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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的事业也可能失败。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改革是经常需要的，或者说需要进行改革的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改革，是针对从５０年代后期起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来的。这二十多年的经验之所以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对此应该做怎样的改革，是同从２０年代后期起的六十多年间以苏联为主的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关的。在上述历史时期内，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正面经验，也暴露了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所难以避免的一些弱点，暴露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扭曲的认识。在历史的指路牌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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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不改革或者不能恰当地改革就要灭亡的严重警告。
在上述历史时期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及其他有关的体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缺点，概括起来可以说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过分地依赖集中的国家权力，以此来管理一切，支配一切，既使国家负起了力所不能及的沉重担子，又使除集中的国家权力以外的一切社会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甚至受到压抑。
第二，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有些可以拿来直接应用，有些需要加以某种改造。
这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认识。按照这种模式，社会生产力虽然也会有一些发展，但发展是很有限的，甚至明显地表现为停滞。
中国在革命胜利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搬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这固然因为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独立的经验，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苏联既有的种种观念的束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曾对苏联的模式表示怀疑，并且试图实行改革，但他们并没有能在实践中推进改革，或者还因为未找到正确的改革途径而犯了另外性质的错误。
邓在１９８８年明确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２６１页）
在前一年他还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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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２３７页）接着他还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
（２３７页）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中国自己独创的，用这种错误的实践当然不足以抵制不适用的别国模式。而且可以看到，这种中国独创的错误中，也表现出上述的两个基本错误。
由于套用别国的模式，加上其他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邓概括地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２３７页）
邓的改革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相对比，其特点可以表述如下：邓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既有的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任何国家都只要照搬就行了。
邓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１４２页）这就是一方面说，改革即使是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另一方面又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待于不断完善的。这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经生成就已经尽善尽美，或至多只要小修小补的传统观点当然是互相对立的。
邓强调，改革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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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所以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首先就是工作重点的转移。邓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１４１页）邓还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和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革命才是解放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不再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那样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以下我们特别讲一下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观点。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必须否定，是因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中解放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那么，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是否还会发生需要解放生产力的情况呢？是否还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呢？对这问题，很长时期中，国际间人们的答复是否定的。虽然在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力发展迟缓，徘徊不前的状态。
在过去的年代里，对上述问题企图作出与众不同的答复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迅速前进，因而感到还有某些障碍需要扫除，他又对照抄苏联的模式感到不满，要求另外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虽然他对于“大跃进”的失败没有进行充分的科学的总结，但是他的以上这些想法显然是有合理的因素的。他后来仍然未能找到正确道路，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遇到的障碍，或者说所受到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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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在哪里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答案。他认为，一切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得不彻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严重地存在着。
因此，他认为，人们的任务就应该是不断地寻找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和它们进行斗争。这一想法是违反客观事实的，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人们就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危险事物，把和社会主义观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
，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
，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
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总结起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后一提法虽然不是毛自己提出来的，但得到他的首肯，而且也符合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要发展，就要继续不断地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说，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虽然还要进行反对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方向去的倾向，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不是主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进行。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要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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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明确地区别了这两种解放生产力所解决的任务不同。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３７０页）
现在，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所需要的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那种与各种僵化观念相联系着的经济体制，即过分依赖国家集中权力的体制。这个任务当然不能靠继续进行所谓反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完成。
“以阶级斗争为纲”
更不能解决向世界各国学习有用的东西的问题。历史经验证明，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和对外封闭相联系的。邓说：“二十几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
（６４页）
“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
（２６６页）
邓还说：“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
（１４９页）
敢于吸收资本主义中的有用的方法，并不表示社会主义的弱，而是表示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邓在坚持实行开放政策的同时，也强调要抵制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的东西。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是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不同的，但二者同样都有解放生产力的作用。邓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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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１３５页）
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造成很深的积习，无论是在实践上和观念上突破它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就当前进行的改革的深刻性、全局性而言，它又具有革命的性质。
邓说：“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８２页）他又说：“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１３页）
很明显地这是说，改革虽然也是革命，但它和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改革并不是简单地延伸和继续过去已经进行并取得胜利的革命，所以它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四 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解放生产力就是要冲破国家高度集中，企图包罗万象的计划经济的束缚。邓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１４８页）
我们过去总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划全等号。以为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行那种计划经济，也必须实行那种计划经济。这是和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误解相关联的。这种误解就是以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既然能够有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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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性，那就能够预先知道一切生产和经济活动应该如何正确进行的细节，并把它反映在计划中。
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
人的高度自觉性主要表现为，在宏观上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科学地了解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在微观上预知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节是不可能的。硬要制定这样的计划，并赋予它以支配一切的权力，这就必然成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在一切地方、一切社会集体、一切企业、一切经济和生产的单位，乃至一切参与经济生产活动的个人，都被要求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计划而行动的情况下，就只有国家中央的一个积极性，其他一切积极性都被扼杀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被扼杀了。
这很明显地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违反的。
邓充分看到计划经济的这种缺点，认为改革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说：“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
（２４页）他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