兹尔也承诺不再那么专横。
我们都迫切地希望再生一个小孩——梦想另外一个牛顿能使我们失去的牛顿转世。因此海兹尔很快怀孕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唉！要想弥合夫妻之间根深蒂固的隔阂，仅靠一次巨大悲痛的经历和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很快又恢复到原先的老样子。到了秋天，海兹尔不顾有孕在身，声明要和她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波林到俄罗斯去旅行。很自然，我由于忙于挣钱而无法同行。
这样我独自一个人过了整整两个月，经历了10年之久的夫妻间的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