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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商品本位计划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通过以商品确定纸币的价值，并在纸币与以它定价的商品之间建立双向的可兑换性，从而尽可能直接解决稳定价格的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将建立起一座沟通商品世界与货币世界的桥梁——允许暂不需要消费的商品换成或当成是货币，反过来，必要时货币也能转换成商品进入消费。这种主张让人联想起《圣经》里著名的“七丰年七灾年”的故事，也让人联想起约瑟夫的明智之举：积蓄盈余以备将来之需。
从消极的一面来说，这个方法并未试图使每种商品的价格都保持稳定——就像过去所实施过的非常不成功的所谓“价格固定计划”一样。我的计划允许每种商品的价格按其供求状况有所浮动，而同时又要维持商品组合整体价格的稳定性（至少要将它的浮动限制在较窄的幅度内）。
要将这一在理论上很吸引人的计划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困难。服装制造商及其他无数商人是否能够以固定价格将他们生产的所有东西卖给美国财政部？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太多的问题了：质量是否可靠，款式是否新颖，价格是否合理，商品是否易腐，东西是否已经过时等等。最重要的是，即便政府有钱买下这些东西，政府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
如果我们不去涉及所有的商品而只涉及基本原材料这一限定的领域，那么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基本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在经济繁荣或经济萧条时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例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战后的繁荣使美国的基本原材料价格指数在1913—1920年之间大大上涨，但是在1922年又发生了暴跌。
假设我们将自己的职责限于为几种最重要的原材料提供无限需求，情况又会怎样呢？由于这些原材料通常构成了实物经济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能像保证黄金地位那样确保这些基本原材料的地位，那么我们就能保护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及使大多数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致受到经济萧条再次发生时的有害影响。基本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一般要大于其他商品，将前者的价格稳定住了或许就能很好地稳定住消费品的价格。少数几种主要原材料（一般说来不会超过30种）占全部初级产品总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因而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稳定了这30种原材料的价格，也就可以防止整个经济出现严重的不稳定。
但是，稳定基本原材料价格水平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能否为1蒲式耳小麦，为1磅黄铜，同时又为1磅咖啡定个不变的价格，直至给30种商品都分别定个不变的价格呢？这样做显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商品间的相对价格（商品间的比价）总是波动很大，这是由各个供求因素的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是否仅仅是暂时性的？如果是的话，对它们的相对价格进行控制就是件好事。但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源于相对生产成本的长期变化，因此它们往往是长期性或准长期性的。过去人们为了稳定各种商品的价格也曾做了不少努力。在1921年对食糖价格所作的努力就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例子，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非常不成功。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所谓的“为维持商品或服务价格而提供补贴的计划”。他们喜欢引用一个古老的例子——早在公元301年，迪奥克莱蒂安皇帝①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策，试图固定物价，但最终失败了——由此证明固定物价是行不通的。
对于试图稳定多种商品各自价格这一计划的内在缺陷，我是非常清楚的。我感到，解决物价稳定问题的出路在于：固定住一组重要商品（或叫“市场一揽子”）的整体价格，只让它在有限的窄幅内浮动，而同时允许篮内的几种商品按自己的相对供求关系变化情况有所浮动。换句话说，我建议对一组经过精心挑选、有一定比例关系的商品组合赋予与黄金同样的货币地位。这意味着新的货币发行是通过以货币交换生产者的基本商品这一形式进行的，是以基本商品的储备为后盾的。
从对消费者处境的思考也使我得出相似的结论。我认为当今世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持续繁荣带来了更多的产品，而公众却缺乏购买力来吸收这些商品。我对J·A·霍布森②的经典名著《失业经济学》感触颇深，该书对由于购买力不足而产生的影响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这与我的思想有些不谋而合。（霍布森的著作无疑是J·M·凯恩斯革命性思想的重要先驱。）
在1921年至1922年的大衰退中，我就产生了这一想法，但当时我并未为此做些什么，而只是与我舅舅莫里斯·杰拉德谈了谈，他认为这是个好建议。《星期日纽约时报》（The Sunday New York Times）上的一篇报道既使我鼓舞又使我吃惊：托马斯·爱迪生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居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也建议以仓库里的原材料储备为后盾发行新货币，并用新货币对农民及其他生产者进行补偿。但是他的计划与我的计划在细节上是不同的，而且不太成熟。我的计划比较简单易行，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爱迪生的计划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①迪奥克莱蒂安皇帝（Diocletian约243…316）：又译戴克里先，古罗马皇帝（284…305在位）。在位期间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曾颁布《物价敕令》。——译者②JA霍布森（Hobson，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改良主义者和作家。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社会问题》、《帝国主义》、《工业体系》、《工作和财富》、《失业经济学》等。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后由凯恩斯加以发展。——译者在随后的持续繁荣年代里，我把这个计划也搁在一边，因为我在华尔街赚钱已忙得不可开交。（顺便说一下，还因为这几年的物价水平异乎寻常地稳定。）
