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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革命时期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毛泽东的话讲，不破不立。那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否则就不能建立新中国。但不能把这个经验也沿用下来，说我们要前进就要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要求大乱中出大治，结果搞得天下大乱，人民遭殃。这就是完全错误地运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经验造成的恶果。当然，如果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根本否定民主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那是错误的；如果因为现在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以为现在已不存在任何阶级斗争，那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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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在过去看来是行不通的，但在今天则是必须去做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批评改良主义，批评教育救国论、工业救国论，因为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打倒，就谈不上发展教育，发展工业。但现在不同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救国、工业救国是对的。不发展工业，不发展教育，怎么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民主革命时期确实留下了许多好的经验，应该保持住。
比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绝对不能丢掉的。当然，三大作风今天也应有新的内容，适应新的情况。我们在革命中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互助的品德，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都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而绝不是像有人说的这些都过时了。
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有人提出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发展个性，公开地讲个人主义，提倡个人主义。对此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在那时提出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是有积极意义的，它针对的是封建主义的束缚。封建的旧礼教，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社会关系，封建的各种思想观念，这些东西束缚着青年，青年要求解放。个性解放当时是从这一角度提出来的，因而有历史的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讲过，要从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下发扬个性。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反对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也就是把被这种压迫所束缚的个性解放出来。那时多少青年参加革命，多少知识青年涌向延安，他们多半是冲破了家庭和社会对个性的种种束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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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最受封建主义束缚的，经济上受压迫，思想精神上受束缚。农民起来在共产党的先进思想领导下参加土地革命，这是千百万农民的个性解放。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束缚，起来革命，这都是个性解放。不过个性解放不是与个人主义，而是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个性从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的是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创造新的世界靠个人力量不行，必须参加到集体中去才有力量。民主革命这方面的经验很有现实意义。我们现在搞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只有在全国人民共同积极参与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才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所以，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要发扬个性的，但不能提倡个人主义。如果每个人都随心所欲，人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我们中国又会成为一盘散沙，说不上什么现代化了。当然我们也要检查是否有强调集体主义以至于否定任何个性发扬的缺点。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很好地总结。
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是很丰富，很有价值的。深入地分析研究这些经验，很好地利用它，把好的东西保存下来，不再沿用那些过时的经验，这实在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三 建国后的中国历史的研究
４０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４０年来的中共党史，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这方面的研究很有意义，但我们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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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很不够。
４０年总的说来，最初的七八年是好的，１９５７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虽然１９５７年以后的十年里，主要在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的调整时期，还是有很大成绩，但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大破坏。
“文革”以后又经过两年的徘徊，近十年来的改革和建设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全盘否定４０年。
怎么能全盘否定呢？
至少恢复时期的三年，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的五年调整，１９７９年到现在的十年改革，总算起来有２３年是好的。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一刀切，好像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说有几段时间好，也不一定全好，如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些问题就值得重新研究。近十年来，我们说发展很快，并不是说没有缺点，没有失误，也有波动，有起伏。说有几段时间不好，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前后２０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这些都是大家看得到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４０年来我们不但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在错误和曲折中间我们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总结２０年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总结近十年的新经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虽然我们作过些总结，但还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我看有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从革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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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到建设时期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随之也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说，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建设一个新世界。但是，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没有真正把工作重点放到建设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犯了“左”倾错误，特别是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再一个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肯定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从１９５７年开始，但在当时以至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并没有认识到。相反地认为，好像因为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建设倒能进行得更快一点。这就完全脱离了实际。加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公式化、教条化，就形成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
我们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不能再破字当头，而要立字当头。这一点不但领导要认识清楚，而且群众也应认识清楚。固然改革也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但这是从变化的深刻性上来说的。改革确实不是过去意义上的革命，不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要知道，并不是一进入社会主义就是进入了“天堂”
，还有许多不完善的，甚至坏的东西，因此需要不断地自我完善，需要改革。新世界是要逐步建设起来的。我们的社会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建设和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坏的现象，这些需要消除。
但不能破字当头，“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最好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现在是“立”字当头。现在我国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切问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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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通过健全民主和法制，通过逐步建立各种制度来解决。在建设的过程中把旧的东西、坏的东西铲除掉，逐步消除其影响。比如，带有封建色彩的人治怎么消除？
要立字当头，逐步建立法制，用法治来消除人治，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
那样横扫一切。
靠打是打不倒的。
我们需要改革、改进的东西很多，但我们只有在已有的基础上，逐步进行量的转变、部分质的转变。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方法是改良的方法。
把过分集中的主要靠行政手段的计划经济，转变成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可以说是破坏一个，建立一个。
但为什么不把原来的计划经济一下都破坏掉，全部废除，然后再来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因为那样做就会天下大乱，中国就没有希望。因此我们只能承认在一个时期是双轨制，逐步过渡到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这就是用改良的方法，而不是用革命的方法。
我简单说这些，无非是我赞成大家认真研究这４０年的经验。但首先要肯定４０年我们没有“虚度”
，要让青年们看到我们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当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但现在中国的总的经济实力比全国刚解放时增长了几十倍，这种发展速度是旧中国从未有过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是旧中国根本无法相比的。
我们研究这４０年的历史，就是让人民、让全体青年珍惜这４０年的成就，同时也要总结和吸取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大家真正认识到，再不能破字当头，再不能自己搞乱自己，自己折磨自己了。时代发展了，历史条件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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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破坏旧世界所采取的有些手段，决不能再用来建设新中国。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还要让大家认识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是很艰难的事情。
我们这４０年，尤其是近十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要认识到实现现代化，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曲折。
我赞成党史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研究，不是简单化的宣传，但科学性与宣传教育并不矛盾。简单的口号式的宣传起不到思想教育的作用。应该认真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且使其有思想针对性。我想，党史研究工作可以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起重要作用。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７日在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５期，９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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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情况
我现在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以编写党史为主要任务，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当时要写一部比较详细、比较完整的党史。可以说是难产。有了一个初稿后，这些年来反复进行讨论修改，向各方面征求意见，最后写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上卷，于１９１年７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卷只包含新民主主义部分，有５６万字。按照这个篇幅，连同社会主义时期的下卷，将要有１２０万字以上，这显然难以作为一般党员干部学习的材料。根据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杨尚昆同志、胡乔木同志、薄一波同志的意见，党史研究室从去年开始着手写一本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个时期的简明的党史。由于１９１年７月是党成立７０周年，所以这本书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的写作工作暂时推迟了。
１９０年５月开始，由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按照提纲写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各章的草稿，到今年１月已经有了全部的初稿。因为各章出自众手，在互相联系和行文的一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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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建国以后的４２年，在如何安排材料，如何立论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工。
这时候，除了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以外，还请了中央宣传部的龚育之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同志，以后又请了国务院研究室的王梦奎同志参加工作。逐章进行讨论，该修订的修订，该重写的重写。
这本书本来应该在“七一”出版，但是为了保证质量，没有赶时间。
实际上到７月底才有了全稿，以后又核对材料，８月底定稿出版，发行已是９月。
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很关心这本书。这本书能写成是和领导小组的指导和督促分不开的。胡乔木同志、薄一波同志、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