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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院长的戏路，甚至一举一动。所以演出时，大家尽量在有些动作上凑合周
信芳，向他靠近些。这样，才没有在演出中发生事故。
第十一章“文革”前后
最后一个角色
周信芳一生，演过近六百出戏，成功地创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所扮
演的最后一个角色，是现代戏中的人物——杨立贝。
京剧《杨立贝》是从同名越剧移植过来的。此剧通过杨立贝被地主逼得
家破人亡的故事，反映出农民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周信芳为了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特地筹划排
演《杨立贝》。这出戏的角色是这样分配的：周信芳演杨立贝，赵晓岚演杨
妻，刘斌昆演狗腿子，李桐森演地主，小三王桂卿演杨立贝之子，小毛剑秋
演杨立贝之女。角色分配好后，周信芳先后三次带领大家去观摩越剧《杨立
贝》。然后，再由许恩言执笔，将《杨立贝》由越剧改写成京剧。剧本写出
来后，周信芳又亲自作了修改。不久，正式开始排练。
在这以前，大家都知道周信芳曾演过时装戏，但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至于亲眼见过的人，则为数极少。因此，当大家得知周信芳决定亲自演现代
戏，一则感到新奇，都想看个究竟；二则也是着实有点为他担心。
大家知道，麒派表演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水袖、髯口功夫特别好。而杨立
贝这个角色，一无水袖，二无髯口，用什么来加强表演呢？再说，当时周信
芳已年届古稀，不能像李少春演《白毛女》中的杨白劳那样，做“僵尸”、
“抢背”之类难度较高的动作了。大家都怕周信芳唱砸了。
可是，一九六四年这出戏彩排时，周信芳却把杨立贝的人物形象塑造得
非常成功。大家都惊奇他说：“老院长的现代戏演得这么出色，真不愧为艺
术大师啊！”
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两场戏。一场戏是“诉榜”，这是全剧的高潮。地
主命狗腿子打死杨妻和她未满周岁的幼子，并逼走她的大儿子后，又放火烧
了杨家的房子。家破人亡的杨立贝，带着女儿到处告状，都碰了壁。最后，
父女俩一路讨饭，来到南京最高法院告“御状”。不料，又被轰了出来。于
是，杨立贝便在最高法院门口附近，向过路的行人诉冤，公开揭露地主的罪
行和衙门的黑暗。
这场戏，越剧是这样处理的：地上铺着一张状纸，杨立贝的女儿跪在状
纸的前面，悲戚地唱着冤情；杨立贝面向观众站着，低头抽泣。但周信芳的
处理却不同：杨立贝的背上挂了一张状纸，站在台上，背向观众；小毛剑秋
演的杨女，跪在他的身旁，容颜凄楚、声调悲凉地唱着大段二黄，诉说她家
的不幸遭遇。。
如果让一般的演员演杨立贝，这么长时间地背向观众站着，显然是不大
会有什么戏的。周信芳却不然，他既不是在小毛剑秋跪着演唱的同时，乱做
动作，夺她的戏；又不使人感到他低头干站着，似乎这个人物此时是多余的。
观众在台下看上去，通过杨立贝身后的状纸，以及他那微微颤动的背影，清
楚地感到杨立贝此时此地那种悲愤欲绝的心情，以及黑暗凄惨的环境气氛。
周信芳就这样长时间的背向观众站着，观众还常常专门为他鼓掌！有位老演
员看了，非常感慨他说：“像这样干站着，恐怕除了老院长，叫谁来演也不
行，不是夺戏就是没戏！”
还有一场“打庙”。杨立贝在离开家乡前，曾到一座破庙里拜求神灵，
保佑他打赢官司。可是，结果他非但状没告成，又死了女儿；如今只剩下他
孤身一人。杨立贝怀着极度悲痛而绝望的心情回到家乡。当他重新走进那座
破庙时，他把一腔怨愤全在这里发泄出来，甚至举起棍儿，打碎了菩萨的头，
砸破了地主捐献的“有求必应”的匾额。这场戏由周信芳独角表演。在进庙
之前，他又唱又舞，唱的是昆腔，舞蹈动作则是采用了《徐策跑城》、《扫
松下书》等戏中的步法，他把麒派的倒步、蹉步全用上了，不仅好看，而且
有分寸地刻画出这位几乎已被逼疯了的农民形象。。
大家看了，全都赞叹不已。
经过三次彩排后，上海京剧院决定同时派出《杨立贝》、《智取威虎山》
剧组去北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
就在剧组将要出发的前几天，京剧院接到上级通知：杨立贝是“富农”，
这出戏不准上演了。后来，有人告诉周信芳，这是江青、张春桥的意思。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周信芳是个很大的打击。解放十多年来，他曾搞
过《闯王进京》《义责王魁》等等许多新戏，都取得了成功；而他在《杨立
贝》这出反映旧社会农民悲惨命运的现代戏中，所倾注的心血就更多了，仅
仅排戏就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如今，竟莫名其妙地被“枪毙”了。
事实上，《杨立贝》初次彩排时，江青、张春桥曾亲临现场“审查”通
过。后来，江青等人决定要在周信芳身上开刀，所以才不让他再上舞台了。
就这样，周信芳一生中所排演的最后一出戏——《杨立贝》，被扼杀在
摇篮里了；他所创造的最后一个角色，终于没能跟广大观众见面。
“她是蓝苹”
江青对周信芳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原
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一九六四年的那次会面也不无关系。
那年春天，京剧《智取威虎山》在上海京剧院的大练功房里彩排。
周信芳准备前去观看。周夫人也想看看京剧现代戏是什么样子，因此也
要跟着去。周信芳虽然同意了，却跟她约定一条：“不管看了有什么想法和
意见，都不要当场提出来。”
那天，大练功房里坐满了人。除了本院的人外，还有上海市文化局的几
位领导人，以及兄弟剧团的主要演员等等。周信芳夫妇坐在第一排。
当戏演到杨子荣“深山问苦”一场时，忽然在后面的观众中引起一阵不
太大的骚动，许多人都回过头去观看。坐在周信芳身后的院党总支负责人凑
近他的身边说：“院长，江青同志来了！”
周夫人听了，好奇地回过头去观看，只见江青穿着西装，一边走一边笑
容可掬地朝两旁点着头。在庄重中带点矫揉造作的味道。当江青走近台前时，
周信芳起身迎了上去，与她握手寒喧。大概是江青已经看到周夫人了，周信
芳就介绍说：“我的内人今天也来了！”
周夫人也站起来同江青握手道：“我们已有好多年不见了！”
江青听了，脸色顿时一沉，接着淡淡一笑。随后，她就被一些领导人簇
拥着坐下看戏了。
戏散了回家后，周信芳埋怨妻子不该说那些话。可是，周夫人却辩解说：
“那有什么，她是蓝苹，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当过演员又怎么样呢？我们本
来是认识的，有什么好忌讳的！我不像你们有些当官的那样，看到有势的人
就拍马屁。我倒不信，就因为她现在有了这么个身分，所以连放出来的屁都
香的了。”
周信芳听到这里火了：“你在胡说，我会拍她马屁！你知道什么，我为
