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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晚我从她房里回自己房间睡觉，第二天放学回家，她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写同一篇文章，就像是一个作家，其实，更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看到她被自己的文章感动而脸上绽放着喜悦的光芒时，我真为她高兴，我为她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而高兴。
妈妈的文章就跟她人一样，那么真，从她的文章里，相信读者也会跟我一样地了解她，接近她。
邢嘉倩
一个清晨我背着书包到楼下吃早点，经过妈妈的房间，看见房门底下透出一道光线，我好奇地推开门，见到妈妈背着我坐在梳妆台前，她左手捂着头，右手拿着笔，那支笔在她手中转来转去。镜子里，她眉头微皱，正在努力地思考着。我问妈妈：“你怎么还不睡觉啊？”妈妈摸着我的头说：“我要出书了。”我听了之后十分开心，真为妈妈感到自豪。
邢爱林
妈妈在写毛笔字，我也在旁边写，我写：“天有云，地有花，红红的花，白白的云。”我妈忽然说：“这是一首诗呢！是你自己想的吗？”我吓了一大跳。点点头，本来后面还要写“我爱花，我也爱云”，被她一吓我就不写了。但是以后我就常常写字在妈妈的镜子上。
邢言爱
写作出书从来不在我的意料之中，也是我不敢做的美梦，正如拍电影。
如果不是黄霑，如果不是马家辉，我不会有勇气走出第一步。
黄霑临走前两个月跟我邀稿写专栏，我没敢答应。他走后，为了追忆他，我写了第一篇文章《沧海一声笑》。黄霑追思会那天马家辉帮我刊登在《明报》“世纪版”。许多朋友看了鼓励我，支持我，增加了我的信心和兴趣，从此有了第二篇、第三篇乃至第五十篇。在黄霑追思会的前两天，我坐在梳妆台前，拿出稿纸和笔，一下笔就没停过，如有神助地写了两千多字，仿佛是黄霑带着我写。到了天亮，我打电话给家辉，问他愿不愿意登我的文章，他看完回了个电话：“明天就登，一字不改。”
马家辉是我的伯乐。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要求我写专栏。不知道他是真的认为我能写文章，还是以为明星写什么都有人看，也不知道他是真认为我写得好还是懒得改，有时候被我逼急了，也会给我点意见。当初如果知道他不会好好改我的文字，我一定没胆子公开，那么我的文章就只能放在我书房的抽屉里了。
为什么会写第二篇《戏里戏外都是戏》？因为杨凡的好朋友正要发行邵氏公司的旧作《金玉良缘红楼梦》，杨凡催了好几次，要我写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
在写第三篇《小花》那段时间，正处于港台新闻媒体对我无中生有蜚短流长的报道中。见了柬埔寨吴哥窟石缝里的小花，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于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感受。
第四篇《牵手》原名《父亲》，是在跌跌撞撞满身淤紫的情况下写出来的。那时候父亲刚过世，我整个人就像一摊烂泥，东倒西歪的，整天拿着笔和几张纸，一心想把我和父亲的情感记录下来。
第五篇《华丽而温暖的城市》是为马家辉的书《爱恋无声》写的序。在写作圈还是幼儿园阶段的我，要为博士写序文，真是难为了我。那段时间父亲刚离世，我带着哀伤的心情到美国洛杉矶安葬老父。因为一早答应了家辉，不好推，交稿又有期限，只有带着还未集结成书的稿件在飞机上一张一张地阅读。因为情绪尚未从伤痛中回复，经常是拿着笔对着稿纸半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才深深体会到以写作为职业的人，那种被催稿的心情。当时心想，还好我不是靠笔吃饭，因为那写不出东西又要准时交稿的煎熬，实在太痛苦了。
第十一篇《有生命的颜色》是给金圣华教授的翻译诗集《彩梦世界》写的序。金圣华是我的缪斯，她很鼓励我写文章，常常给我打气。每次见她以前，我总想挤出一篇文章，一方面是不想辜负她，另一方面也想听听她的意见。在和她谈话的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她的一句话，触动了我的灵感而完成一篇文章。从我的第三篇《小花》开始，她就成了我的把关师父，每篇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必定是她。我可以从她的声音中感觉到文章的好坏，她总是用那清柔悦耳得像小女孩雀跃的声音说：“青霞啊！好棒噢！你好会写！”我也总是兴奋地呵呵笑：“真的？真的？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好高兴噢！”接着：“不过有几个字你要注意。”有时候她会说：“这篇完全不用改。”就这样她带着我一路走上写作这条路。五年前我们到又一城商场逛书店，她指着书架上的书说：“青霞，你想象一下，几年后你的书就会放在这书架上。”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本书如果可以出版的话，她绝对是我的推手。
