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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怒气，使这种愿意母亲死掉的想法更为强化了。
马西娅为自己这种想法而感到十分内疚，便把这想法摒弃，并把躯壳还给了西碧尔。西碧尔并不知道马西娅有小盒会长大的胡思乱想。
17。威拉德
威尔伯医生独自一人反复思考多塞特这一病例时，一次又一次地回顾了一个孩子被虐待、被污辱、被剥夺了正常的童年生活，并为了生存下去这个最荒谬的原因而被赶入精神性神经病的境地的怪异家世。但所有的事实根据，都出自一个来源——西碧尔及其化身。威尔伯医生明白，必须有其他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
那位母亲早已去世。除了患者本人以外，显然只有父亲是唯一的人证。将近三年的心理分析也只能靠他来核实。因此，在1957年4月，医生在仔细地探索了母女关系以后，决定把威拉德·多塞特引进病例调查。西碧尔写信要他来纽约。
如果这里是司法的法庭而不是人类感情的法庭，威尔伯医生和西碧尔对于把七十四岁的威拉德·多塞特从他居住的底特律（还在那里高兴地再次结婚并继续工作）请到纽约来这件事都会比较乐观。但威拉德同他女儿和医生的关系已经紧张，恐怕不会肯来。
威拉德早已讲清：西碧尔已经三十四岁，不应再由他来供养了。其实，在她来纽约快到两年把钱用完的当口，他曾同意替她支付生活费用，使她能继续治疗。这里要补充一句，她来纽约一年后把心理分析的事情告诉了他。
医生认为这种经济资助是还债，是父亲替他那奋力通过心理分析而恢复健康的女儿还债。他对她的资助是吝啬的，不定期的。但在她这个生活阶段，她没有存款，没有固定职业。她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偶尔卖几幅自己的画，做家庭教师，间断地在韦斯特恰斯特医院担任美术治疗学家的半日工作。医生还认为威拉德·多塞特之所以负有义务，是因为他花掉了女儿的钱。他卖掉了西碧尔的钢琴、卧室家具和几幅画而没有征得她的同意，也没有把售出的钱给她。他甚至要她支付她母亲葬礼费用的一半。有一次，威拉德没有寄来西碧尔一个月的生活费，这种情况在西碧尔读大学本科时也曾发生过，这使医生对威拉德愈发反感。她父亲没有寄来支票，又不许她借钱，迫使她每天吃两餐饼干和桔汁，这样一直延续了五个星期。
当今和过去的几次插曲，使西碧尔感到她父亲给她钱是迫于压力或出于一种责任感，而非出自对她的关怀。威尔伯注意到西碧尔的沮丧，便写信给威拉德·多塞特，告诉他这种拖欠使他女儿极度痛苦，很难再忍受了。他回信说他很忙，不可能时时记住细节。甚至付不出医生的治疗费也没有使他操心。维基曾讲他说过：“威尔伯医生有钱，让她承担吧。”
1957年的威拉德·多塞特，显然同那位在心理分析中早已出现的父亲是同一个人——全神贯注于绘图桌，被钻床的噪声所包围。
“维基，”医生问道，“难道多塞特先生从来没有看到多塞特夫人对西碧尔所施加的暴行么？”
“他会问西碧尔：‘你的胳膊怎么回事？’或‘你的腿是怎么回事？’”维基答道，“然后只是耸了耸肩膀就走出去了。”
西碧尔写给威拉德的信刚刚寄出不久，她就在邮箱中发现了他的来信。她害怕在自己一个人在家时读它，因为他有几封信曾使她变成另一个人（这是大夫的说法）或使她“晕了过去”（这是西碧尔自己的说法，沿用至今），她等到特迪·里夫斯回家后才拆开信封。
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西碧尔：
弗里达提醒我：该写信给西碧尔了。弗里达愈来愈象我们多塞特一家 的人啦。她告诉我好几次，说她的日子挺舒心。依我看，她多少是自得 其乐吧。看到她如此快乐，我很高兴。我们在昨天收到你表示欢迎我去 纽约的信。我们每次收到你的来信时总是十分高兴，希望你这个学期不 会太忙，不会在学习上过于困难。希望你在考试中一直顺利。哈哈！