直至10年后我才把这个计划公开出版。当时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1921—1922年间发生过的一切矛盾冲突又再次出现了，而且程度要深刻得多。大危机的一个结果是各种思想活跃，学说纷呈，其标志是成立了无数的研讨组织，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拯救计划以及发起了旨在使经济推行激进变革的各种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非常激进的政权交接思潮，即我们所熟知的“技术专家政治思潮”（Technocracy）①；另外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厄普顿·辛克莱②提出的“靴襻计划”（即EPIC计划）；第三个是著名的“汤森③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在当时来说称得上革命性的建议：给年逾60的老人每月发放60美元的养老金。
①1932年美国所提倡的一种学说，主张在工艺时代一切经济资源、社会制度应由科学家与工程师管理。——译者②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1878…1968）：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屠场》、《世界的终点》。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他以“结束加利相尼亚的贫困”为口号，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译者在纽约市南部的新社会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成立了一个经济学团体，它在该院杰出的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博士主持下定期举行会议。我立即加入了这个自称为“经济论坛”（Economic Forum）的团体。我们的目的是相互切磋如何改进“事情的可悲状态”——这是从《鲁拜集》里摘录下来的一句短语，我们用它来指代当时混乱的经济现状。在193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以油印本的方式提出了我的计划。事实上我提出了设想的4种不同计划。其中之一便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我那时提出的原形与它最终的形式已相差无几，只是后来又加上了大量的统计资料与计算公式。第二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第三个计划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不使我的备忘录沉闷乏味，我还加上轻松愉快的一条作为我的第四个建议：法国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偿还对我们战争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我建议他们每年运来4000万瓶葡萄酒（包括香槟酒），每个达到选举年龄的美国公民都可得到一瓶作为圣诞节的免费礼物。酒的分配可用抽签、年龄大小或其他公平的方法进行。这个主意其实一点也不坏，它给本来极其抽象的两国金融关系带来了活生生的愉悦，同时又以务实而愉快的方式解决战争借款问题。
我们这个团体的两位成员大胆地决定出版一本刊物，刊名就采用我们团体的漂亮名字——《经济论坛》，它将尽可能多地发表编辑认为值得注意的新建议。刊物的高级编辑是位名叫约瑟夫·米德的年轻人，关于他后来的生涯我一无所知。另一位编辑兼出版者是更年轻的小伙子，虽然那时他已是保守主义大本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名成员，但对经济学的新观点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勇于接受新思想。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
我们几乎一点没有料到比尔·马丁①会在几年之后当选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后来又成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U．S．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主席，因而变成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之一。我刚刚在1965年7月2日的《时代》（Time）杂志中读到比尔·马丁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演讲，其中简短地谈到1965年股市与1927年股市的某些相似之处使得纽约交易所股票交易减少340亿美元。
编辑米德与马丁要求我们的论坛向他们的杂志投稿。我写了篇题为《稳定的通货恢复》的文章，阐述了我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当时“通货恢复”成了个时髦词，它指的是从通货紧缩回复到正常状态，而没有走向其反面，再引起通货膨胀。）这篇文章于1933年在《经济论坛》第二期上发表。这是我的商品本位货币制第一次正式向公众亮相。
③汤森（Townsend，1867…1960）：美国医师，倡议建立老年养老金制度，促成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1935）。——译者①比尔·马丁是威廉·马丁的昵称。
在我想出这一计划后的30年里，我出的点子既使我高兴也使我失望。刚开始时，我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极度兴奋的时期。在1933年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我得知我的朋友大卫·波德尔律师已使他的同学、当选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兴趣，并作为反危机计划的一部分在华盛顿得以认真研究的时候，我的心情一度非常激动。新总统就职演说里的某些东西使我觉得他赞成商品本位这个想法。很自然，我未免洋洋自得，有些飘飘然。我把自己看成美国经济也许甚至是世界经济德高望重的救星。但是什么也没发生。然而大约两年后，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一位名叫路易斯·比恩的重要官员前来拜访我，他是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麾下著名的统计学家和政策顾问。罗斯福建立了一个商品信贷公司（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支持农产品的价格，该公司已经买进了数额巨大的各种农产品。比恩在我的计划中看到这样一个方法：直接以农产品为后盾发行货币从而为农产品融通资金，而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又会刺激总体价格水平。他给了我不少鼓励，并提供了一些关于价格的有用资料，这些资料在我最后就这一问题写成专著时派上了用场。但是农业部并未对我的计划采取任何官方行动。
很明显，华盛顿认为我的商品本位制是一个过于激进的创新。当然它遭到了比恩的同事兼对手莫迪凯·伊齐基尔的反对，因为他另有得意的经济方案要兜售。所以这一次又是毫无结果——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成了一种惯例。据我所知，比恩从未公开赞同过商品本位计划：或许因为这样做对他来说不适宜。但他时时给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