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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５７１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经济体制要改革，而且要改好。
如何看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制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我们１９８９年发生的动乱和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制裁”我们。我们当然要顶住。中国人是有民族气节的，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不怕什么“制裁”
，不允许别国在我们头上挥舞大棒。去年，我们的报纸刊物上比较着重讲和平演变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帝国主义现在不能设想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就企图在中国搞和平演变，这本来是事实。当然不能说，不应该讲反和平演变。江泽民同志的这个报告中在《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部分里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说，反和平演变这根弦在我们头脑里是不能丢掉的。但是，我们不能拿反和平演变来代替改革开放的方针，不能把反和平演变当做对外政策的总题目。如果把反和平演变当作是第一位的问题，说因为帝国主义国家要通过和我们来往，通过经济、技术、文化各种交流，来实行和平演变，所以我们就把门关起来，不跟它们接触；因为多一个外资企业就是多一个和平演变的渠道，所以我们把渠道都塞住，也不要派留学生出国。
这样当然不行。
当年毛主席和尼克松打交道，他不知道尼克松心里想什么？
当然知道。早在６０年代初，我们的报纸就讲帝国主义要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尼克松跑到中国来搞关系正常化，为了什么？他的目的中就有和平演变这一点。
毛主席的政策不是你搞和平演变，我就不跟你来往；而是：你利用我，我也利用你。那时还有一个和苏联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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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对外关系上的主要矛盾，为服从这个主要矛盾，我也要和你打交道。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建设就要开放，要尽可能利用外资，尽可能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各种经验，这些都是必须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利用你要搞和平演变，就和你来往。
但是，我们头脑要很清楚，要抵制和平演变。美国的统治集团里无非两种人，一种人想用断然的办法来扼杀中国，还有一种人说这样不行，得慢慢地来，还得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各种来往，不能和它断绝关系，在来往中进行和平演变。
美国有没有人真心希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富强起来，大概也有，但他们不是当权的势力。对上述两种人，我们和哪一种人打交道是很明显的。当然我们不要让它和平演变。它要演变，我们不演变，这事在我们。还可以用当年的抗日战争为例。
蒋介石跟共产党打了十年内战，消灭不了共产党，然后他改变了办法，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和共产党合作，目的其实是要“溶共”
，用和平办法来消灭共产党。是内战好呢，还是后者好呢？我们说还是后者好一点。我们就利用这点跟蒋合作，来共同抗日，先解决抗日问题。虽然我们懂得，蒋介石同我们合作不怀好意，是要消灭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跟他合作，不跟他建立统一战线。恰恰相反，我们要利用这点。从苏东剧变来看，如果简单说，就因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苏联东欧就变化了，这也不妥当。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它内部有弱点，所以会和平演变。帝国主义除了用武力来消灭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搞和平演变。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清醒头脑，抵制和反对和平演变。但我们反和平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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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它和我们来往是有和平演变的用心，所以我们反对和平演变就不跟它作生意，不要它的投资，不跟它来往，那是个愚蠢的政策。
从过去的经验和近几年的经验来说，我们在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后，除了客观上会发生一些干扰我们的情况外，主观上我们也可能有一些干扰党的路线的思想，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
为什么提出主要防“左”？就是因为主要是“左”的东西可以干扰我们的思想。这个问题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在江泽民报告里也强调了这个问题。
报告中说，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中间主要的问题是防止“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开辟新的道路，摆脱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得出这个结论，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现在的确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可以造成我们在主观上“左”的偏向。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阶级斗争问题。应该承认，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要革命，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党长期在阶级社会中，经历了残酷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呢？
还有国内国外的阶级斗争，忽视这些阶级斗争也是不对的。既然在现实生活中还有阶级斗争，所以我们的同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带来的阶级斗争观念决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适应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的历史条件来运用阶级斗争观念，决不能滑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上去。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不能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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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为纲。
我们吃这个苦头太大了。
十四大报告里说到，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是很危险的事情。这就是说，要承认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决不能把阶级斗争摆在主要的位置上，必须把它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和平演变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也必须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社会主义如何理解。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一些错误的传统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就是一切事情、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国家计划来安排，一切都由国家统起来。这种办法在一定时期虽然起了作用，但是从长远说，这个办法不能使经济迅速发展。