我的工作进展得不错。天气很冷。每星期在家呆上两天①挺好。但 我为我仍能工作和赚钱而高兴。明年的工作看来还不少哩。弗里达仍喜 欢她的工作。社会安全费涨了7％，所以我现在拿到的社会安全费也多了。 我现在每月能得104美元，大有帮助啊。幸亏我加入了社会安全。这是多 年以前的事了。我老啦，我不再看电视上的“莱西②”，而且现在就得 上床睡觉。早睡早起嘛。没有什么新闻。那就再见吧。
写自你的爸爸 威拉德
西碧尔觉得其中没有什么令人烦恼的事。她只能咧嘴笑着接受她父亲眼下全神贯注于弗里达和他自己的现状。她只能茫然地觉察他之所以强调社会安全费是拐弯抹角地提醒她：他不是一个洛克菲勒③。他有自己的房子和另外三处房地产，有大量银行存款，目前还有很好的收入，加上弗里达的工资。但他居然要西碧尔相信他那社会安全费的微薄收入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对他第一次用“威拉德”来签名，她只能报以苦笑。他突然地如此不拘礼节，摆出了亲密友好的姿态。
此刻，西碧尔还能自持。心理分析才做了不到三年半时间，她就能做到这一点，表明她正逐渐成熟，能够承受现在这种处境。要是在过去，这种处境早就引起人格的分裂，某个化身早已出现了。
弗里达·多塞特翘着鼻子，如同食肉猛禽那角质的大喙，拍翅飞进她丈夫的店铺。这是在底特律近郊他们那座舒适的大房子的地下室。这位妻子一言不发地递给丈夫一封信。高跟鞋一阵克嗒声，她就走了。
十分钟后，高跟鞋又克嗒着回到这间房间。为要压倒钻床的噪音，弗里达尖声说起话来。一字一顿。“那封信，是她写的吗？”弗里达薄薄的嘴唇微微撇着，身躯也在微微颤抖，不过不易为人察觉。“它使你烦心，我看得出来。”
威拉德耸了耸肩说：“我们明天再谈吧。”
“她说些什么？”嗓音更尖了。
弗里达·多塞特不喜欢女人，对她丈夫的女儿也不例外，尤其因为西碧尔是一个威胁。嫁给威拉德以后，五十七岁的弗里达才初次体验到真正的欢乐。她不愿受到他女儿的干扰，无论是想象中的干扰还是现实的干扰都不行。
弗里达的父母过于热心，在她才十四岁的时候就把她嫁给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十六岁时，她生下一个儿子。他的前夫，卡尔·奥伯梅耶，是威拉德教堂的搬运工，但卡尔未曾感动④过她，而她对结婚和生育都感到手足无措。卡尔活到三十八岁上，死于心脏病发作。此后，她有过一连串风流韵事，并担任了簿记员的职务，自食其力地养活自己和孩子。她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远胜于她的文化水平，并为之不胜恚恨。在丈夫死后，她开始不断自学。
靠个人奋斗起来的弗里达，还“赢得”⑤了威拉德，有人说是为了钱，有人说是为了爱情。他俩在旧金山相遇，时间是1949年，但拖到1956年才结婚。他搬迁到底特律，她也随之搬迁，搬到他隔壁的公寓。为他做饭，洗衣、在他生病时照看他。威拉德在旧金山时曾告诉西碧尔自己不打算再婚，而且不会同弗里达结婚，尽管她是个好伴侣。但后来他写信给远在纽约的西碧尔说他改变了主意。他解释说：“我看我得同弗里达结婚，因为她老到我公寓来，别人会有闲话。”
弗里达有点忸忸怩怩，但寸步不让。“威拉德，西碧尔有病，而你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健康人。你得把自己放在首位。”弗里达把手滑进威拉德的掌心。“答应我，别让她干扰你的幸福。”
“我们的幸福，”他深思着，说话很慢。他从椅子中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但我爱我的女儿，我总想做一个好爸爸。”
“我觉得你太过份了。”弗里达决断地说，“而她却没有想做一个好闺女。”
“她是一个天才，弗里达，一个才华横溢的姑娘，”他深信不疑地说，“别的方面怎么样都无所谓。”
