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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抨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
，至今还能“在唤醒人们的宗教迷梦方面”起作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全集》第４３卷，２５、２６页）。我们也应该这样来估价五四反封建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的著作。
１９７９年４月原载《哲学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６期，６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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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３４３
“五四”和反封建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是向封建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进行了勇敢的冲击。
“五四”
先驱者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们是否做得过火呢？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但是，只是形式上有了总统和议会，国家的混乱、落后，政治和社会上的黑暗依然如故。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连“民国”的招牌也有被掀倒的危险。
“孔道会”
、“孔教会”
、“尊孔会”这类名目的组织，在军阀统治者的支持下，提倡以“孔教”为“国教”
，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利用人们对民国成立以后的局势的失望情绪，要人们相信，中国得救，只能靠加强封建礼教的权威。这是为帝制复辟制造舆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封建势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形势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当时的反孔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孔子之道代表封建宗法时代的“道德、礼教、生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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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这些是和建设现代的新国家不相容的。所以陈独秀说：“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第二，两千年来，孔子被尊为圣人。人们只能以孔子（或者后世对孔子的“权威”解释）之是非为是非，否则就是离经叛道的罪人。打破这种偶像，使人们能够独立地思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求，这也是它所主张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先驱者的确有些过火的言论。例如，有人把中国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东西都视同敝屣，有人把中医、中药视为占卦卜课一类的东西，有人甚至主张废止汉语汉文。毛泽东在赞扬“五四”反封建的业绩的同时，指出当时思想上有形式主义的错误，即认为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那些过火的言论是与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关的，后人应当引以为鉴。
我们也应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
《新青年》杂志即使在得到一些刊物的响应时，仍然只能说是孤军奋斗。为了冲开铺天盖地的黑暗罗网，这些先驱者不能不有最勇猛的决心。矫枉过正，曾经是近代一些思想先驱者认为可以采取的斗争策略。历史地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梁启超早在１９０２年向报刊言论界提出“敬告”说：“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
他的想法是，要用比实际主张更进两级的言论来警醒读者。所以他接着说：“吾所欲实行者在此，则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国民所实行者不在彼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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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焉。其究也不过令后之人笑我为无识，訾我为偏激而已。“
见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敬告我同业诸君》）
文化发展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申讨封建旧文化时，着重注意的是时代性。他们所向往的新国家、新社会、新文化，是以西方国家为范本的。他们主张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
，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
，并且输入“西洋式之新信仰、新思想”。所谓西洋式，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代名词。
因为他们把时代性的要求表现为西化，并且在反对封建传统的时候，有上述的片面性，他们的确较少注意文化的民族性问题。
但是，五四时期某些甚至可以加上民族虚无主义帽子的过火言论，当时并不起实际作用。例如中医、中药并不因此而被破坏。真正起的作用是打破了封建传统文化定于一尊的局面，这当然是伟大的功绩。
《新青年》的作者们大都是对“旧学”
有很深造诣的人，他们短兵相接或者大刀阔斧地向封建旧文化进攻，反戈一击，常常深中要害。他们不可能在这样仓促的激烈的斗争中（只有二三年）
，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细致的分析研究。
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当时的反对者认为，白话文一旦流行，中国古文化将全部沦丧。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五四”
以后，很明显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古代史到民俗学的研究，展示了新的面貌。研究领域大为扩展，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远非前人所能企及。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五四时期对旧文化的冲击和由此而引起的思想解放，是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发展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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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五四”斩断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进程，是不合乎事实的。
过火的反面是不彻底。如果认为“五四”反封建并不彻底，不完全没有理由。
五四时期的确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任务。中国封建主义有悠久的历史。
１９世纪后半期，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后，外国帝国主义在破坏中国的主权、掠夺中国的同时，维护和支持中国的封建、半封建的统治势力和社会制度。中国的反封建斗争处于更复杂的局势中。这个斗争不可能不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进行的长期的艰难的斗争。五四运动当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彻底完成这个斗争任务。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认为，政治上的民主革命已经由辛亥革命完成了。其所以不见功效，形势越来越糟，是由于还缺少一个文化革命。因此，只要在思想、文化、道德领域内，用民主主义摧毁封建主义，就能达到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的目的。