什么要对她表示尊重，还不是因为。。难道你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
这也许是周信芳夫妇间难得有过的一次口角吧！
一九六四年六月，周信芳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并在
开幕式上作了发言。
周恩来总理亲自提议，请周信芳担任大会顾问。
这次会演，实际上是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江青一伙插手会演，到处“摘
桃子”，窃取成果，周信芳对她却从不逢迎谄媚、低声下气；对她关于京剧
的许多胡言乱语，也没有买账。于是，江青对周信芳就恨之入骨了。到处散
布流言蜚语，说他历史不清楚；又说自己不愿同周信芳这样的人坐在一起。。
会演期间，周信芳曾经针对客观存在的保守思想，表示自己对京剧革命
的大力支持。他还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早年对此也作过一些尝试。不料
文章拿到张春桥那儿，这个“左”得吓人的“理论家”面孔一板，把文章往
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他说：“你也来抢头功！”这正好不打自招地道出了
他自己的目的。
那次大会上，江青粉墨登场，以“中央首长”的架势讲了话，并且已经
打出了批“文艺黑线专政”的棍子了。只是当时周信芳还没有觉察出这不祥
的预兆来。
山雨欲来
一九六五年，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江青一伙到上海来
搞什么“样板戏”了。他们在上海京剧院抓《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出
戏。
周信芳在“样板戏”方面，给江青提了不少意见。他不赞成在每出戏里
都给主要演员安排这么多大段唱腔。他说：“京戏的常例是‘千斤道白四两
唱’。像这样的大段唱工，在现有的演员中，有几个人能顶得下来？这样对
这些现代戏的普及能有好处吗？”同时，周信芳从京剧院院长的角度提出，
本院编排两出现代戏的排练时间过长，这样会影响剧团的收入，增加国家的
财政负担。
这些意见本来只是一些业务上的具体看法，可是却使江青更加怀恨在
心。
一九六五年夏天，江青急于跃登“京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宝座，不择
手段地贪天之功，为自己树碑立传。她让上海京剧院全部停下锣鼓。一年内，
靠国家补贴几十万，听任她胡作非为，单打一地加工《智取威虎山》。
这时，周信芳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在党总支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指责这
是“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
江青、张春桥知道后，非常恼火，叫人给梅兰芳、周信芳几十年的舞台
生活“排排队”，想要用数字来表明，他们劳碌一生，徒具虚名，贡献无几；
并企图借此反证，他们的所谓“十年磨一戏”，功劳卓著。
不料，排出来的“年谱”表明，周信芳从二十岁自编自演《英雄血泪图》
起，到六十五岁自编自演《义责王魁》为止，所创作，改编、整理、移植的
剧目，竟有二三百出之多，其中脍炙人口的名剧，就有几十个。
这铁一般的事实，对江青、张春桥一伙，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第一次受冲击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在《文
汇报》发表。文章以无限上纲的架势，把《海瑞罢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毒草。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
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
歌颂了海瑞的“刚正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令人注目
的是，在文中特地加了一句：“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
很明显，一场政治灾祸马上就要降临到《海瑞上疏》和周信芳的头上了！
姚文元的文章抛出不久，张春桥就跑到上海京剧院，借讨论《智取威虎
山》为名，当众抛出周信芳，说《海瑞上疏》中的雨伞是为民请命的“万民
伞。”一九六六年二月，张春桥又指使徐景贤在《解放日报》上抛出署名丁
学雷的文章《为谁效劳？》。这篇文章从立论、语气、架势、腔
调与姚文一般模样，如同一胎所生。在报纸的编者按中首先指出：“《海瑞
上疏》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文章则说《海瑞上疏》“尽
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
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又说，海瑞骂皇帝，就是
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站在向无产阶级进攻的
前头，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
党。文章还诬蔑《海瑞上疏》、《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
一起，联成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逆流。
又隔了三个月，张春桥等犹嫌丁学雷的文章火力不足，又以方泽生笔名
抛出了《必须继续批判》，发表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解
放日报》上。这篇文章“批判”的调子更高：“《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
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你们居心险恶，坚定不移地站在右倾
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利用《海瑞上疏》这样的武器，向党发起恶
毒的进攻。你们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掀起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篇文章公开点了周扬和周信芳的名字，说：“这
个戏就是在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副院长陶雄等人的精心计划之下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