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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做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
到了１９６６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
，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
直到１９７３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
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１８９—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
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
“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
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
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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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
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它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
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
的不彻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
，不是“秀才造反”
；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
，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
，不过“秀才”
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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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含义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１８４０—１８６４年）。
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１８６４年，而应该摆在１８７３年，但是１８６４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
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１８６４—１９０１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应该是１９０５年而不是１９０１年。
但是在我看来，１９０１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１９０５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１８６４年到１８９４年或１８９５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１９１１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１８６４—１８９５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３０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
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１９１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１９０１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２０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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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１９０１—１９１２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１９１３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１９１９年的看法。因为在１９１２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
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１９１２—１９１９年）。
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
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１９８０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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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胡绳文集（１９３５—１９４８）
》
问：胡绳同志，最近我们看到了《胡绳文集（１９３５—１９４８）
》。这本书收有１７０篇文章，七十多万字。根据时间推算，这些文章是您在１８岁到３０岁时写的。
您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您能在这样年轻时就写出这么多文章？
答：我在３０岁以前写的文章，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我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把收集到的文章选择出大约一半，编在这个集子里面。其他还有些文章已经收集不到，而且大多我也不想去收集了。在那些年代里，我还写过、出版过六七本专题的书。在那时期，我写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多的。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主要由于客观的需要。那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客观上确有许多问题、许多现象使人心神不安，使人苦恼，使人激奋，需要思考，需要评论。而且也有些报纸、杂志要我写文章。我当时虽然还有些别的工作，但主要工作就是为报纸杂志写文章。
问：那么胡老，请问您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答：要说开始写作，那么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最初的写作就是在小学、中学的作文课上。但我在学生时已经开始写作文课以外的文章。
记得在初中时候曾和两个同学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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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５４６
把个人写的文章誊写出来，订在一起传阅。到了高中，我还和一些同学办壁报。
那一年是１９３３年，正是马克思逝世５０周年，我们为纪念马克思出了一期壁报。至于说把文章用铅字排印出来，除了给学校的校刊和作为中学生投寄到学生杂志上的文章以外，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在１９３４年。
那时我投稿给《中华日报》的一个叫“动向”的副刊。这个副刊是左翼作家聂绀弩编辑的。当时我并不认识聂绀弩，他发表了我这个高中学生投寄去的一些小文章。这些文章现在我都没有再去找寻了。在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中有一篇《汉字和拉丁化》的文章里面提到胡绳，他指出我在《走上实践的路去》一文中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那时鲁迅先生在“动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不过用的是笔名，我并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文章。
虽然我开始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是在１９３４年，但是收在这个文集里的最早一篇文章却是在１９３５年写的。
问：您在集子里收的最早一篇文章是哪一篇呢？
答：我这个文集里按文章性质分了四个部分，也就是四辑。每一辑里的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第四辑“杂文”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题目叫《报复》，那是１９３５年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写的（我只在大学读了一年）。
文章的末尾还记明是“３月１６日晚在北平图书馆”
，那就是在北海旁的图书馆。对这篇文章也可以简单说几句话。我本来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但是有一次偶然看到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６年的《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收入了《报复》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是投寄给上海由曹聚仁主编的《芒种》杂志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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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佩服杂文卷的编者丁景唐同志，他竟然这样勤于爬罗剔抉，注意到了这篇短文。因为《新文学大系》选登了这一篇文章，就使我有勇气把我在２０岁以前写的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里。
问：那么，您在２０岁以前写的文章，在文集里还收了多少篇呢？
答：我在１９３８年１月满２０岁。所以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写的文章都是２０岁以前写的。
在这个集子中大概有十四五篇，当然只占极小部分。
这十几篇里多数是收在“思想文化评论”
这一辑里的。对这些文章我想就其中的两篇说一说。一篇是《胡适论》，那时我参与办一个名叫《新学识》的杂志。这个杂志起先叫《生活知识》，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改名《新知识》，又被禁，然后才改成《新学识》。参加办杂志的有一位搞戏剧的张庚同志，他和我商量，想在这个刊物上搞点新的栏目，于是我们就设立了一个人物专栏。张庚写了一篇《梅兰芳论》，我写了一篇《胡适论》。这篇《胡适论》写在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后来在５０年代开展批判胡适运动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附带说一下，在我的这个文集里面涉及胡适的文章有好多篇。
在１９４６年７月胡适从国外回来，准备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我还写了一篇对他表示欢迎的文章（即《新文化运动所需要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胡适在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而且从蒋介石手里接受什么宪法草案。
我于是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这就是“时事政治评论”中《制宪不如散会》这一篇。后来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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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又向学生说什么“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我忍不住又写了篇短文加以驳斥，即“杂文”辑中的《理未易明么？
》。
现在回过来还是说１９３７年我写的另一篇文章《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这篇的题目不大引人注意。当时，在《新学识》杂志上，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既然要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他的说法是要大家都“把各种主义中的高远理想暂时搁起，而共趋于民族解放之途”
，因此他主张“思想的统一”
，而且要由政府来统一思想，“消除人民思想的纷争”。我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就写了《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我认为，在抗日这个共同大目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