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
事实上，在新国家、新社会没有建立的时候，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取得了很多胜利，但新国家、新社会不可能因这些胜利而建立起来。
但是我们仍应该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彻底的反封建斗争。中国近代反封建斗争并不始于“五四”。
“五四”时的人们所进行的思想斗争，远比戊戌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旗帜鲜明，丰富多采，理直气壮。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使用的武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因这点而指摘他们不彻底。他们使用他们所能使用的思想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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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捍卫辛亥革命的果实，使青年和知识界（当然不是全部）
冲破封建主义的天罗地网，而得到巨大的思想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启迪了五四爱国运动。从青年学生发动，工人、商人和市民群众广泛参加的这次爱国运动，虽然以有限的胜利而结束，但它使新文化运动更广泛地展开，而且呈现了新的面貌。它成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入新的阶段的关键。各种西方思想的输入，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成长，教育与科学在艰难中得到新的活力，人们用新的眼光省察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莫不受赐于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组成中国共产党，开始展开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更是五四运动结出的重大果实。
从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开始的五四运动，终于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至少在开始时所不能料到的，而且还被后来有些人认为是一个错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在１９５９年口述的自传中说：“在１９１９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引自唐德刚编校译注的《胡适的自传》第九章）。
但是在１９４７年，胡适有过与此不同的说法。据记录，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思想文化运动变为政治的，变质了，这不能说是一个错误，而应认为是历史的趋势”
（见１９４７年的《学风》杂志上《胡适先生五四谈》）。
我大体上赞同胡适在１９４７年的说法。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封闭的、停滞的。但近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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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却是在剧烈的迅速的变动中，这是由于世界潮流的激荡，更是由于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危局。
《新青年》杂志开始时宣布自己不谈政治，但它在文化思想上的斗争其实是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陈独秀在１９１６年１１月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这时，他已经把救亡作为文化战线上斗争的目的。
客观事实迫使人们（至少是先进的人们）
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欲图根本之救亡”
，逃避不了，而且不能不从事直接的政治斗争。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发展为政治斗争，并不是受到“干扰”
，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四运动３０年后，新民主义革命在中国大地上胜利。
历史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谁也不能按照另外的逻辑来排演。
这里要讨论的是反封建的斗争是如何继续进行下去的。
二
孙中山曾热烈地表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赞赏。他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因而结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国民党在１９２７年与共产党分裂，取得全国政权后，就其主要的领导层而言，是反对五四运动的。
正如胡适在１９４７年说：“五四这些年已不时髦，在国定教科书内已然没有了的”
（见同上）。国民党统治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国民党政权和北洋军阀统治政权一样，维护封建的土地制度，以地主豪绅为其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在文化教育上也仍然主张“尊孔读经”
，“恢复中国固有道德”
，即封建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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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伦理。不过这时要贯彻执行这种主张，比“五四”前难得多了。在国民党统治者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时，他们仍然拒绝任何民主建议，所提倡的还是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法西斯主义。所谓“力行哲学”
，是公然主张绝灭思考，提倡迷信和盲目服从。既然他们实行和宣扬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当然反对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继承五四时期反封建传统的，大体说来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另一类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甚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主义者。
说到后一种人，这里可以提到胡适。胡适并不承认“封建”
、“反封建”的概念，但他坚持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点，对于文化复古主义一贯采取批判的态度，不论文化复古主义是以赞扬“东方文明”或以“中国本位文化”的名义而出现。
３０年代，他还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他是采取类似上述梁启超的说法，故意提出“偏激”的口号。就这点说，他是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他不承认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虽然他赞成抗日）
；他又不如实考虑中国不能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条件，始终反对用革命方法来改变这种条件。因此，他终于在反共一点上和国民党沆瀣一气。但是，他的民主观点并不完全合乎国民党统治者的口味，所以他在１９２９年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谴责。在其晚年，也不过被国民党尊为反共的“圣人”而已。
这里提到胡适，并不是说，上述后一类人可以由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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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这类人中间，就对共产党的态度而言，有各种不同情况。有赞许共产党的奋斗精神而又抱疑虑态度的，有对共产党的主张表同情的，有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