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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拜罗伊特后，我们继续到萨尔兹堡去。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是到高级澡堂好好洗个澡。幸而我们已在新建的欧罗巴饭店预订了一套极好的套间。到达那里时，我们乘火车已乘得精疲力尽。我们发现饭店大厅里一大群人来来往往，我挤向服务台，自命不凡地询问格雷厄姆预订的房间在哪里。等了很长时间后，服务员对我们说很抱歉，他没有为我们保留房间。现在一个房间都没空余。“请再查查看，”我高傲地说，“这是你签名的电报，确认我们今天可得到一个预订的房间。”这一下他更加道歉不迭，他说准是别人犯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差错，可是目前没有空房，他实在无能为力。我们获悉这种情况意味着别的旅游者给了他们一大笔贿赂，饭店把我们订的房间转让掉了。我们怀着气恼和受挫的心情，向萨尔兹堡官方的旅游办公室投诉了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官员一再耸耸肩膀，可是没有拿出任何补救措施。他们说，更糟的是，由于大批美国旅游者纷至沓来，整个萨尔兹堡的所有客房都爆满了。最后他们为我们在一条完全名副其实臭气熏天的宾馆街上找到了一间客房。可是只有一间怎么行呢？房东太太在房间中央装上一根晾衣绳，绳上挂下一条被单。她拿出一个洗衣盆供洗澡用，盆里只有少量热水——由此我想起1910年夏天我在巴曼农庄的两次洗澡情景。这就是我们在欧罗巴大饭店预订的豪华套房“老母鸡变鸭”的故事。
然而，萨尔兹堡之行是我很重要的经历。我有幸在大教堂广场上观看了《耶德曼》的演出，著名的演员摩西扮演剧名角色。海伦·西米格（莱茵哈特之妻）扮演“忠诚者”，她的妹妹扮演另一角色。为了解剧情，我事先买了一份说明书，夏天傍晚的光线使我仍能一读。这样我就理解了剧中每个词，海伦·西米格所表演的忠诚者的出色演讲深深地感动了我。当然，摩西是无与伦比的。我想，也是在萨尔兹堡，我听到了他扮演的歌德的《伊菲格涅亚》中奥雷斯特的唱词，海伦·西米格又一次当配角。那是在我撰文把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与歌德的伊菲格涅亚进行细微的比较之前15年。我仿佛觉得这一戏剧经典之作出自我的手笔。而能看到当时两位最了不起的演员把它表演出来，则是极其珍贵的经历。（另外一次，我观看了摩西在纽约旧的欧文·普莱斯剧院用德语表演易卜生①的《群鬼》，令我久久难忘。）
我们在慕尼黑待了一些日子，我惊讶地发现那里有无数壮观的公共建筑，在阿尔特·皮纳科塞克有大量的鲁本斯②油画，无与伦比的德意志实用美术博物馆也使我大开眼界，惊诧不已。我们到室外娱乐场“展览园”去看两个令人愉快的文娱节目，第一个是名叫《一女两夫》的提线木偶表演。女主角既嫁给一个整天忙碌的官员，又嫁给一个晚上出来剪径的拦路强盗。我记得大多数场景是床上戏，专门操作木偶的演员提拉木偶身上的线，表演了许多男女做爱的动作。我很惊讶，在1928年的公园里竟然会允许进行这样的演出！
看完演出，我们到一家大型露天餐馆去。母亲一直吃得很清淡，所以只点了两只熟鸡蛋。服务员说很抱歉，他只能供应炒蛋、水煮荷包蛋和煎蛋，但是不供应熟鸡蛋，因为后者没有列入价目表。我的母亲表示怀疑——“如果你能煎蛋，你肯定可以为我煮两个蛋。”服务员仍旧说对不起，如此而已。后来，服务员的反应表明，他们的鸡蛋也许消费得太多了，没有剩余的可拿去煮了。在老的故事中，漂亮的女服务员问旅行推销员要吃什么，他说“我要一盘火腿蛋以及一些好听的话”。一盘火腿蛋默不作声地端上来时，那个推销员问：“好话在哪里呢？”女服务员回答：“不要吃蛋！”
我们还计划到苏黎世去访问母亲的一个侄女。乘坐火车翻山越岭要花8个小时，旅行是很劳累的。母亲听说从慕尼黑到苏黎世已建立了第一条空中航线，只要飞行2小时就可到达。那么要不要乘飞机去呢？我们两人以前都未乘过飞机，我乘游览飞机在大西洋城上空作过3分钟观光飞行，这不能算数。如果母亲不怕乘飞机，显然我也不会怕。我记得寥寥无几的乘客鱼贯登机，两旁排列着好奇的来访者，仿佛我们将要去接受死刑一样。飞行中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我们飞越离腓特烈港不远的博登湖上空，在腓特烈港第一条大型齐柏林飞艇正在建造和试验。从飞机往底下看，博登湖中正在行驶的小轮船好像甲壳虫在水面上爬。当我们从德国飞入瑞士国境后，我注意到风景有一个变化。德国人的田地四角种树，而瑞士人在田地中央种一棵树，使农民更加便于到树阴下乘凉。