在学校上写作课的时候，老师总是教我们写作要有起、承、转、合。我写文章经常是想了个头，就一路顺着往下写，写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收尾，只好写个圆满大结局，但总觉得没什么新意，经常为此而苦恼。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的时候，认识了散文大师董桥，我借此机会好好地向他讨教一番，他说得潇洒：“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有大师的一句话，我轻松多了。《重看〈东邪西毒〉》之后，每篇文章都得先过了金圣华那关才敢拿给董桥看。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我文章里的逗点、句点、惊叹号、问号……在他的调度和修改之下，就更加地鲜活了。
龙应台在辛苦耕耘她的大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时候，还抽空在四季酒店的咖啡座给我私人上了一堂课。她很快地翻阅了几篇我的文章，然后简单地赠了我几句：“不要写‘我觉得’、不要教训人、不要太客气地写我很荣幸我很庆幸这一类的话。写文章有些‘我’字是不需要的。要像雕塑一样，把不必要的多余的字都删掉。”这些话我都铭记在心，谢谢应台。
林燕妮说得好：“文章是脑子在演戏。”我在想，戏是我的文章，摄影机是我的笔，导演是我的脑子。我的写作过程不过是换一种形式演戏罢了。现在人都喜欢用电脑写字，我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写不好就把稿纸搓成一团往地上丢，丢得满地一球一球的，感觉就像以前电影里的穷作家，很有戏。
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经过梳妆台，突然想到什么，怕一会儿忘记，马上伏在桌上写，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失笑，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耳朵上的钻石耳环正摇晃着，低头一看，一条蓝色丝质褶子裙，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时钟指着六点半，正是女儿起身吃早点的时候，赶忙下楼陪女儿。两个女儿见了我，一点也不惊讶，只淡淡地说：“妈，你又在写文章啊？”
人说写作是一条寂寞的路，在这条路上我有杨凡，他在我还没正式开始写作之前送了我一大堆稿纸，先帮我铺好了写作之路。我有施南生，她为了鼓励我写作破费送了我一套名作家限量版的MONTBLANC笔，让我开开心心地走上写作之路。我有远在洛杉矶的唐书璇、旧金山的幸丹妮，他们在香港的午夜，那边的早晨时刻跟我隔空讨论文章。我有陶敏明、林美枝、黄秀如沿途的支持和鼓励，一点也不感寂寞。每当写出一篇感动自己又感动朋友的文章，那种快感是再怎么辛苦都值得的。
十七岁踏入影圈，至今的三十九个年头里，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篇有关我的文章，有的有根据，有的却完全是虚构。这是唯一的一本林青霞写林青霞的书。这本书，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写出我最真的感受，希望和你分享。
在此我衷心地感激金圣华、董桥、马家辉、感谢琼瑶姊和蒋勋老师在百忙中抽空为我写序，感谢张叔平帮我设计这本精美的书，感谢所有鼓励我、支持我的朋友，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林青霞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多年之后再看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仿佛视线模糊了，看到的竟是“窗外”后面的生活片段和“窗外”之后的人生。
那年我十七，就读台北县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级，同学们都在准备大专联考。台湾就那几所大学，人人都想挤进大学之门，功课不尽如理想的我，常感焦虑和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注定要走上电影这条路。