经验证明，所有采取这种办法的国家只能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显示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所以我们必须打破对社会主义的这种错误的传统观念。过去我们对苏联的模式有种迷信。毛主席最早企图打破这种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１９５６年他就说苏联的模式不行。
他说的有些问题是说到点子上的。
但苏联毕竟在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时期还是发展起来了，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使人觉得它的模式好像也还有点道理。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一直向前发展，而它固守中央计划的模式，赫鲁晓夫不能改掉它，勃列日涅夫也不能改掉它，结果经济越来越处于停滞状态。
所以苏联的瓦解、崩溃也有一个好处，确实证明了它这套行不通。
我们要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来一个大的转变。市场问题的提出，是很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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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因为我们过去都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这是教条主义的观点。现在西方国家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家有些观点，和这种教条主义看法是一致的。
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你既然不搞一切由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如果我们不能摆脱各种错误的传统思想，就很容易走到“左”的道路上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带来的一些传统观念。中国近代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通过这段历史经验，人们对于民族受损害、受侮辱非常敏感，要求民族独立的观念十分强烈。
这种观念是极好的，应该发扬光大。
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新中国的历史条件已和旧中国完全不同，某些事情好像类似，但有不同的意义，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观念来看待今天的事情。例如，教科书上说，鸦片战争时的“五口通商”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而现在我们主动开了许多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如果我们混淆时代的区别，就会产生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还是有好处的，它不是帮我们开放了吗？另一种说，五口通商是帝国主义压迫我们，那我们现在怎么又开了那么多口子？其实这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两回事情，两种通商的性质完全不同。我们从半殖民地社会来，历尽民族被压迫的痛苦。那时的“租界”是压迫中国，通商是压迫中国，外国资本到中国来是剥削中国，外国银行到中国来是经济侵略。我们现在还要为保持国家的独立和自主而斗争，但不能用在半殖民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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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观念来理解对外开放，否则就会发生怀疑和疑虑。
总之，阶级斗争为纲对我们还有较深的影响，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束缚着我们的思想，不加分析地沿用半殖民地时代留下的一些观念也会给我们不好的影响，因此“左”的东西在我们干部中间还可能有一定的市场。由此可见，说主要是防“左”
，是有道理的。那么，说警惕右，主要防“左”
，是不是说在任何时候主要都是反“左”
，在一定情况下是不是要反右？我看也不能排除。我们说整个时期主要防“左”
，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可能主要是反右。
在１９８９年动乱时说主要是反“左”
，当然不行。但是，经验又说明，反对右的时候，我们仍必须注意长期主要是防“左”。这是因为，反右搞得不好就会出来“左”的东西。
再说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和反对“左”的东西？首先一条，就是不搞阶级斗争为纲，不能把反“左”也搞成阶级斗争。我们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有一个概念，我们讲主要危险是“左”
，但是我们不是像以前的传统观念那样，说“左”是小资产阶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就讲，“左”
的东西有认识根源，也有阶级根源，阶级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但就是那时这样讲，也不那么准确。恐怕并不能说小资产阶级一定产生“左”
，或者说“左”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时期，更不能见到“左”就说这一定是小资产阶级，就要展开阶级斗争，这不行。
所以防止“左”
，还是前边说的，重要的是要澄清这样那样的思想认识问题。所以，防止“左”
，要讲道理，要搞清思想，提高认识。我们反对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反对“左”
，我们主张要认真地根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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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基本路线说清楚许多问题。
１９２年１０月２８日在全国中共党史讲习班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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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薄一波同志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两 篇）
第一篇 （该书上卷的读后感）
薄一波同志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以后他还要继续写下卷。胡乔木同志认为这部著作是“党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他说：“这部著作回顾了作者亲身经历的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６年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事件的过程，这在我国党内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他还说，这部书使人读起来“如入宝山，只见琳琅满目，不忍掩卷”。我完全同意胡乔木同志对这部书的估价。
我现在也来说一点对这部书的初步读后感。
本书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年之间，我们的党确实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确实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点和失误。事后可以说，对某件事当时如果不这样做而那样做，就会更好。但这是在事后，是在有了那么多的经验以后的今天才能知道的。而且如果当时不这样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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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做，也许还会产生另外一些问题。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中，可以在同样条件下，重新开始原来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