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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咚！”门打开了，昏黄的灯光下，书生显然已经心力交瘁，见到我即刻露出灿烂的笑容，透着满室的书香，高兴地给了我一个满怀的拥抱。
我环顾书房，室中央放着一个大画架，架板上架着厚厚的一叠像麻将纸般大小的纸张，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和线条，朦胧看见是“俘虏营”、“解放军”、“长春”、“满洲国”、“留越国军”等等字眼。左边长桌上放满了书。我走向窗前，窗外一片漆黑，一座座山深得见不着影，却偶然看见被月光照亮的浓叶在风中起舞，我冲口而出：“这里好聊斋噢！”书生忙摇手认真地说：“你不要吓我！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把墙边的小圆桌拉开，饭菜摆上，我陪着她吃，碗筷不够，她请小秘书到楼下已打烊的餐厅去借。
她碗筷都拿不稳。我想她大概是饿了，又可能是写作体力透支，我赶紧帮她夹菜，她这才定下来吃饭。刚缓过气来，她说：“青霞，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话说古时候有一位书生到海边散步，见到沙滩上有个活的蚌壳，快被太阳晒干了，便顺手拾起往海里丢去。过了几天，书生发现每天晚上家里都有丰富的饭菜摆着，觉得奇怪。有一天晚上，门外有轻轻的敲门声，书生打开门见到一名美女，美女说她就是那天书生丢入海里的蚌壳。”
“哈！哈！哈！……”书房里充满着两人清脆的笑声。
古时候的书生十年寒窗苦读，为的是想高中状元。我这位二十一世纪书生朋友，为了著作一本具有时代历史意义的书，上山、下海、大陆、港、台三地奔波，还要跟时间竞赛，采访生在上世纪初、身历中日交战、国共内战而幸存无几的历史见证人。
在写作方面她是翘楚，在生活方面却是白痴。写起文章没日没夜，衣、食、住却全不花心思。她认为作家不可以太享受，所以没请佣人。你绝对想象不到一个经常要查书看资料写作的作家，家里灯泡竟然旧得昏黄而不够光度。有一阵子教授宿舍里发现有臭虫，书生大惊失色，我请小秘书派除虫专家去杀虫，书生安心了，又很“学术”地说，“这是全球化的结果，美国德国的臭虫都在以几何倍数增加呢。”还好书生巧遇蚌壳精，灯泡不敢不亮，臭虫也没法久留。
有一天陪书生买上台演讲的衣服，我走在她身后，见她穿着几年前我送给她的那条米白七分裤，很是开心，忽然发现裤腿后面交织绑着的绳带，右裤腿绑得好好的，左裤腿两排空空的小洞眼，绳带不见了。也没好意思提醒她，心想她自己会发现。没想到第二天出来吃饭，她又穿了那条裤子（后来在杂志上见她接受访问时也穿同样的裤子。可能那时候已经是一边有绳带一边没有）。我实在忍不住，轻声提醒她，她这才诧异地说她完全没有注意到。我说：“你是我见过最不爱漂亮的女孩。”她趴在我肩膀上笑个不停。
古时候那位书生十年寒窗苦读也未必中举，眼前这位现代书生夏天开工，春天动笔，秋天上市，洛阳纸贵。书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八日
琼瑶姊和我的命运，都是因为同一本书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而这本书令我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了名。
十七岁那年，高中毕业，走出校门，脱下校服，烫了头发，走在台北西门町街头，让星探发现了，介绍给八十年代电影公司，电影公司送我一本小说——《窗外》。
小说第一页
江雁容纤细瘦小、一对如梦如雾的眼睛、带着几分忧郁。
两条露在短袖白衬衫下的胳膊苍白瘦小，看起来可怜生生。
小说第二页
江雁容心不在焉地缓缓迈着步子，正沉浸在一个她自己的世
界里，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世界。
我当时心想，这不就是我吗？我天生纤细瘦小、敏感、忧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三岁。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每天上学和回家都得走上十分钟的路。而这十分钟我总是陶醉在自我的幻想世界中，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看完《窗外》，我深深感觉，《窗外》正是为我而写的，而江雁容这个角色舍我其谁呢？
