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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实力已经比30年前大大增强。
但是我们如实地承认,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在这以前一个时期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观念,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城乡经济的种种政策和措施。诸如在农村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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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个体经济和各种私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等等。从这些做法中固然可以看到我们并不拒绝吸取以往的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生活的经验。但是,这并不是什么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形势而采取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措施。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外开放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又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对外开放之所以重要,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就因为我们有必要向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许多为社会主义所必要的、而我们又缺乏的东西。
为了学习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重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学得更快、更好。——这是本文的结论之一。
我们所要学习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必需的东西,对于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的腐朽的东西,如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所说,我们必须坚决摒弃。——这是结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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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大地中,虽然还是幼年的植株,但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自发地生长壮大起来的。只要善于培养,它就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这是结论之三。
1987年2月原载《人民日报》198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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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在纽约向美国知识界人士作的讲演
很高兴和诸位会晤。我想在这里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角度谈一下中国的对外政策。
中国在1949年前一百年的历史,是饱受世界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历史。说“世界列强”
,的确是指所有的强国。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在本世纪开始时的1900年,八个国家的联合军队(其中有美国)侵入中国,占领清政府的京城。那次侵略迫使清政府承认付出按全中国人口数每人银一两共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
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七千多万两。
这笔“赔款”预定分40年加上利息偿付。这还只是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镣铐中的一小部分。从19世纪40年代起,外国侵略者几次打败中国,除赤裸裸地掠夺外,强加给中国一次次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结果使中国虽然形式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已丧失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几乎大部分属性。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在半殖民地国家,内部事务经常受到外国的干预。
191年推翻清朝皇帝,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果实,落到了封建的军阀袁世凯及其党羽的手里。
1925年至1927年,国民党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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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合作进行以争取中国的独立和民主为目的的革命战争。
战争中途,国民党领袖们实行反共,建立了和这目的背道而驰的政权。这两次革命形势的发展固然都反映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状况,但也同列强的干预有密切关系。
3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又一次合作,进行抗日战争。这次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取得胜利。但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仍没有根本改变。
从1900年后的清朝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都依赖外国力量而生存,但也因此,它们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终于覆灭。
在那时期,中国从来没有民主和统一。不仅工人和农民没有任何民主权利,而且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多数,也没有政治发言权。那时的中国,一直是四分五裂。在中国的领土上,有外国的殖民地——“国中之国”。中国的统治者中的各个势力各霸一方,内战不已。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人民的反抗斗争。因此,不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没有国家的统一。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拒绝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悍然发动大规模的内战。这场内战葬送了它自己。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支配着广大农村的是封建的土地关系。这就是,地主占有大部分土地,而成亿的被剥削的农民只能在小块土地上进行手工劳动的耕作,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国民党在统治中国时,和以前的统治者一样,维护这种土地关系。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强大的外国资本的排挤下,又受到封建的社会政治势力的束缚,始终不能顺畅地发展。
这就使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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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一切有识之士,一切爱国的团体和党派,都力求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挨打的局面。许多人想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只有几十个人,经过28年,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在这28年中,它在斗争里犯过许多错误,走了许多弯路,甚至有两次几乎全部被消灭。但是,它终于按照自己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完成了别的任何政治力量所没有能够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个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几代人所梦寐以求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得以实现,从而为中国的进步发展打开了宽广的前景。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顺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许多成就的发展过程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犯过许多错误。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在一起,从自己的错误经验中学习,改正自己的错误。近八年多来,可以说,中国已经找到了符合于中国国情的、有利于进步发展的正确的途径。
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部中国近代历史证明,最终决定中国命运的是人民的意志,违抗这种意志的任何强大力量都不能不失败。
但是只有到1949年以后,人民才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变为国家的主人。
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半殖民地的中国成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饱经民族苦难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主权国家所应有的尊严,是很自然的。独立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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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还有这样的含意,就是中国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来解决,固然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但决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听命于任何外国或国外的某一个指挥中心。
不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不实行这个原则,中国建设的成功也将是不可能的。
从分裂的中国成为统一的中国,是1949年革命胜利的另一重大成果。在中国国土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以人民民主为基础的统一的局面。
在11年前结束了造成严重混乱的“文化大革命”后,已经恢复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将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
就中国统一的问题来说,大家知道,中国已经分别和英国、葡萄牙之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问题。
中国将分别于197年7月和199年12月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并将保持这两个地区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剩下来的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我们相信,也将能够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目前的分裂局面也是历史上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美国应当也可以发挥其作用,促成中国统一的早日实现。
这不但对中国有利,也对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因而也是对美国有利的。
1949年产生的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留下的极端贫穷落后的底子上起步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有了很大的增进,但是我们的经济仍然是落后的。使中国臻于富强是几代中国人的强烈愿望,现在我们有可能通过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来实现这个愿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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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使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只能一步步前进,过去的错误很多是由于急于求成而来的。
从1978年以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经取得成效,必将继续执行下去。以健全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主旨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要同时进行,因为这对于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我们准备通过以后几代人的努力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
中国所实行的对外政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与中国国内政策相辅的。我国的外交政策,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下我把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原则概括地说几点:第一,中国的长期建设需要有国际和平环境。维护世界和平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也完全符合于中国的利益。
60年代,中国领导人错误地估计世界战争已迫在眼前,但即使在那时候,中国也并不是愿意战争。中国已经改变了这个估计,认为和平是可以维护的,在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下谋求发展是对各国人民最有利的。当然,我们也不认为,维护和平不需要爱好和平的各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持久的努力。中国现在经济不发达,力量有限,但我们愿为维护和平尽自己的力量。对于任何地区发生的威胁和平的局势,对于任何有利于和平的事业(如裁军)
,我们都十分关切。我们主张和支持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任何国际争端。
第二,中国主张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富穷、强弱都一律平等。任何国家自己的事由本国人民来管,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协商解决。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已经存在的趋势,中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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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这趋势而努力。我们相信,这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经济共同繁荣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坚持反对来自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
第三,中国坚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决不听从任何外国指挥,不向任何压力屈服。中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独立地判断一切国际问题上的是非,从而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这些就是我们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
第四,中国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我们认为,这五项原则无论在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还是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适用的。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或不相同为理由,干涉别国内政,武装侵略别国,我们都坚决反对,并认为应当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已列入这五项原则,双方共同承认这是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相信,这种共识是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坚实的基础。
第五,由于历史上的共同命运,中国同情和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合作,是我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