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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没有生效，其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个道德、伦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现在由他们来把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把“自由平等人权的新信仰”输入中国，就可以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洋式社会国家”奠定基础了。
这种说法是把事情弄颠倒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并不能成为建立新国家的“基础”。
在没有能力通过革命实践建立新政治、新经济的情况下，以为只靠思想的力量就能为新的社会国家奠定基础，这不过是这种思想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了科学的大旗。
照陈独秀的说法，那是用以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鬼神）
，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当时他们所说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
１９１９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本志宣言》中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证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６７页）
他们用科学作武器，反对传统思想中的脱离实际，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含混、笼统种种弊病。鲁迅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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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９２３
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３７７页）陈独秀也说：“头脑不清楚的人评论事，每每好犯‘笼统’和‘以耳代目’两样毛病；这两样毛病的根源，用新术语说起来，就是缺乏‘实验观念’，用陈语说起来，就是‘不求甚解’。”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二，６３页）
思维一定要合乎逻辑，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要求。他们从这种要求出发，评论传统的旧思想。例如傅斯年说：“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较繁。”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他指出，“比喻”是不能用作推理方式的，例如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似乎是用天无二日来证明民无二王，其实二者是毫不相干的。
“操此术以为推理之具，终古与逻辑相违，学术思想，更从何道以求发展？”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傅斯年对于以比喻代替逻辑推理的指摘是很中肯的。
但无论傅斯年也好，别的人也好，所要求的只是思维本身的前后一致，不自相矛盾，合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这种要求对于正确的思维虽然是必要的，但还并不能保证思维的科学性。客观世界有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律、法则）
，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逻辑才是科学的思维，这点是他们不能明确指出的。
他们用自然科学作武器狠狠地打击有神论、有鬼论。特别在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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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动统治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着“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等等愚蠢的迷信，还出版杂志宣传这种迷信，说什么鬼神之存在能用“科学”方法证明，说什么“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陈独秀发表了篇《有鬼论质疑》，立即就有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
，断言“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的知识界人士撰文反驳。
《新青年》的作者们为破除这些谬论多方面进行论述。陈独秀指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法则说明，所以“森罗万象”中是没有“神灵为之主宰”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二，５７页）。他断定：“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２９页）。
在从事这方面的斗争时，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弱点的话，那就是，他们不能够解释宗教、迷信产生的社会原因。心理学家陈大齐在说明扶乩的谬误时只能说：“处二十世纪科学昌明之世界，而犹欲以初民社会极不合理之思想愚人，亦徒见其心劳而日拙耳”。
“吾真不解二十世纪之中国人，其顽钝之状，犹与有史前之初民相等”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西方各国中，也还流行着宗教信仰和各种愚昧的迷信。近代西方的宗教信仰染上了资产阶级的色彩，但也还是与科学的无神论对立的。五四时期的反对“旧宗教”的人往往认为，现在资产阶级的基督教是一种比较高明的东西。所以陈独秀虽然主张“废弃”宗教，但他在１９２０年却写文赞美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
，认为对“麻木不仁”
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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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
（《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４１８、４２３页）。
五四时期的人们推崇生物进化论，把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用在社会历史上。在少数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前，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等，就是适用于社会历史的科学规律。
他们靠进化论的观点否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肯定人类社会历史也是在“进化”中的，国家制度、德道观念、文学都是适应于社会环境的需要而变化的。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敢于把本来被认为“天经地义”
、“自古如斯”的纲常名教及其他封建主义的思想，说成必须抛弃的废物；也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表示了对社会前途的信心。
康有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六年来的事实，认为共和还不如帝制好。在反驳康有为这种说法时陈独秀说：康氏须知，善恶治乱，皆比较之词。
今共和政治，虽未臻至善极治，较古之君主时代之黑暗政治，岂不远胜乎？且今世万事，皆日在进化之途，共和亦然。共和本无一定之限度，自废君以至极治之世，皆得谓之共和。