八十年代电影公司导演宋存寿果然确定由我饰演《窗外》里的江雁容，当时母亲坚决反对我走入娱乐圈。我想拍的意愿正如小说里江雁容爱老师康南那样的坚定，母亲为此卧床三日不起，最后还是拗不过我。转眼间三十九年过去了，当年母亲拿着剧本（剧本里所有接吻的戏都打了叉）牵着怯生生的我到电影公司那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拍摄《窗外》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戏里江雁容最要好的同学周雅安，正是我高中的同窗好友张俐仁，拍这部戏就仿佛是我们高中生活的延续，对我们来说没什么难度，导演直夸我们演得自然。记得有一场我喝醉酒躺在老师康南床上的亲热戏，我不让张俐仁看，她爬上隔壁墙很高的窗台上张望，我怎么也不肯演，导演没法儿，只好把她关起来，为了这个她气了我好几天。
虽然母亲和我在剧本里打了许多叉，最后导演还是拍了一场接吻戏和许多场夫妻吵架的戏，因为我刚从学校毕业，很怕老师和同学们看到会笑，所以好希望这部电影不要在台湾上演，没想到正如我当年所愿，《窗外》一直到今天都没在台湾正式上映。
琼瑶姊总是一头长发往后拢，整整齐齐地落在她笔直的背脊上，小碎花上衣衬一条长裤。第一次见到她，她就是这样打扮，那是我拍《窗外》四年后的事。她和平鑫涛到我永康街的家，邀请我拍摄他们合组的巨星电影公司创业作《我是一片云》。平先生温文尔雅，他们二人名气都很大，态度却很诚恳，我们很快就把事情谈成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拍拍胸口说，见他们之前好害怕好紧张，他们也拍拍胸口说，见我和我父母之前也好害怕好紧张，结果大家笑成一团。
从七六年到八二年，我为巨星拍了八部琼瑶姊的小说，《我是一片云》、《奔向彩虹》、《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雁儿在林梢》、《彩霞满天》、《金盏花》、《燃烧吧，火鸟》。
之前的七二年至七六年已经拍了四部不是巨星制作的琼瑶电影，《窗外》、《女朋友》、《在水一方》、《秋歌》。可以说我的青春期，我生命中最璀璨的十年，都和琼瑶姊有着密切的关系。
少女情怀总是诗，那十年我如诗的情怀总是和琼瑶小说交错编织，那些忙碌的岁月，除了在睡梦中，就是在拍戏现场饰演某一个角色，生活如梦似真，偶尔有几个小时不睡觉不拍戏做回自己的时候，我会跑到琼瑶家倾吐心事。琼瑶姊总是奉上一杯清茶，优雅地坐在她家客厅沙发上，耐心地倾听我的故事，我们时而蹙眉，时而失笑，她写出千千万万少男少女的心事，所以我们也有许许多多共同语言，有时一聊就到半夜两三点。有人说琼瑶姊的书是为我而写，我倒认为是因为我的性格和外形正好符合琼瑶姊小说中的人物。
那些年母亲经常为我的恋情和婚姻大事而操心，不时打电话给琼瑶姊了解我的状况，琼瑶姊形容母亲爱我爱得就如母猫衔着她的小猫，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才能安全。最近重新翻看《窗外》，原来琼瑶姊也是这样形容江雁容的母亲。
从十七岁饰演《窗外》的少女，到现在拥有三个女儿的母亲，我很理解江雁容的情感，也能体会江母爱女之心切。心想如果我和女儿是这对母女我会怎么处理。于是我推开爱林的房门，她正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做功课，一头如丝的秀发垂到肩膀，望着她姣好清秀的脸孔，我看傻了，她今年十五岁，出落得有如我演《窗外》时候的模样。我坐到她身边跟她讲《窗外》的故事。“如果你是江雁容的母亲你会怎么做？”我很茫然。“年龄不是问题，我会先了解那个老师是不是真的对我女儿好。”“他们年龄相差二十岁欵！”她看我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想笑，小手一摆淡淡地说：“我是不会交这个男朋友的——”
七十年代末，忘了是哪年哪月哪日。有一个黄昏，我正好走在琼瑶姊仁爱路的家附近，突然想起找她聊天，于是就按了门铃。一进门见她神情黯然，垂首独坐窗前的沙发上。待我走近，她幽幽地说：“听说××死了。”“谁？”“我老师。”“……”窗内的灯一直没开，窗外橙红的落日渐渐消失，我脑子里泛起的竟然是读书时期看的一部《窗外》黑白片，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江雁容的背影，她独自走在偌大的校园操场，镜头慢慢拉开，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