①亨利克·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挪威戏剧家和诗人。代表作有社会讽刺剧《玩偶之家》、《群鬼》、《皇帝与加利利人》等。——译者②鲁本斯（Rubens，1577…1640）：中世纪佛兰德斯绘画大师和外交家。一生创作了二千余幅油画和素描，代表作有《吕西普斯的女儿被劫》、《猎狮图》等。——译者关于在苏黎世逗留期间的生活，我只记得自然史中一个奇怪的景象。我们和表兄弟姐妹一起到苏黎世湖去野餐。我们坐在一块大岩石附近，我注意到两队蚂蚁在激烈地交战。一队有翅膀，另一队没有翅膀。这是一场生死搏斗，我观看了很长时间，使对这种场面毫无兴趣的其他人为此对我很不满。可是我想起了《多佛海滩》中的诗句：“愚昧的军队在晚上短兵相接”——想起了促使蚂蚁或人类转向冲突和完全毁灭的奇特的激情和因素。
1928年秋，本·格雷厄姆一家准备再一次搬迁，这一次几乎真正搬进豪华的住宅了。气派十足的办公大楼，以及同样壮观的公寓在纽约所有优美的居住区平地而起。我们听说在第81号街和中央公园西边——我们的知心朋友格林曼夫妇结婚后曾在这里住过好几年——金碧辉煌的30层公寓大厦将取代旧的旅馆公寓贝雷斯福德，这正是自命不凡的格雷厄姆一家所需要的。根据建筑计划，我们挑选了18和19层复式的公寓套房，外加阳台。这两套房子共有10个房间，我已弄不清有几个浴室，靠近层顶的地方还有几个女仆的房间。房租每年1．1万美元，租期10年。
我们一点也不担心租借这么大的住房需要负担的支出。与我习惯作出的开支来比，这些租金只是一笔小数目。当年年底，我们大约60％的收入是从150万美元创始资本中获得的。我的纳税前收益超过60万美元。我采用自认为极其保守的方法取得了这么高的收入，与我周围定值过高的证券的疯狂投机相比，这使我的亏损风险维持在最低限度上。在股市大灾难发生之前，我在别人眼里是多么了不起！这一年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我们在贝雷斯福德公寓签署为期10年的租约，该租约从1929年秋公寓全部竣工之日起生效。我们在一列把我们送往棕榈滩过圣诞节的私人火车的一个卧铺车厢里签署了这份租约。
第十三章 人生旅途的中点：灾难降临了在人生旅途的中点，我被困在漆黑的森林里。
这就是但丁那篇著名诗歌的卷首语。这首诗写于1300年，当时他正好35岁。事实上，那时他已经走完了大部分的人生旅程，因为他在50岁出头时便离开了人生——他的偶像维吉尔也是如此；还有那些伟大人物，如凯撒、莎士比亚、莫里哀①、贝多芬、拿破仑等等都是在50多岁时去世的。1929年我也正好35岁（这正是我父亲去世的年龄）。而我写本章的时间恰好是1964年夏天，因此对我来说这一章所描述的事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的人生中点。如果说我从此将像但丁一样尝尽人间的艰辛和苦难，那确是有些夸大其词了。但当时情况如此糟糕，与我先前的巨大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的确让我一度情绪低落，萎靡不振。在但丁的流放生活中，他必定有这种真切的体验，因此他通过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①之口说出了他那千古流传的诗句：没有比回想昔日幸福的时光更令人感到悲伤沉浸在痛苦之中
（但是他为什么又加上了“你的老师知道这一切”这句诗呢？维吉尔没有受过什么苦难，他只是对他自己的不朽之作感到不满意罢了。）
事实上对我来说，1929年上半年的情况还是令人激动的；甚至下半年的大动荡也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损失。真正的麻烦是在随后3年里发生的。然而，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人，1929年都是致命的一年，因为所有的人都被那年发生的事所连累。