虽其间程度不同，而世界政制趋向此途，日渐进化，可断言也。因其未至，而指摘之，诅咒之，谓为不宜，必欲反乎君政，将共和永无生长发达之期，不亦悖乎？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９２页）
但是，这种进化观点并不真能提供对社会历史的科学的认识。如果国家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都是适应于社会环境的需要而变化，那么，社会环境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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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有过这样的说法：“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之程度乃愈高。”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５页）这就在实际上坠入了把人的思想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唯心史观。凭这种进化论的观念也显然不能解答中国的出路究竟如何的问题。陈独秀虽然理直气壮地驳斥了康有为的复辟论，但是怎样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他作不出明确的答复。
就在１９１９年４月，即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个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介绍“实验主义”的文章（《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胡适文存》卷二）。所谓实验主义就是实用主义，这是美国现代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胡适的文章强调说：“这种新哲学完全是现代科学发达的结果”。
他说，在１９世纪，科学的基本观念发生了“一番根本的大变迁”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迁，都同实验主义有绝大的关系”。
第一，是科学家对于科学律例的态度的变迁。从前崇拜科学的人，大概有一种迷信，以为科学的律例都是一定不变的天经地义。他们以为天地万物都有永久不变的“天理”
，这些天理发见之后，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但是这种“天经地义”的态度，近几十年来渐渐的更变了。
他们渐渐的觉悟，知道现在所有的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
这里说到打破迷信，否定一成不变的天理，是很合乎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思潮的。但是，胡适却是趁机偷运进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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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律例”
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原来科学律例不是客观事实本质的反映，而只是“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
十九世纪还有第二种大变迁，也是和实验主义有极重要的关系的。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洋古代哲学因为主张物类不变，故也把真理看作一成不变。
到了达尔文方才敢大胆宣言物的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但种类变化，真理也变化。种类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宣统年间的忠君观念已不是雍正乾隆年间的忠君观念了；民国成立以来，这个观念竟完全丢了，用不着了。
这里提到忠君观念的变迁和废弃，又是适应五四时期的思潮的。但是，忠君观念是个伦理观念，它的变迁并不是真理在变化。胡适把伦理观念说成是真理，借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而把真理说成是人们用以“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
，并且把这种唯心主义的真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扯在一起。
胡适的文章接着表示反对“古代的哲学”
（实际上是指客观唯心主义）把某个虚构的观念看作宇宙的本体，看作绝对真理的说法，从而他宣称：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它。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因为这个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所以说他是可以证实的。
胡适用科学的旗号、进化论的旗号所宣扬的哲学，完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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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市侩主义的真理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那时崇拜实用主义哲学的不止胡适一个人。
在１９１９年１月创刊的《新潮》上，傅斯年把美国的实用主义译称实际主义。他说：“我以为实际主义是现在思想界中最精的产物，应当导引到中国来，更可用他的力量，纠正中国一切不着边际浑沌浮乱的思想。”
（《新潮》第三号）陈独秀主张尊重自然科学和实证哲学。
所谓实证哲学是指以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的孔德为代表的一种唯心主义经验论哲学，它和较晚出现的美国的实用主义是有渊源的。陈独秀甚至在以后多年间也仍不懂得实用主义思想的反动性。胡适在１９３１年的文章中写道：“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阵线。”
坚持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明确地说，陈独秀的“这种希望是错误的”
（《胡适论集近著》，６３０—６３１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般说来，在思想上缺乏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倡科学，提倡自然科学，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这使他们自发地倾向于唯物主义。
《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任鸿隽的《何为科学家》一文，文中说，科学要研究事实以“发明未知之理”
，“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文中批评“东方文化”说：“我们东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
这种观点可以作为自然科学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但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不足以抵抗伪装成科学的、精致的唯心主义。五四时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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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输入了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初年种种“新”的哲学思想。在《新青年》上就介绍了英国的弥尔、斯宾塞，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柏格森，美国的皮耳士、詹姆士、杜威，等等。
虽然人们往往是从这些哲学思想中寻找用以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