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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少人知道，我和孝慈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蒋家特别照顾，但还是有人把孝慈日後在学术界的发展，从教授到东吴大学校长，以及我在“外交”领域里能相对地“一帆风顺”，完全说成是因为“他们是蒋经国的儿子”；不会有人相信直到经国先生逝世前，从未以父子关系和我们私下见过一次面、谈过一次话，更未给过我们只字片语。
事实上，也不曾有任何一位长辈或长官告诉我，有哪一件事、哪一个职务，是因为经国
先生的交代，而为我们进行的。
不藉特权觅仕途
一九七七年我从“驻美大使馆”调回台北，是仕途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五月在华盛顿知道“外交部”有意调我回部时，我曾犹豫要不要在外放不到四年就回部服务？如这次回“外交部”担任科长，以後的路又该怎麽走下去？是等几年後再外放？或就待在岛内发展？这一切的一切，像是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错一步都不行，只有靠自己思考、判断。
我曾告诉美伦，此刻我多麽希望从父亲那里能得到一些指引，但，我见不到他。
虽然一九七四年外派华盛顿，最後是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但一九七七年调回岛内的事，他则完全不知情。钱复先生最清楚这件事，正是他在每年例行访问华盛顿时，当面建议我回去接科长的，而且要快，他说，这个职位不能悬太久，是不等人的。经过深思，我毅然於那年秋天回到台北。
在职场上真正第一个提拔我的人，不是父亲，而是钱复先生，因为他，我才有机会出任“北美司科长”，然後一路升到“司长”。不过，从“司长”要调升“常务次长”时，却因为是“蒋经国的儿子”，反而遭遇到了阻力。
一九七七年十月，我从美国华盛顿调回“外交部”任科长，熬到“北美司长”，也超过九年。这期间我全力投入对美关系的处理，当时的“北美司”，甚至一度被媒体称为“天下第一司”。
在这一阶段，我之所以能比同侪有较快的发展，和钱复鼓励我於一九七八年参加“外交领事人员甲等特考”有关。该项考试过程激烈而冗长，包括着作审查和叁小时的口试。主持我口试的，是叶公超和沈昌焕两位“外交”耆老。同年同榜幸运过关的，还有宋楚瑜、黄秀日、胡为真等人。通过“甲特”，就得以从“荐任”改派“简任”，一下子缩短了在官僚体系里至少五到八年的时程。
擢升对父亲不妥？
一九八六年五月，“外交部”两位“常务次长”中有一位出缺，对我来说是迁升的机会。当时的“部长”朱抚松和“政次”丁懋时，都有意把我从做了叁年半并表现优异的“北美司司长”职位上直接擢升，但都不敢贸然向经国先生提这件事，只有旁敲侧击地向“外交部”老部长、时任“总统府” 书长的沈昌焕先生先试探一下，测一测水温。没想到沈昌焕当即有不同看法，认为这件事还是缓一缓，不要急。
过了几个月仍没有动静，我便设法透过秦孝仪去打听原委。过了几天，秦孝仪回 说，沈昌焕认为虽然我担任“北美司司长”多年，表现不恶，且略有知名度，但坊间最近有不少关於我是蒋经国儿子的传闻，党外杂志也时有报道，连孝武、孝勇两兄弟都听说了，所以，如果我出任“常次”，会因工作需要而经常陪同重要外宾晋见经国先生，就无可避免地会时常出现两人同时在电视上的镜头和画面，引起坊间更多议论，对经国先生来说，恐有不妥云云。
听到秦孝仪转述沈昌焕的顾虑，乍听之下，不是全无道理，心中也为之一寒，如果按照上述推论，只要父亲担任“总统”一天，我就无法出任“次长”或担负更重的责任了。
这次出任“次长”的机会，被活生生地挡了下来。秦孝仪要我忍耐，将这粒苦药吞下去。夜深时刻，回想到我和孝慈长年以来，逢事无不先为蒋家的困难考量，学会了忍气吞声；可是，谁又同情过我们的遭遇？蒋家有谁曾为外婆考量？曾为先母考量？或曾为我的妻儿考量？在升任“次长”这件事上，我期盼和争取的，无非是一个靠自己的实力，想进一步为祖国服务的机会。我不会轻易认命，我必须扭转情势。
