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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诚知鬼神之当敬，则其不能务民之事者鲜矣。
朱子曰：“天，即理也。”又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夫以天为理可也，而谓祭天所以祭理，可欤？以鬼神为良能可也，而谓祭鬼神是祭良能，可欤？且夫理，人人同具，若必天子而后祭大地，则是必天子而后可以祭理也，凡为臣庶人者，独不得与于有理之祭，又岂可欤？然则理之为理，亦大伤民财，劳民力，不若无理之为愈矣。圆丘方泽之设，牲市爵号之陈，大祀之典，亦太不经，骏奔执豆者，亦太无义矣。国之大事在祀，审如此，又安在其为国之大事也？”我将我享，维羊维牛。”不太可惜乎？”钟鼓喤喤，磬管将将。”又安见其能“降福穰穰，怀柔百神，及河乔岳”也？
《周颂》曰：“念兹皇祖，陟降庭止。”若衣服不神，则皇祖陟降，谁授之衣？昭事小心，然如在其上者，当从裸袒之形，文子文孙又安用对越为也？《商书》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予享之。”周公之告太王、王季、文王曰：“乃元孙，不若旦多对多艺，能事鬼神。”若非祖考之灵，赫然临女，则尔祖我祖，真同儿戏；《金滕》策祝，同符新室。
上诳武王，下诳召、毕，近诳元孙，远诳太王、王季、文王，“多才多艺”之云，真矫诬也
哉
《玄鸟》之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又曰：“睿哲维商，长发其祥。”而朱子又解曰：“春分玄鸟降，有戎氏女简狄，高辛氏之妃也，祈于郊媒，乙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后遂（为）有商氏，而有天下。”呜呼！周有天下，历年八百，厚泽深仁，鬼之嗣也。商有天下，享祀六百，贤圣之王，六七继作，鸟之遗也。一则祖乙，一则祖敏，后之君子，敬鬼可矣。
战国论
余读《战国策》而知刘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后为战国。既为战国之时，则自有战国之策。盖与世推移，其道必尔。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况三王之世欤！
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独盛于春秋也？盖是时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礼乐征伐之权以号令诸侯，故诸侯有不令者，方伯、连帅率诸侯以讨之，相与尊天子而协同盟，然后天下之势复合于一。此如父母卧病不能事事，群小构争，莫可禁阻，中有贤子自力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为兄弟，而其实则父母也。虽若侵父母之权，而实父母赖之以安，兄弟赖之以和，左右童仆诸人赖之以立，则有劳于厥家大矣。弟仲相桓，所谓首任其事者也。从此五霸迭兴，更相雄长，夹辅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虫，迟迟复至二百四十余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诸侯又不能为五霸之事者，于是有志在吞周，心图混一，如齐宣之所欲为者焉。晋氏为三，吕氏为田，诸侯亦莫之正也。则安得不遂为战国而致谋臣策士于千里之外哉！其势不至混一，故不止矣。
刘子政当西汉之未造，感王室之将毁。徒知羡三王之盛，而不知战国之宜，其见固已左矣，彼鲍、吴者，生于宋、元之季，闻见塞胸，仁义盈耳，区区褒贬，何足齿及！乃曾子固自负不少者也， 咸谓其文章本于《六经》 矣，乃讥向自信之不笃，邪说之当正，则亦不知《六经》为何物，而但窃褒贬以绳世，则其视鲍与吴亦鲁、卫之人矣。
兵食论
民之初生，若禽兽然：穴居而野处，拾草木之实以为食。且又无爪牙以供搏噬，无羽毛以资翰蔽，其不为禽兽啖食者鲜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贵于物也，而反遗之食，则不如勿生，则其势自不得不假物以为用，而弓矢戈矛甲胄杰之设备矣。盖有此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食之急，故井田作；卫之急，故弓矢甲胄兴。是甲胄弓矢，所以代爪牙毛羽之用，以疾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也。民之得安其居者，不以是欤！
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为人上而使民食足兵足，则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
至于不得已犹宁死而不离者，则以上之兵食素足也。其曰“去食”“去兵”，非欲去也，不得已也。势既出于不得已，则为下者自不忍以其不得已之故，而遂不信于其上。而儒者反谓信重于兵食，则亦不达圣人立言之旨矣。然则兵之与食，果有二乎？曰：苟为无兵，食固不可得而有也，然而兵者死地也，其名恶，而非是则无以自卫，其实美也。美者难见，而恶则非其所欲闻。惟下之人不欲闻，以故上之人亦不肯以出之于口，况三令而五申之耶！是故无事而教之兵，则谓时方无事，而奈何其扰我也。其谁曰以佚道使我，虽劳不怨乎？有事而调之兵，则谓时方多事，而奈何其杀我也。其谁曰以生道杀我，虽死不怨杀者乎？凡此皆矫诬之语，不过欲以粉饰王道耳。不知王者以道化民，其又能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乎？要必有神而明之，使民宜之，不赏而自劝，不谋而同趋；嘿而成之，莫知其然：斯为圣人笃恭不显之至德矣。