“那么，她为什么不跟别人一样谋取一个职务呢？她为什么不结婚呢？如果她让我同她接近，我会给她找一个男人。她为什么不穿高跟鞋？为什么手上戴一个男表？我真想给她抹口红，剪短她的衣服，替她卷头发。”
“那个大夫，那个大夫。”威拉德咕哝着，“不过时间长不了啦。我期待着西碧尔很快好起来，走自己的路。”
“她信上说些什么？”弗里达还是不让步。
一阵难堪的沉默。“我可能得去纽约。看吧，”威拉德渐渐软化，说得很慢。“唔，我再不睡觉，明晨就起不来啦。”
威拉德·多塞特有五英尺十一英寸高，议表党堂。他身子挺得笔直，面貌很吸引人，骨骼也很匀称。他的头发白色而又纤细，略带透明，虽然年老，脱发却不多。他那充满自信的脸保留着健康的青春话力。他的牙齿洁白，一颗未掉。他从来不吃肉，不饮酒，因而始终保持体形，体重与他脱离大学时相差无几。他的嗓音低沉而温柔。他从不与人争论，即使别人同他争执也对他不起作用，因为他深信感情冲动有罪。他又长又细的手指很有表达力，这与他的冷谈态度颇不协调。他的翘鼻子同西碧尔的一模一样，这是多塞特家族的标记。
他的手指是他敏感的、艺术家素质的外在标志。这种素质在各种各样的美学爱好中找到了建筑这个宣泄口，并在建造一座远胜于其竞争对手的漂亮房子中表现得一览无遗。在学院念书时，他攻读朗诵和歌唱艺术。在威洛·科纳斯，他是教堂唱诗班的和城镇无伴奏男声重唱俱乐部的男高音，组织过极其优秀的男声四重唱，他弹奏吉他时采用西班牙技法⑥，而且对古典音乐迷恋得要死，尽管他的教会反对世俗的东西，他却在爱迪生的唱机初见于市场时就买了一台。他对经济学也有兴趣，具有一种真正的公众责任感，在他所居住的所有的镇城里都受到极大的尊敬。而他手底下的人简直是崇拜他了。
威拉德在工作中是一个至善论者，想把工作搞得尽善尽美，不只是为了工作本身，而且因为他深信别人看到他那完美无缺的手艺时就会赞美上帝。看过他的手艺的人，跟他一见面就尊敬地跟他打招呼。走在街上，他经常听到人们敬畏的私语：“这就是威拉德·多塞特。”这使他又高兴又觉得有趣。哈哈，他心中想道，我虽是多塞特一家的人，但自有主见，若不是在威洛·科纳斯呆了五十多年，我还会大有作为。他后来遇见受过高等教育的、见过世面的、有才华的人时，他已处于全盛时期。
他一方面追求尽善尽美，一丝不苟，但也不免吹毛求疵。他对细节的过分专注常常影响了人际关系。“你不能说什么比较大的一半，”他对西碧尔说，“说一半，就是一半。怎么可能既是一半又比较大呢？”他还囿于多年的习惯。他二十年来的午餐始终是二块夹炒鸡蛋的三明治和一块苹果馅饼。
威拉德聪明过人，也比一般人更为天真，更受约束。他是一个朴素环境中的聪明人；一个因海蒂的侄子乔耶胆敢在他家里吸烟而被吓坏的人；一个对陈旧的名言顶礼膜拜的人。他在女儿的纪念册上写道：“真实、正直、仁慈、纯洁和节欲，是杰出人物最伟大的品德。”事实上，他的心灵是人道主义旨趣和清教主义僵化的奇怪的混合物。他的清教主义是威洛·科纳斯、教会、维多利亚时代和对喧闹的二十年代的过度反应组成的大杂烩。他把二十年代看作道德沦丧的标志和世界末日的征兆。
作为一个虔信宗教的人，他严守原教旨主义信仰的教条，而且在读圣经时只是咬文嚼字（与其他更为迷信的教会成员都不同，比如，与韦伯牧师就不一样），他过于认真地相信教堂有关世界末日的劝诫，甚至把他的一生部放在世界末日的前夕的危急状态下度过。教会本身以及威洛·科纳斯的愚昧无知的聚会，使他十分烦恼，他依然在教条上咬文嚼字，但脱离了教会活动达十四年之久。
也许逃离教会也就是逃离他父亲——一个好战而粗鲁的六英尺巨人，五官巨大，蓄着山羊胡子。他在年轻时代是一个摔跤运动员，后来在教会找到了自己的愤怒和敌意的特制宣泄口。威拉德的父亲，奥布里·多塞特，是阿诺德和特里萨的儿子。这对夫妇是以分得土地的定居移民的身份来到威洛·科纳斯的。他俩的孩子，除奥布里以外，还有托马斯、伊曼纽尔、弗雷德里克和特里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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