秦孝仪间接递送关怀
长期辅佐经国先生的秦孝仪院长，在一九八○年前後和我及孝慈渐有互动，这是因为我在“外交部”的工作，逐渐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较多联系的关连。担任“北美司司长”时，举凡有重要的美国参众议员前往故宫参观，均会由我陪同，而每次秦院长都亲自接待，於是和他见面的频率就多了起来。在此之前，和他可说是素昧平生。
我对秦院长很尊敬，至今当面必称“孝公”，他对我也很爱护。孝公早年追随“老总统”，後来更辅佐经国先生。他曾私下跟我说，能和蒋家叁代维持难得的关系，算是可贵的机缘。後来秦院长经常邀我和美伦到故宫小叙，每次也都会邀约孝慈和申德同往。秦院长年高德绍，又和层峰来往密切，他的嘘寒问暖，让我们可以间接感受到一些来自蒋家的温暖。我不知道他这麽做，是否来自父亲的授意或暗示？
秦院长民国十一年生，长我二十一岁，由於他的体态和举止，比他实际年龄看来还要大些，我们把他也当成父执辈的长者，对他说的建议，我们都充分尊重。
这次发生“蒋家身份”阻碍仕途的事，在以往只有去找王升想办法，但他於一九八七年就因功高震主被下放到离台湾最远的巴拉圭担任“大使”，直到经国先生过世两年後，一九九一年才奉调返岛。那段时间里可以谈上话和帮上忙的，仅剩下秦院长了。
知道沈昌焕对我出任“次长”有意见後，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做法来解套。
我去见秦孝仪并告诉他，设若我担任“常次”，可以把“外交部”叁位“次长”的业务分工重作调整，我可以不主管北美业务，并承诺在日後所主管区域内的任何重要外宾“晋见总统”时，都不由我陪见，改由“政次”丁懋时或另一位“常次”前往。多年来丁懋时虽不多言，但对我的境遇十分了解，也曾暗中施以援手。秦孝仪把我的想法和丁懋时商量後，认为可行，於是由秦院长来进行。以他数十年在官邸里磨练出来的老谋深算，终能把我遭遇到事业上的第一个瓶颈打破。他告诉我，他伺机私下向经国先生做了非常婉转的陈述才获得首肯。然後他再把经国先生的决定转告沈昌焕，沈昌焕也就不能再说什麽了。
很多人以为有蒋家的背景真好，在工作上必定飞黄腾达。但是，从我大学毕业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父亲不曾提拔过我一次，这次升任“次长”的波折就说明了一切。
外放美国受阻挠
其实，早在一九七叁年底，距离当时十四年之前，我就遭遇到强烈的干扰。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从“欧洲司”二科调到“常务次长”陈雄飞办公室担任机要 书。当时和我同一个办公室担任“部次长”机要的，还有张炳南、吴子丹和乌元彦等人。在 书处的工作时间不仅很长，性质和内容也繁重，却是磨练的机会，至少对“外交部”各个司处的业务，能有较为广面和整体性的认识。一般来说，担任过“部次长”机要的，日後外放的
地点都会是比较热门的美国或日本。我也不例外，在一九七叁年十二月接到部令，外放到许多年轻“外交官”梦寐以求的美国旧金山，出任“总领事馆副领事”。
拿到这张部令，我心中的喜悦非比寻常。它不仅代表了多年的打 总算有了结果、早在高中即立志要以“外交救国”的美梦逐步成真、从小答应外婆要争气的支票逐渐兑现了，也代表靠自己的才智而非家庭关系，可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竞争激烈和公平的环境中，成功地迈出“外交”生涯上美好的第一步。
自己打 到手的！
那天一下班，我急着回家告诉美伦这个好消息。她也十分兴奋，因为她知道做“外交官”，是我多年宿愿。结婚前追求她的时候，我刚考进“外交部”不久，曾向她夸下海口，我会做一个出色的“外交官”，要她嫁给我，她会是我工作上最好的帮手和伴侣。到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出任“副领事”，虽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官位，已令我深感骄傲，在心中的一个角落，听到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在说：“你比许多只依赖家庭背景和财富来创业的人强多了，你的第一张派令，是自己打 到手的！”其中的喜悦和甜美，只能和美伦分享，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
