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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引以为戒。那时他在下列各点上指出了苏联的缺点、错误：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二、在国家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
，“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三、“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四、“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五、在中国，“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六、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说：“现在有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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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
这里没有点名，但很明显的是指苏联。此外，讲话中还提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的问题。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这里虽没有提到苏联，但也显然是针对苏联的经验来说的。
现在来看，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还不是已经透彻地了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弊病，但的确是指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固然，看出苏联模式的弊病，还不等于已经弄清楚中国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但是，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领导人的指导思想已经明确，不能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而应该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
在５０年代末，中苏两国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６０年代，中苏两党间公开进行争论，直到两党关系中断。两国间也只是保持形式上的关系，甚至发生了边境的军事冲突。中苏两国关系的破裂一直持续了近三十年，到１９８９年才恢复正常化，但也不是回到５０年代的状态。其所以造成两国间关系的破裂，固然有复杂的因素，但有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不承认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必须服从苏联的指挥棒，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中国决心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适合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有些做法就和苏联不同。
例如前面毛泽东说到的几点。中国一贯重视农业的地位；中国没有取消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而不实行苏联式的一党政治；中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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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和苏联不同。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有时也犯错误，但是总起来说，是做得比较好的。苏联模式的根本缺点，在于一切由国家计划统一管起来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使国家负担过重，承受不了；而且排斥商品经济，妨碍各种社会活力的生长，形成僵化的局面。这种体制，长期保持下去虽然极为不利，但又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难以避免的，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还能行之有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增强企业的独立性等等，都是针对这种缺点而说的。
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仍然难以避免这种缺点。如果不能找出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克服不了这种缺点的。
中国是一个和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经验。那就必须独立地进行探索，通过自己的实践找出一条道路来。中国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些经验和传统无疑对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有益的，但是必须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来利用这些经验和传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这个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运用什么机制，采取什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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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的问题。
从５０年代后期起，中国在连续２０年的时间，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各种努力。这期间犯过两次大错误。第一次是１９５８年，以当时称为“大跃进”的运动为标志，这个失败的运动造成了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与此同时形成的农村人民公社，后来事实也证明是不成功的。第二次是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这个错误从１９６６年起长达十年之久。关于“大跃进”
、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情形，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总的可以说，这些错误是由于要克服苏联类型的僵化模式，而错误地运用了过去中国革命中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为用在生产战线、政治战线上开展群众运动的办法，就可以增进社会活力，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快。
在那２０年中，中国的经济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些错误而付出很大的代价，遭到很大的损失。
那２０年虽然犯了许多错误，走了许多弯路，但并不是白白地浪费掉的。可以说，在５０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的尝试，也就是开始去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那２０年中，犯了许多错误，得到了许多改革失败的经验。错误犯得或大或小，虽然有些具体的原因，但总的说来，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道路，实在是不容易的，不经过曲折和失败，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犯的错误，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纠正了这些错误。有了这些错误的亲身体验，就使人深切地看到，既要避免苏联类型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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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模式的错误，又要避免犯另一方面的错误。这种经验是十分可贵的。
还应该指出，在那２０年中，在犯了错误和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正面的经验。举例说，早在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人之一陈云就已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陈云的这个意见当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并在６０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显然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提出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萌芽思想。类似这样的有价值的改革主张，当时的领导人、各级工作干部、研究工作者和群众提出过不少，有些还在某种范围内的实践中执行过，取得了成就。虽然这些比较正确的改革主张，都被“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浪潮所淹没，但它们的确是１９７８年以后进行的改革的先导。
１９７８年，在结束了那场错误的“文化大革命”
两年之后，中国迅速地提出并实行改革的方针。
改革首先在农村中生效。
农村中的改革既是经济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改革又推进到城市和工业、商业、金融等各个方面。固然，改革的过程中仍然有些曲折，但是总的说来进行得是顺利的，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通过改革，找出了一条符合于现阶段中国的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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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道路。这个现阶段将一直继续下去，包括下个世纪的四五十年。通过改革，我们所建立的并将继续加以健全的经济体制，概括说来，是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这种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企业、各种社会力量和全体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来推进经济建设，达到国家富强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在１９７８年后比较顺利地进行改革呢？可以说，这是因为改革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而已经有了前２０年的经验的缘故。
现在来看，５０年代后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决心抛弃苏联的模式是多么重要的决定。
有了这个决定，才有以后２０年的为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探索中所得到的一些正确的经验，固然为１９７８年以后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因素；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也使人们懂得不应该那样做，并且从中学到许多在没有犯错误以前不懂得或不真正懂得的事情。从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很好地总结以往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所以才能够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逐步提出通过改革和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套方针、政策。中国人民迅速接受改革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并且积极地参加改革，也是因为已经有了过去那么多的经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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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需要改革的情况。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过多次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是经常需要的。但我们现在所说的改革，有其特殊的含义。这就是要改革那种过度集中统一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形成，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与苏联的影响有关，也和一定时期的历史条件有关。长期保持这种体制不变，必然将走入绝路。在中国条件下进行这种改革，还必须注意防止重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错误。既然长期的经验使我们知道了这种改革的必要，并且找到了改革的正确途径，那么没有任何理由要在改革的道路上停止甚至退却。
我想以上这些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必须而且能够把改革坚持进行下去。
三
现在我要说到开放的问题。
要谈中国开放的历史，不能不说一下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开放的。
从１９世纪的４０年代以后，中国多次受到外国的军事侵略，因而被加上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那时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拥有种种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中国的海关被外国人控制。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按照他们自己的规矩设立学校、教堂。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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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上。从清朝政府到以后中华民国的历届政府，基本上都是靠乞怜和讨好于外国帝国主义而维持自己的权力。它们的对内对外的重大政策基本上听从于帝国主义的意愿。帝国主义也以扶持这些统治势力来维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所以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完全开放的，而这种开放是以丧失作为独立国家所应拥有的主权为代价的。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和世界交往，向外国开放的。不能说那样的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但总的说来，中国人得到的是蒙受民族灾难的经验。
那时中国虽然对于外国是门户洞开的，但实际在经济文化上又不是真正开放。其原因并不在于有什么封锁，简单地说来就是由于中国贫穷。那时中国的出口进口贸易的数字是微不足道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哪里有多少产品可以出口？绝大多数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国内有多大商品市场？那时的中国人除了由于生活无着流亡到国外做苦力的人以外，没有多少人能出国。就这些情形说，中国又并不开放。可以这样说，外国的侵略使中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开放；同时，这种侵略又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贫穷落后使中国实际上处于并不开放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