夫三王之治，本于五帝，帝轩辕氏尚矣。轩辕氏之王也，七十战而有天下，杀蚩尤于涿鹿之野，战炎帝于阪泉之原，亦深苦卫生之难，而既竭心思以维之矣。以为民至愚也，而可以利诱；至神也，而不可以忠告。于是为之井而八分之，使民咸知上之养我也。然搜狩之礼不举，得无有伤吾之苗稼者乎？且何以祭田祖而告成岁也？是故四时有田，则四时有祭；四时有祭，则四时有猎。是猎也，所以田也，故其名曰田猎焉。是故国未尝有养兵之费，而家家收获禽之功；上之人未尝有治兵之名，而入人皆三驱之选，戈矛之利，甲胄之坚，不待上之与也。射疏及远，手轻足便，不待上之试也ˉ杀击刺，童而习之，白首而不相代，不待上之操也。此其视搏猛兽如搏田兔然，又何有于即戎乎？是故入相友而出相呼，疾病相视，患难相守，不得上之教以人伦也。折中矩而旋中规，坐作进退，无不如志，不待上之教以礼也。
欢欣宴乐，鼓舞不倦，不待耀之以族旗，宣之以金鼓，献俘授域而后乐心生也。分而为八家，布而为八阵；其中为中军，八首八尾，同力相应，不待示之以六书，经之以算法，而后分数明也。此皆六艺之术，上之所以卫民之生者，然而圣人初未尝教之以六艺也。文事武备，一齐具举，又何待庠序之设，孝弟之申，如孟氏画蛇添足之云乎？彼自十五岁以前，俱已熟试而闲习之矣，而实不知上之使也，以谓上者养我者也。至其家自为战，人自为兵，礼乐以明，人伦以兴，则至于今凡几千年矣而不知，而况当时之民欤！
至矣！圣人鼓舞万民之术也。盖可使之由者同井之田，而不可使之知者则六艺之精、孝弟忠信之行也。儒者不察，以谓圣人皆于农隙以讲武事。夫搜苗弥狩，四时皆田，安知田隙？
且自田耳，易尝以武名，易尝以武事讲耶？范仲淹乃谓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则已不知兵之急矣。张子厚复欲买田一方，自谓井田。则又不知井田为何事，而徒慕古以为名，抵益丑焉。商君知之，慨然请行，专务攻战，而决之以信赏必罚，非不顿令秦强，而车裂之惨，秦民莫哀。则以不可使知者而欲使之知，固不可也。故曰：“圣人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至哉深乎！历世宝之，太公望行之，管夷吾修之，柱下史明之。姬公而后，流而为儒，纷坛制作，务以明民，琐屑烦碎，信誓周章，而轩辕氏之政遂衰矣。
杂说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
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西厢》、《拜月》，何工之有！盖工莫工于《琵琶》矣。此高生者，固已殚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于既竭。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吾尝揽《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耶？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盖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其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西厢》、《拜月》，乃不如是。
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尔。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
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惜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风流一事耳，至比之张旭、张颠、羲之、献之而又过之。尧夫云：“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夫征诛揖让何等也；而以一杯一局觑之，至眇小矣。
呜呼！今古豪杰，大抵皆然。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此自至理，非干戏论。倘尔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书斋，独自无赖，试取《琴心》一弹再鼓，其无尽藏不可思议，工巧固可思也。呜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见之欤！
童心说
龙洞山农叙《西厢》未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
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易尝不读书哉！
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义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盖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
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有言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似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再。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长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