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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经过失败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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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胡绳文集
训，认识才能成熟起来。社会主义对我们、对人类都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要充分弄清楚在中国的条件下，怎样去建设社会主义，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比解决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更为艰难。不能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就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作出了第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才举行八大；现在，我们党在作出了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后举行十二大，这并不是偶合。
在三中全会后的四年间，拨乱反正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的转变，使我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思想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上了正轨。当然，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我们还要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党风也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要争取党风的基本好转；社会风气确实还有许多严重的问题，要争取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度过了一个极其艰难的转变时期，从“文化大革命”
那种混乱状态，转变到今天一切工作走上正轨。只有这样，才能举行十二大。
这次大会将决定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本纲领、方针、政策。
现在十二大尚未举行，但根据三中全会以来发展的情况，可以说十二大将成为社会主义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当然不是同以后比。和以前比，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举行过八大，然后是九大、十大。九大、十大不用说了。十一大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举行，却没有能够纠正九大、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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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９
错误，甚至继续犯了一些错误，妨碍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可以相信，十二大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四年来一些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且能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的一次重要会议。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２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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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胡绳文集
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１９４１年，延安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一书。
现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那个本子为基础，加上若干篇文章，编成《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其中除《农村调查》的《序言二》和《跋》以外，都是在《毛泽东选集》中看不到的。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一个篇幅很短的文件）和《寻乌调查》（书中最长的一篇，占１４０页）
，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尤为可贵。
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看，这本农村调查文集有很重要的意义；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很值得一读的书。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１年《农村调查》序言二中特别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１７页。下同）这一点当然是我们在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应该注意的。但是，为了认识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历史（也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社会和历史）
，这些在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３年之间的农村调查材料和作者对这些材料所作的分析还是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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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１
的。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兴国调查》表明，在农村人口中占６％的地主、富农占有８０％的土地，而在农村人口中占８０％的贫农、中农所占有的土地却只有２０％（农村人口的其余部分是完全没有土地的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和游民）。在《寻乌调查》（１９３０年５月）
、《兴国调查》和其他调查材料中，提供了许多有关农村中的封建剥削的具体数字和情况。
１９２６年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文根据湖南湘潭西乡的材料，详细地计算了一个佃种１５亩田的佃农的收入和支出。
《兴国调查》又考察了８个农民家庭（他们中７家自己有一些田，又租种一些田）的生计。这些生动的材料都表明了，当时的农民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还困难，是没有任何余力去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农民要求生存，社会要进步，不革命是不行的。作者所调查的地方都没有什么特大的、其势力超过一县以上的地主；这些材料，是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有代表性的。作者以极其客观的态度进行调查。例如他在《寻乌调查》中谈到农民出卖自己的儿子的情形说：“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第１５０页）
参加他的调查会的三个农民有名有姓有具体情节地指出，许多贫农因为断了粮，因为要还债而把儿子卖到绅士和富农家去。
“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在儿子一卖出后，债主就恶狠狠地跑来索债，“因为这时候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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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胡绳文集
这笔债的生死关头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作者于此不得不慨叹地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对于这种吃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我们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更证明毛泽东同志在较早时期进行的调查是完全可靠的。他说，由于他了解了土地分配的状况（当然还有剥削状况）
，使他得出两个字的结论，就是革命。
“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８０％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第２６页）
《寻乌调查》中对于地主阶级作了具体的分析。
这个调查材料把地主分为大中小三类，而且把寻乌全县７个区的２０个大地主和１１３个中地主的经济情形、政治态度一一列举出来。
“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
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
（第１１５页）
总起来说，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为目的”
（第１２４页）。因此他们对发展社会生产力丝毫不起积极作用。
依政治思想看，大中地主则分为三个部分，“新的占１０％，半新的占７０％，全旧的占２０％”
（第１２６页）。这所谓新旧是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原文称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态度来区分的。
“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
，“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
（第１２４、１２５页）。为什么大中地主中多数是“半新”的呢？
“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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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１
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
（第１２５页）至于“全旧的”
，那“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
（第１２５页）。
新旧的不同也有是因年龄的不同而形成的。
至于寻乌的小地主，他们在地主总数中占８０％。他们是无权的（在寻乌，“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中做小生意的多，派子弟进学堂的也多。他们一般地能够接受资本主义文化。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即从原来的大中地主分拆开来成为小地主而又在经济上破落下来（靠卖地、靠借债才能维持生活）的那一部分，不但接受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思想，而且能够进一步参加革命，“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
（第１２８页）。
以上所说的对地主阶级的分析虽然是寻乌一地的材料，当然会带有地方的特点，但是这些分析的基本点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
中国的地主阶级在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后，遇到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可能不发生分化，这种分化从１９世纪末年、２０世纪初年已经开始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队伍虽然不大，但能够得到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力量的声援。这种声援除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外，对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政治运动起了什么影响，是需要具体分析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也吸引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出身于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事实。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时是不能不注意地主阶级中的各个阶层的动态的。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３０年作寻乌调查，主要是为了研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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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胡绳文集
问题和商业问题。
寻乌位于江西省的东南端，接近闽粤二省，它是江西的赣州、于都、安远、会昌等地通往广东的东江地区（兴宁、梅县直到惠州）的门户。
“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
，后来“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
（第５７页）
，寻乌的商业就一天天衰落了。在这个调查材料中所说的寻乌城只有２７００人口，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逢一、四、七圩期才热闹几小时。
商人在这个城市中人数很少，经济力量很弱，政治上毫无权力，只能居于地主阶级的帮手地位。毛泽东同志当时只可能以这样一个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小城市为调查研究对象。不过这是个“受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
（第５７页）。
这个调查材料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在农村经济市场衰败，土货市场为“洋货”
市场所代替的情况下的内地小城市的灰暗的命运。
对社会历史研究者说来这里是有不少有趣的具体材料的。例如寻乌城内的２７００人中，“娼妓是３０余家，３０几个妓女，却养活１６２人”。又有“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
，为数达２７０人（第１００页）。这两种人合计为全城人口的１６％，而这个城市的手工业者（２７９人）
和商人（１３５人）
人数加起来大致与此相等，也约占１６％。
失业群众之多和商业手工业之衰败都很可惊。这难道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一个缩影么？
毛泽东同志所调查的这些地方都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除长冈乡、才溪乡“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外，其余“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在寻乌的北半县，１９２９年农民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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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下的抗租斗争已经得到胜利，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分了田。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同志到寻乌调查，这时，农民革命势力占领县城还不到一个月，但南半县也已分了田。
在革命风暴掀起的时候，农村中各个属于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各个居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具有不同经历的人，对待革命的态度立即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作者进行这些调查也正是为了研究土地革命中的种种问题，包括分配土地以及山林、池塘等的方法，对待各阶级、阶层的政策，以至建立和健全革命政权的方法，等等。他指出，１９２８年以前在土地问题上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井冈山，１９２９年４月在兴国制定的两个《土地法》，都有原则性的错误（这两个《土地法》均收入本文集中）
，以后才通过实践改正了这些错误。反映了土地革命初期的经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的这些材料，不但对研究土地革命的历史是有用的，而且对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历史也有参考价值。初期的土地革命曾遇到许多问题，例如，“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头一次总是富农瞒好田，不能将田分别上中下三等调查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