在1月份的休假中我做了回“懦夫”。杰罗姆·卢因（虽然他很年轻，却已是老字号经纪公司——亨茨公司——的资深合伙人）邀请我和其他两位客人一起去捕旗鱼。在这两位客人中，一位是功成名就的财务律师伊西多·克雷塞尔，另一位也是律师，名字叫奥斯卡·刘易斯。我们坐上小船出发了。刚开始时我便觉得这艘船太小了，随着船离陆地越来越远，这种感觉也就越来越强烈。大约半小时之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奥斯卡也是如此。或许是为了安慰我们，主人拿出几个诱人的三明治供我们挑选。我们有气无力地挥手谢绝了。当小个子克雷塞尔和杰里·卢因②津津有味地吃起三明治的时候，我和刘易斯无法再忍受这一场面，于是我们爬到底舱，并在那里愁容满面地躺了几个小时。就在我们感到死去活来的时候，一个身影出现在舱口。他向我们喊道：“奥斯卡，本，快起来，我们抓到旗鱼了！”但我们只是一个劲地呻吟“让我们回家”，然后把脸转向了墙壁。杰里调转船头驶回码头。两个小时后，奥斯卡和我步履蹒跚地上了岸，满脸倦容地向杰里道谢告别。
①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剧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伪君子》、《吝啬鬼》、《唐璜》等。——译者①但丁《神曲》中的人物。——译者②杰里·卢因，杰罗姆·卢因的昵称。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遇到克雷塞尔了。但我从报纸上得知：由于在美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破产案中犯了些技术性的过错，他受到了马克斯·斯托伊厄的起诉——这多少让人有点同情。在1939年，这个斯托伊厄还跟我就卡夫曼商店（Kaufmann De…partment Stores）资产评估案进行了3天的激烈辩论。后来我又再次碰到了奥斯卡·刘易斯，那是在另一桩资产估价案中，当时他是法庭的特别记录员，而我是债券持有人委员会的专家见证人。起初我并未认出他，但在休庭时他把我喊到法官席，问我怎么能忘了一起捕旗鱼的经历。
杰里·卢因捕到过的那条旗鱼又怎么样了呢？关于它也有一个小故事。大约在出海后一个月，亨茨公司邀请我到它的私人餐厅吃饭。主人很骄傲地让我欣赏餐厅墙壁上的新饰物。这就是那条不幸的旗鱼，它已经被制成了漂亮的标本，并用昂贵的材料裱装起来，旁边还有个银牌，上边写着是谁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候捕到了这条鱼以及鱼有多重等等。“把那该死的东西拿开，”我哀求道，“只要一看到它，我就又要晕船了。”但这反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尽管在棕榈滩海湾的经历实在是糟糕透了，但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皮肤晒成漂亮的棕褐色——这种棕褐色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我昂首阔步回校时，哥伦比亚大学那群“白人”学生们长时间地踩着响亮的脚步迎接我的到来。
在这段时期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信托基金。第一种是“固定信托”，这种信托毫无特色可言，即银行作为受托人持有既定的一组普通股股票（这就是“固定信托”这个名字的由来），每个股东按比例持有同样的证券组合。其次是“管理信托”——就像我们的“格雷厄姆共同帐户”一样，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调整证券组合。这种信托基金并非天生就有缺陷；事实上在英格兰数十年的经历就证明这种信托是成功的，尽管像其他任何金融机构一样，它的成功也依赖于诚实的经营和正确的策略。然而在20年代后期的投机浪潮中，几乎所有的大金融公司都卷了进来，那些向来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公司也令人难以置信地进行着狂热投机。
许多证券公司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并向客户出售它们的股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三重利润的引诱：发行股票时的溢价，经营投资公司所得的管理费用以及替人买卖证券所得的佣金。亨茨公司的合伙人认为：他们的条件并不比别人差，所以他们也要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而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