当天晚上我很高兴地打电话给王升和宋时选，转告他们这个好消息。但是在电话中，他们显得有点意外，他们不晓得我怎麽会这麽快就外放，仍向我表示恭喜。电话中我特别请王升向父亲转报这件事，同时，我提出想在出国前和父亲见面的请求。
那时我和美伦带着女儿蕙兰，一家叁口租住在新生南路叁段龙安国小对面的巷子里，是一幢四楼公寓的二楼，收到部令时，正好租约到期，我们决定不再续约；正巧同一办公室的乌元彦在连云街的公寓暂时空着，可以让我们借住两、叁个礼拜，我和妻小就搬了进去，做好外放的准备，包括零碎东西的采购，从日用品到碗盘都需购置，衬衫西装也都要订制，另外抽空接受同仁的欢送，忙得不亦乐乎。机票也订好，治装费也领了，一切就绪後，在喜乐中等着启程。
宋时选传达“上面”之意
当我们搬进连云街公寓两个礼拜後，宋时选表哥突然来访，一进门就很客气、委婉地说：“我已经向‘上面’报告了你外放的事，他很高兴；但是‘上面’不太放心，认为旧金山的侨界太复杂，最好不要去，继续留在‘外交部’工作就可以了，不必急着出去，在这里照样可以升迁。你条件这麽好，到时候会帮你忙，慢慢做，该升科长时，就可以升科长，在台北方便多了，比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我负责另外替你们租个公寓安定下来。‘上面’是为你好，虽然你已做了出去准备，还来得及调整；至於‘外交部’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们找个理由和沈部长说一下就可以了。希望你打消去美国的意念”
听完宋时选一连串的陈述，我真是大吃一惊，但我只笑笑说：“表哥，这怎麽可能，我都准备妥当。机票买了，可以退，但是我做‘外交官’的主意是不会变的；我只求和平常人一样就好，我从不期盼有什麽特殊的安排，现在我能正常发展，反而要来阻挠我，这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上面’在顾虑什麽？如果我连美国都不能去，我以後还能到哪个国家去当‘外交官’？如果我没有外放的经验，我又怎麽可能留在外交界？请让我和一般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做事，这是我最低的要求，也是我最高的期望了。拜托表哥尽快向‘上面’反应，帮忙替我说说话，同意我去上任。”
那段时间，每和宋时选谈到父亲时，他都以“上面”来称呼，偶尔会说“经国先生”；但王升和我们谈话中，则很自然地说“父亲”如何如何，让我和孝慈听在耳里，好受多了。
王升奉命劝退
从大二开始，每隔一段时间王升会邀我和孝慈到他在和平东路的家去吃吃饭，我们叫王升夫人熊慧英女士为“王伯母”，因为我们一直喊王升为“王老伯”。这种称呼其实不妥，因为他比经国先生还小七岁。有一次他要我和孝慈改口，不要叫他“老伯”，他说父亲是他的老师，要我们以“师兄弟”互称，我们忙说怎麽敢当，後来就一直没改口，直到今天还是称他为“老伯”。每次到王升家吃饭等於是打牙祭，都是由王伯母亲自下厨。当我和孝慈从美国回台後，几乎每年生日，都是在王家过的，除了他外放巴拉圭那八年期间中断，没有一年例外。所以每年元宵节前，就会接到追随王升数十年忠心耿耿的参谋王耀华电话提醒我们前往。
王升几十年来对我们的用心，很令我们感激，他多少在心理上想分担一些父亲无法养育我们的自责，也似乎在设法弥补母亲猝然过世所造成的遗憾。外面传说，我和孝慈是王升受父亲之托，把我们放在他家从小带到大，则绝非事实，我们从未在王家住过一晚。王升和宋时选应当是奉令负责照料我们生活，包括把费用送到新竹，交给外婆或二舅 若。直到大学毕业，成年之後，孝慈和我与王升之间才有直接来往。长期他扮演长辈角色，我们对他的意见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