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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充分看到计划经济的这种缺点，认为改革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他说：“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
（２４页）他还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
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１３５页）。
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也看出苏联计划经济的缺点和错误，他当时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样一个基本方针。
这一基本方针无疑是正确的。
如何实现这个方针呢？在后来的实践和理论中，毛越来越走到企图用政治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方针。这样就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大搞群众运动这一套造成严重恶果的方法。
接受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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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教训，邓在改革一开始时，即在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４０页）。
能够纠正计划经济的缺点的经济方法是什么呢？这种方法不可能是人们凭空设想出来的，而必须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探求。邓说：“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显然是指只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引者）
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解决？
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１７页）这段话里对计划经济采取分析态度，不是一笔抹煞，在指出它有某些优点的同时，从根本上指出它的缺点是经济搞得不活，即各种社会积极性被压抑。这个谈话是邓的文集中最早把市场问题提到极重要的地位，把经济搞得不活和市场运用得不好联系起来的文章之一。
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划全等号。以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实行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为几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而且西方的资产阶级舆论界、学术界也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排斥商品，排斥市场经济，实行在国家计划支配下的产品经济，被认为是为抵制资本主义影响必须采取的办法。
商品和市场在人类历史上有悠久的历史，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
但使商品覆盖到全社会，形成市场经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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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成熟的市场经济，的确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时期。
笼罩全社会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及其一切机制，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要在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总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其中包括生产技术、大生产制度，也不能不包括随大生产制度而出现的市场经济。既然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容纳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一直拒绝市场经济，因此就造成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社会独有，它必然同私有化相伴随的误解。
还形成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二者间只能择其一的看法。
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传统观点，总的说来，都认为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这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设想，未来社会将把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并且设想未来社会将不存在商品交换以外，主要还因为实行社会主义的主要国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这些主要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在革命以前，市场经济没有覆盖全社会，市场经济各种体制也不成熟。
在革命以后，依靠革命所燃起来的群众热情，运用国家的权力来统一调动，统一安排，再加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也不大，经济结构简单，所以计划经济能够取得相当大的成果。但是，革命燃起的热情如果不添上新的柴火是不能长期起作用的，社会经济情况也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经济结构日益复杂而发生变化，计划经济的弊端也就日益暴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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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对计划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承认和接受市场经济的优点，那就不仅造成经济上的萎缩，而且形成政治上的不安定。
我国从１９５６年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基本上是抱着排斥市场经济的观点实行计划经济的。
但事实证明，商品生产和市场是不能废除的。这二十多年的经验又表明，在承认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比较好。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曾极力想缩小商品生产的范围，例如，企图使农村人民公社变成自给自足的单位，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又例如，企图把工资制度改变为供给制度。
事实证明这些都是做不到的，而且只是意味着倒退。
１９７８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新时期中，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农村和城市的经济生活中都不断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增强市场机制的功能，不断地缩小国家计划，特别是指令性计划作用的范围。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无论在农村和城市中，各种社会积极性不断地更加充分发挥起来，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地更加充分发挥起来，市场机制在资源的合理配置中能够起基础作用也日益明显起来。总之，在计划经济下所没有能做到的许多事情，现在能实现了。固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不免发生许多困难，但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打开。
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适当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并不因为建立市场经济而搞什么私有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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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经验说明，国家对于市场经济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相反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用宏观调控来补救单纯依靠市场经济的缺点和弱点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摆脱了它本来所不胜任的在微观经济上安排一切经济活动的繁重任务，更能按照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按照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当然，国家也更能够办好那些必须集中国家力量来办的事。
邓小平同志根据所有这些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１４８页）。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
（２０３页）。
以上两段话是邓分别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７年说的。
１９２年邓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又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３７３页）
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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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
１９４年３—４月作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４年６月１６、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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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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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整整１５０年前发生的鸦片战争。这次战争是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历史的标志。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在４１年前结束。
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段历史是值得回顾的。
１８４０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对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远涉重洋，向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
战争进行了两年（１９４０—１８４２年）
，在中外历史书上，它被称为鸦片战争。战争前，英国商人，也有美国商人参加，多年间不顾中国的清朝政府的禁令，不断地把大量的鸦片这种毒品运入中国，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清朝政府严格禁止鸦片走私进口，并且对侵略军实行抵抗，无疑是站在正义方面的。
从中国方面说来，这是一次反鸦片的战争。但是，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朝政府不敢和不能坚持进行抵抗，终于在侵略者的炮口下屈服。
在战争发生前一年，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他没收英美商人私运进广州的两万多箱鸦片，把这些毒品全部在虎门当众销毁。他严格禁止鸦片，但仍主张保持正常的对外贸易。对于英国侵略军，他严密设防，积极抵抗。由于他反鸦片、反侵略的坚决立场，他既成为外国走私贩子及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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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的眼中钉，又在本国的官僚集团中遭到排挤，受到朝廷的谴责。他被罢官流放，但报国救民之心始终不渝。他在到广州前，虽然和当时的官员、知识分子一样，毫无世界形势的知识，但他迅速看出，对于西方来的侵入者应该认真对待。
他尽力收集有关西方国家的报道，是放开眼界看世界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驱。林则徐不顾个人利害、为国为民的浩然正气，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民族英雄。在反鸦片战争中，部分官兵，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提督陈化成、浙江定海镇总兵葛云飞等誓死抵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广州三元里以及英军所到的其他地方的民众，面对侵略者的暴行自发地进行抗争。这些是以后一百年间一浪高过一浪的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发端。
英国政府倚仗炮舰政策，迫使清朝政府割地、赔款，签订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美国、法国立即跟踪而来，趁火打劫，威胁清朝政府订立类似的条约，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这是对近代中国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按照这些条约，中国的进出口税率须得到外国的同意，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涉及外国人的民事刑事案件都由外国领事官审理，外国的兵船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港口，等等。这些条约还创立了各侵略国“利益均沾”的制度，即任何一国从中国取得某种权益，其他国家都能一体享受。这些条约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独立国家所必须拥有的主权。资本主义的英国、美国、法国当时在社会文明程度上固然高于封建主义的中国，但是他们利用清朝官员不了解国际事务，采取讹诈和欺骗的手段，攫取在中国的特权，而且是通过一次保护毒品贩子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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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的“文明”国家，以极不文明的手段，实行对中国的侵略，这是无可掩饰的历史事实。
南京条约有一个内容是“五口通商”。后来，在１８５８年及其以后的一些不平等条约中，又增加了沿海和内地的其他许多通商口岸。如果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开放一些口岸同外国通商，那是正常的合理的事。但那时，不但中国的进出口税率实际上是由外国规定，而且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后，中国海关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