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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发展。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７日在全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联席会上的讲话。原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４期，７月１０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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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４胡绳文集
谈谈社会学研究（两 篇）
第 一 篇
中国社会学学会从１９７９年３月成立后，七年间，为重建社会学，做了很多工作。社会学工作者用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重视。
在这期间，费孝通先生不但为社会学的重建大声疾呼，而且对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方针、方法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
我认为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
比如他在１９８２年写了《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就提到要把社会学建成“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这是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他说：“我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特点的中国社会的社会学。
它的内容既不可能是中国解放前的社会学的简单恢复，也不可能是任何外国社会学的直接引进。我们虽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和批判地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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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以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自己的社会学。“
他还提出，要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学，就要从实际的调查研究做起。
他说：“要取得对社会的科学的知识，必须要针对一定的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观察，经过分析整理，提高到理论的认识。因之，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社会学必须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入手。”
我除了对费老这些根本性意见表示赞同以外，还想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讲社会学的。那时有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用社会学的名义在大学授课，讲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虽然那时马克思主义者很注重研究社会，但是并不把这种研究称作社会学。毛泽东就主张对社会进行调查，他自己还亲自做农村调查。他所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经济，但也不局限于经济范围。
３０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陈翰笙也曾指导农村调查。薛暮桥等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们调查研究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农村经济，包括一些可以说是社会学方面的内容。为什么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社会学呢？
这是因为，那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总的说来，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研究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如何稳定社会秩序。当时中国的社会学者看到中国贫穷、落后的现象，看到种种社会问题，也在考虑中国怎样才能发展、进步，但是他们的研究没有得出要从根本上改造旧的社会制度这种结论。他们是在旧的社会制度范围内考虑问题的。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结论则是：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小城市有许多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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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里处处有土匪，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在根本上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产生的。所以要消除这些现象，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在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发生了“问题”和“主义”之争，争论的实质也就在这里。
３０年代，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杂志批评晏阳初先生，也是这个性质。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晏阳初先生当时也是真心实意地考虑中国农村怎么发展的问题，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他的主导思想和一切努力都是在不触动土地关系的范围内试图改造农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那是不可能为中国农村找到出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任务是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并探索革命的道路，也就不能不否定各种以为无需经过革命就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中国社会稳步前进的观点，当然也就不能承认这样的社会学。
当时许多社会学家的这种观点，主要是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地位的限制，而不是存心要去维护那个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至少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时期，不少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朋友与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友谊。
全国大陆解放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特别在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进行社会制度的革命了。主要任务已经从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随着这个转变，社会科学研究的方针、内容也需要有个转变。但在长时期同，我们没有能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大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需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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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这个武器。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学科没有受到重视。比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过１９５２年大学的院系“调整”以后，实际上就都被取消了。
１９５４年我参加筹备出版几种学术刊物，当时只出版了《经济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三种杂志，别的就没有再去管。这一情况的发生除了受苏联的影响外，还有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遗留下来的观念的影响。
对于这种影响，就社会学来说，这里我想说以下几点：第一，以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社会学。至少有些同志是这样想，但这显然是不对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研究法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历史，而它本身不能代替各个具体学科。正如自然辩证法可以指导物理学研究，但不能说自然辩证法就是物理学，有了自然辩证法就可以不要物理学。
第二，以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切社会问题都解决了。在革命时代，提出只有推翻三座大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才能使社会进步和发展，这是不错的。但是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之后，并不是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自然解决了，社会就自发地前进了。通过这三十多年的经验，大家对此都有了深切的体会。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提供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前提条件。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存在着许多它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因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可能得到良性运转，甚至只能陷入恶性循环。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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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解决不了娼妓问题、土匪问题等等社会问题。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就使得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可能良性运转，有可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是，要实现良性的运转，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还需要作许多努力，因此就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
第三，如何对待旧的社会学，包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资产阶级社会学所调查收集的许多资料是有用的，其研究方法也有可以借鉴的。比如，最早研究中国帮会制度的著作，大概要算是在新加坡出版的一本名叫《洪帮》的书。
那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发现在中国居民中有帮会组织，很有势力。他们派专人进行调查，写出了这本书。他们进行这种研究，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的，是为了确定这种社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对殖民统治起妨碍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殖民统治所利用。因为有这样的实际目的，他们的研究者就不会任意编造一些材料，那样对他们毫无用处。但由于受研究目的限制，他们可能只注意某些材料，忽略了某些其实是很重要的材料。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利用他们的这些材料，当然还要进行鉴定和补充。
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不仅可以利用它积累的资料和吸取其某些方法，而且它的某些研究成果也可以供我们参考。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目的，当然是研究怎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各方面能够协调发展。这种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包含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经验。
在革命时期，我们没有吸取这些经验的必要，这是有理由的。现在我们是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整个社会良性运转，使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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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各个方面，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民族关系、城乡关系、家庭关系等等，都能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如果搞得不好，甚至会恶性运转。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研究目的确有某些共同点。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原则的区别。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能在一切方面保持良性运转的。但是应该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发生严重危机、爆发革命的时候，大体上还是能够顺利地运转的，不然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协调运转的这些经验，我们当然不能照搬，但是其中总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东西。我们不是还从封建社会的“贞观之治”中寻找经验吗？难道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如何协调运转的经验，我们就不能借鉴了吗？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问题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但这也从反面向我们提供了经验，这种反面经验我们也是可以利用的。
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社会得到的一些材料，使用的一些方法，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都是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利用。由此可见，把旧的社会学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一笔抹煞，是不对的。费老说过这样的话：“批判过了头，成了整个否定，现在看来是不对的，甚至是错误的。全盘否定前人所做的事，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我同意这个意见。
如果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利用旧社会学留下的某些材料和方法，并且吸收西方社会学家的某些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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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学总的看是能够大发展的，既有发展的需要，又有发展的可能。近年来，社会学界对社会学的定义、研究对象有很多讨论。这些讨论在学科建设上可能是必要的。究竟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我说不清楚。社会科学是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一些学科研究。尽管可以把社会现象划分成不同部分加以研究，可是实际上各种社会现象都是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可以说，有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比如生活方式问题，我们过去不大讨论，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个问题变得突出了。这算是什么问题呢？算经济问题？它当然与经济有关系，但它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带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又比如婚姻问题，是个老问题，这与经济当然有关系，与思想意识、文化传统都有关系，也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人口问题的研究现在变成一个专门学问了，这也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费老研究很有成就的小城镇问题也是如此。
小城镇问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问题，但也不完全是经济问题，而是综合性问题。总之，社会学的用武之地是很宽广的。
我很赞成把调查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社会学的研究当然要有理论，但是理论从哪里来，还是要从实际中来。理论不是从书本上的原理中引申来的，也不是从外国的某些书本上引申来的，而是从实际中来的。
我们正处在国家全面改革中，社会正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包含丰富、生动、具体的内容。只有对此有所了解和认识，才能总结出新经验，解决好新问题。因而我非常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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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是基础工作。
当然也要讲求调查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做了一些工作，但现在还很难说成绩有多么大。我希望社会学所的同志同全国各方面的社会学家多联系，通过中国社会学学会加强同全国社会学学者的联系，也要加强同各个地区、各大专院校社会学学者的联系。社会学所办了个杂志，叫《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