琼瑶姊从来没有跟我谈起她的爱情故事。依稀记得平先生曾经说过，琼瑶姊写完《烟雨濛濛》后，从高雄到台北接受他安排的记者访问。回去时，平先生送她去车站，不知怎么居然跟她一起上了火车，在车上聊了很多很多，结果他一直聊到台中才下车，我听了很感动，问他聊了些什么？他说他们的话题围绕着琼瑶姊的小说《窗外》、《六个梦》和《烟雨濛濛》转，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谈《窗外》。
我认为，平先生一定是被那个敏感、忧郁、多情的江雁容和她的创作者深深地吸引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八日
今年七月的某一天，我们在徐克家聊天，徐克很自在地抱着小狗APPLE，他那自在的手，偶尔也会搓搓他那白得似乎没晒过太阳的脚巴丫子，看他搓得自然，我也就不觉碍眼，仿佛他是山上修行的高僧，随心所欲地做他喜欢的事。聊着聊着，他拿起桌上的芒果和刀子，徐太施南生急着叫他去洗手，怪他抱过狗没洗手就吃东西不卫生，我想起他手搓过脚，也皱着眉头扯着嗓子劝他去洗。徐克一动也不动，我只好劝南生去拿条湿毛巾，南生边走边嘟囔着：“用毛巾和洗手到底是不同。”我说总好过什么都不做。话刚讲完，一条雪白湿毛巾已经递到徐克眼前，混乱中芒果已经传到了另一个女孩手中。这女孩从北京来，是演员孙红雷的助手，孙眼很尖，一看这情形，马上吩咐助手帮忙切芒果，那美丽的助手对着芒果发呆，我觉得奇怪，心中暗忖，是不是因为生长在大陆没见过芒果？再仔细一看，原来徐克已在芒果上方划了三刀。
曾经听南生说过，她在一家高级餐厅见过一名高贵女子优雅地吃芒果，芒果吃完，除了表面开的方块小洞和吃掉的果肉，整个果仁完好无缺地包在果皮里。于是我故作优雅地说：“让我来。”接回芒果，我再划上一刀，果皮上有个口字，我把口字上的皮拿掉，递了个小调羹给徐克，问他是不是要这样吃？
徐克在纷乱中，手还保持着刚才被抢掉芒果的姿势，圆瞪着大眼，还没合上的嘴巴发出一声：“是啊！”我松了一口气：“哦——这样就不怕你手脏了。”徐克这才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芒果肉从那小口子挖出，一勺一勺地往嘴里送，吃完上面和周围的肉，再用调羹把下方的果肉和果皮分开，然后两手拿着芒果两头，把果仁一转，果仁下面的果肉就给翻了上来。就这样，大导演干手净脚地就把整个芒果给干了。
我猜他心里一定在想，我老爷只不过是想吃个芒果，瞧他们几个紧张成什么样子！
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言情小说网
其实自认连信都写不好的我，哪有资格为才子马家辉写序。在我认识他的头三次会面里，他每次都递给我一张名片，并且邀请我在《明报》写专栏，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被他的诚意所感动。
大约在两年前，我和施南生在半岛酒店的瑞士餐厅吃饭，刚好徐克和一位教授在隔壁谈事情，南生知道我不喜欢应酬和怕见生人的性格，事先征求我的同意，虽然我爽快地答应了，但心想这餐饭一定很闷。没想到和徐克一起进来的是一位翩翩风度的青年书生，而我们整晚的话题竟是女儿经，当时非常同情他那爱女儿、疼女儿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很想好好地开解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名片上写着“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他答应下次见面时送我一本书《女儿情》，那是他和太太合写，送给女儿马雯一岁的生日礼物。
第二次见面，是在我从台湾回来的那个夜晚，在赤鱲角的高速公路上，心里有些感伤，拨了个电话给南生，刚巧他们请了马家辉夫妇在家里吃大闸蟹，要我过去，于是我直接从机场到南生家。
家辉太太美枝跟我一样是嫁到香港的台湾姑娘，也是我们林姓本家，聊起天来特别有亲切感，我跟她聊起这两年奔走于台北、香港的感觉，就好比经常游走于地狱与天堂之间，我描述着每当在桃园机场下机，我的心情就渐渐地沉重起