高中快毕业那年，我和李文韵、袁海伦两位同学走在当时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头，经过天桥前“西瓜大王”冰果室（那时候学生们都约在这儿见面）门前，听见后面两位中年男子正在谈论拍戏的事，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结果那两位男士就跟着我们，吓得我一路从“西瓜大王”跑上天桥。一位男子抓着跑得较慢的李文韵，说他没有恶意，只是想找我拍戏。当时我又瘦又小（还不到一百磅），心想他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他们想请我们喝咖啡，我们不肯，请我们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也不答应。直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坏人？”他没辙，只好留下名片，请我们打电话给他，名片上写着杨烈。因为还在上学，回家后当然没有回电话。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考上大学，白天没做事，晚上就到台北车站对面的补习班上课。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张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装店，拿订做好的蓝白花纹喇叭裤。走到街角转弯处，有位矮胖、大肚子、突眼睛的男人，撞了张俐仁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电影，回头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可以。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这个人叫杨琦。
有一天，张俐仁到我家，两个人无聊，偷偷跑到附近的杂货店门口打公共电话给杨琦。互相推托了一阵，最后决定由我来打，我战战兢兢的。找到杨先生，他说：“你再找四个同学，你们六个人，有一场戏是你们六个美女穿着功夫装，在游泳池边练功夫，大家打打闹闹就掉到池子里，然后你们爬上来，于是若隐若现地看到你们的身材。”
我马上要挂电话，连说：“不演！不演！”他说：“那你要演什么角色？”我说：“我们刚高中毕业只能演学生。”他说：“有一部学生电影正在招考新人。”于是我留下了电话号码，等他有消息再打给我们。过一阵子接到他的电话，约我和张俐仁到咖啡馆，他帮我们填了履历表，带我们到八十年代电影公司。记得当时我穿的是紫色的棉质上衣喇叭长袖，胸口绣着四个大大的白色英文字母LOVE，下着白色喇叭长裤，脚踩当时流行的松糕鞋。张俐仁则穿一条白色热裤和六吋松糕鞋。办公室里有导演宋存寿、郁正春，还有一位谢重谋副导演，他们要我们脱了鞋站起来比高矮。临走时和我们约了试镜的日期。
我们家是传统的山东人家庭，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圈。爸爸、妈妈、哥哥都反对，只有妹妹支持我。母亲为此卧病在床三日不起，于是我打消这个念头。
到了试镜那天，张俐仁要我陪她去。植物园里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试，导演要求我也顺便试一下，当时用的是八厘米黑白无声录像机拍摄。过没多久杨琦到家里来，说是导演选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惊讶地说：“怎么可能让我做女主角？我以为只是演同学甲乙。”
父母为了保护我，坚决不让他们的女儿走入复杂的电影圈。我对拍电影充满了好奇心，怎么也不肯放弃。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甚至拿当年最红的女星林黛和乐蒂做例子，她说：“最红的明星到头来也是以自杀收场，你又何苦……”电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里来都被赶走，最后来了位山东的国大代表。见了老乡三分亲，加上我再三保证，进了娱乐圈一定洁身自爱，母亲才勉强答应陪我到电影公司见导演。记得那天，母亲拿着剧本把所有接吻戏都打了叉，导演连哄带骗地说：“可以借位。”母亲要了《窗外》里演我父母的曹健、钱璐家地址，出了电影公司的门就直奔他们家按门铃。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佣人说他们不在家。我和母亲在门口从下午一直等到黄昏，他们夫妇俩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而开了门。母亲经他们再三保证宋存寿导演是电影圈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这才放心带我回家。
一九七二年夏，郁正春导演带着两份合约到我三重市光明路二零二号的家。一人一份，因为还未成年，母亲代我签了生命中第一张合约，片酬新台币一万元，分四次给。
签完约当天，我就和张俐仁到西门町逛委托行（当时没有名牌衣服，委托行卖的是国外进口的高级服装，非常昂贵）。张俐仁发现有一对穿着时髦的男女，一直在打量我们，她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星探，果然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